本书是茨威格继《三大师》等作家传记之后创作的历史人物传记的第一部。这些传记的特色便是心理分析。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在1929年面世，是他开始创作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传记的第一部，他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这一开拓性试验的成功使他成为本世纪享有盛名的传记作家。
富歇的生平是一部充满令人惊讶的历史。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年，投身革命，历经公安委员会、督政府、执政府、帝政、复辟等一系列重大的转变，许多人在这些历史的转折时期不是身首异处，便是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惟有富谢这一数朝元老，非但不倒，还始终位居要津，大权在握。
斯台芬·茨威格在本书里展现这位风云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这位一代圣杰的灵魂，给那些风派人物画上了一张群体画像。《法兰克福报》称它为“一个艺术品，铺展得很开，充满了诗意的成分”。

《美丽与权欲——法兰西悲情王后玛丽安托内特传》是一部精彩绝伦的传记作品。——《纽约时报》　　非常吸引人……凡尔赛的宫廷生活栩栩如生。——《华盛顿邮报》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为一个“灵魂的猎者”。

任何一件文献，尽管它的悠久历史经过周密的考证，尽管它是货真价实的归档材料，却保证不了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允。同一件事，在同时几位史家的记载中，却有南辕北辙的出入。此种情形在玛丽·斯图亚特一例中似乎尤为彰明较著。在这里，每有谴责，必有辩解；每有一个“是”，必有一个“不”同它颉颃，两者各有文件为证。
真理和谎言共生，事实和虚构并存，难解难分，以致实际上每种观点都可以做到言之成理。如果你想证明玛丽·斯图亚特预闻了谋杀亲夫，有几十份证词可以供你使用。如果你想支持对立面，证词也不成问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的颜料。传流至今的材料既是如此芜杂，倘若再掺入政治偏见或者民族主义，那就更成了彻底的蓄意歪曲。人处在争论生存还是毁灭的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之间，都抗拒不了诱惑，非得参加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确认此是而彼非，或诋毁此而赞美彼。这是人的天性。倘若像这桩公案，列位著作家多半各有归属，分别属于交锋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是势所必然。总之，新教的著述者把一切罪过都诿之于玛丽·斯图亚特，而天主教徒却归罪于伊丽莎白；英格兰人除了少数例外，都把玛丽描绘成杀人犯，而苏格兰人则把她说成是受害者，一身清白，横遭卑鄙的诽谤。关于“首饰箱信件”，争论更多。一些人赌咒罚誓说它真，另一些人指天誓日说它假。一句话，在这件事上，连鸡虫得失的事情都带有派性的色彩。所以，一个既非英格兰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超然于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或许能够比较客观而无成见地评说一番；一个有热烈的兴趣而无派性偏见的艺术家，或许更能够理解这出悲剧。
即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断言他所知道的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种种行状都是不容置疑的真情，那也是过于大胆，叫人不能原谅。其实，他唯一能把握的，只是某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而至于他以他的全部智力和良知认为客观的观点，也难免带着几分主观性。史料成了一本糊涂帐，他只能从糊涂帐中去探究真相。当时诸人的叙述如此看牴牾扞格，故而他对于这桩公案，在每一细枝末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小心谨慎，在某些情况下，最最老实的做法莫如在他的裁断后面打上个问号，承认玛丽·斯图亚特这一或那一事迹至今茫无头绪，无可钩稽，大概永无大白于天下的一日。
因此，作者向诸位奉献这部试作时，抱定宗旨决不采录刑讯及其它威吓和暴力手段逼供而得的证词：实事求是的人决不会指望和依靠屈打成招的口供，把它当作可信的材料。间谍和使臣（这两者在当年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同样如此，经过极其过细的选择才偶见于本书；本书作者
对每一份报告都采取存疑的态度。倘若本书作者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的“首饰箱信件”真实可靠，那是他把种种情状再三斟酌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参照了内在性格方面的因素。凡是文献中有两种相反说法的，本书作者对每种说法都要追溯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必须选择其
中之一，总是酌量这种或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这是本书作者的根本准则。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本身并不是个谜。它的矛盾仅仅表现在表面的发展上，内在的本质却是完整的，从头至尾都是鲜明的。玛丽·斯图亚特属于那种给人印象极深、能迸发出强烈的喜怒哀乐而又为时极短的情感的少数女性，属于那种光辉灿烂而昙花一现的女性，不是那种逐渐凋谢而是仿佛只在一种激情的熔炉中一次燃尽的女性。
二十三岁以前，她的感情始终像水波不兴的溪流；而往后，从二十五岁开始，她的感情也并未汹涌澎湃。唯有那短短的两年，风暴骤起——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成了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又气势磅礴的悲剧，类似《奥瑞斯忒亚》①。唯有那两年，玛丽·斯图亚特作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两年的狂飙使她超越了自己，在不可遏制的冲动中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扼杀了她心中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仍活在诗歌和争论中，却又只能归功于她的激情。
内心生活异常浓缩，全部都是绝无仅有的瞬间爆发，这决定了玛丽·斯图亚特各种传记的形式和节奏。艺术家的任务是再现这条直上直下的曲线，并且表现出它的独此一家的个性。所以，她一生的前二十三年以及被囚禁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与她悲惨的激情喷
薄而出的两年时间相等。作者如此剪裁，但愿诸位不以为恣肆。人的一生中，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吻合。对于心灵，唯有感受的充实方能作为计时的尺度：人的感受不像冷冰冰的日历，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从内心计算逝去的时光。在感情的陶醉中，怡然地挣脱了束缚，受到命运的福佑，人能够在一瞬间淋漓尽致地领略人生；尔后，弃绝了激情，又沦入一片空白，苦挨着永无尽头的岁月，伴着憧憧幻影，陷入荒漠般的空虚。正因为如此，往日的生活中只有那些紧张激动的瞬间才留下了痕迹；正因为如此，生活唯有浓缩成瞬间，唯有通过瞬间，才能够真
实地描叙出来。一个人，唯有烯发出精神力量，于己于人才算真正活着；他的心灵唯有燃烧至白热，才能成为看得见的形象。

几十年前，茨威格是在对他不利但又极具他们那个时代特征的环境下来写自己这些回忆的。因为在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他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象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茨威格自己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他自己脑子里的记忆。不过，他们那一代人已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掉的一切从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恰恰是他的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吧。因为在茨威格看来，人的记忆力不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人类群星闪耀时》由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创作。《人类群星闪耀时》内容：涌动着匪徒、探险家、叛乱者兼英雄血液的巴尔沃亚成为第一个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仅仅一秒钟的优柔寡断，格鲁希元帅就决定了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中失败的命运；七十多岁的歌德像情窦初开的男孩爱上了十几岁的少女，求婚未遂之后，老人在萧萧秋色中一气呵成地创作了《玛丽恩巴德悲歌》；流亡国外的列宁不顾自己的荣辱毁誉，乘坐一列铅封的火车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十月革命就这样开启了历史的火车头……

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除《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亦按时间顺序收录了《火烧火燎的秘密》、《马来狂人》等名篇，作者的创作历程一目了然。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讲述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一个女子暗恋男主人公18年，直至临死才决定向他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