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论文集，收入的十篇文章全部选自《今天》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其中大部分作者现已成为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变革中最活跃、最具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他们进行的文学史写作，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也正是出版此书的意义所在。本书副标题中的所谓“重写”，就是对旧的文学史提出质疑和批判。书中收录文章的发表时间都在1991年至2001年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看，作者们的写作是立足于本土，也面向着世界。

目录：
序：小说中国
辑一
被压抑的现代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寓教于恶
三部晚清狎邪小说
贾宝玉坐潜水艇
晚清科幻小说新论
《老残游记》与公案小说
“谴责”以外的喧嚣
试探晚清小说的闹剧意义
“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
翻译“现代性”
论晚清小说的翻译
辑二
从“头”谈起
鲁迅、沈从文与砍头
“母亲”，你在何方？
论巴金的一篇奇情小说
荒谬的喜剧？
《骆驼祥子》的颠覆性
做了女人真倒楣？
丁玲的“霞村”经验
半生缘，一世情
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
辑三
从老舍到王祯和
现代中国小说的笑谑倾向
女作家的现代“鬼”话
从张爱玲到苏伟贞
原乡神话的追逐者
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
落地的麦子不死
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
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
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演变
华丽的世纪末
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
辑四
历史·小说·虚构
现代文学史理论的文、史之争
以近代中国政治小说的研究为例
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
想像中国的方法
海外学者看现、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
世纪末的中文小说
预言四则

1980年代的文学和学术已经成为一座“知识•历史•遗址”，《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认为通过“重访”的方式，才能比较客观和真实地接近它，把其中被各种叙述所覆盖和压制的东西尽可能地揭示出来。这种揭示的目的不是“揭破历史真相”，“发现历史隐秘”，而是把它变成研究今天文学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足轻重和并不讨好的休闲娱乐。文学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这已经成为了困扰许多文学工作者的一件事情。
文学以及人文学科的这种困扰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米勒中心为美国宪法二百周年庆典举办的一个有关宪法的讲座上，肯尼思提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生的一场重要的争论。攻学家和生物学家常常对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说：“我们不断地发明东西：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新的各种谷物和麦类，而你们这些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
所以被讲述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故事，并且总是具有传奇的性质。我们只有通过帮事才能接触历史。“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文学史也是一个故事，或者说需要一个故事。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是由谁讲述的？谁有权力讲述故事？
本书以十一篇学术讲演构成，始终围绕文学这个中心，试图从文化、生活、人性等诸多方面，解释文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种种困扰。

《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主要讲述了：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回忆录，30年先锋文学的隐秘地图，30年中国文学一条勃动的根茎，一本在中国大陆只闻其名未见其书的“名著”。书中涉及到与北岛，顾城，海子等近百位当代先锋诗人之间的交往，对他们的写作惊醒了描述和分析。曾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956:百花时代》里所要评述的，是发生于1956年的中国的文学现象。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这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曾被人称为“百花文学”。仿照这一称谓，我们可以将所要评述的这个历史时间，称之为“百花时代”。
这个称谓的由来，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提出了并开始实施被称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方针的提出，有着国际上的和国内的深刻的背景。它的名称，采用了一种描述性、想象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并与中国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历史情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相联系。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也让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一口号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总之，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勾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同的憧憬。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空间似乎一下子拓展了，变得开阔了起来。历史也许并没有单一的主题，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应该说是有相当一致的意向。

1948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面临着重大变局，文化生态与文化体制即将迎来深刻的变化，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谁能穿越世事纷纭，看透历史的变数？被郭沫若斥为“粉红色”作家的沈从文，在一封信里透露出了深刻的历史预感：“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本书在参考大量报刊、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从具体的历史细节进入1948年的历史现场，广泛涉及文学作品、歌曲、演出、出版、校园文化、文学与政治的互动等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著名文化人个体命运的揭示，探讨了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种种纠葛，对共和国初期文化体制的形态及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书材料丰富，文字生动，叙述富有张力与内在激情。虽是历史著作，但洋溢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钱理群先生备受好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了解那段历史，乃至当代共和国史的重要著作。
目录：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冲击波——《人民日报》传出的信息——蒋介石的元旦训词——《文艺先锋》宣布的官方文化政策——《大公报》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仰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共对文艺的领导——文学党性原则的明确提出——“我们”文体的新特征 ——以思想斗争（批判）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三面出击：郭沫若怒“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代表的“反动文艺”；批判路翎、姚雪垠、骆宾基等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对胡风及其朋友的批判与警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警惕与防范——以解放区文艺为样板的“人民文艺”的大力倡导——新的美学原则，文艺创作、批评模式在建立中——对五四与鲁迅的再评价：争取文化领导权与正统地位的自觉努力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学生运动与校园文化——群众歌曲的革命功能——革命盛大节日里的活报剧演出——漫画：精神原子弹——朗诵诗的政治性、群体性与行动性——狂欢的广场文学（艺术）——大学教师在学潮中——自由主义教授的困境、挣扎与分化——师生共识：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40年代末的诗歌刊物与流派——前期《诗创造》的兼容并包性——在内外压力中挣扎—— 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孕育与聚集——《诗创造》的改组与《中国新诗》的创刊——40年代末现代主义诗歌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相通与对立——“中国新诗” 派诗人与七月派诗人的相通与分歧——共同的命运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萧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集权、秩序、规范与独立、反叛、自由之间——萧军与王实味事件——《文化报》与《生活报》的论战——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萧军反动思想”的运动——五四启蒙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争夺战——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言论自由的尺度——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身份的消失——“大批判”思维、文体的开创——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示黄牌——人们期待中的萧军的反应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朱自清的“背影”——晚年心境的沉重面——1928年《那里走》的困惑，二十年后再思考——对知识分子边缘位置的正视与“悬空感”——向下层人民寻求支撑点的欲求与害怕失去自己的矛盾——既“调整”又“保持”的文化（学术）选择—— 沟通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集体主义革命话语，沟通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雅俗共赏、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本不合时宜，却被大用的结局——追悼中的“学者与文人”的朱自清——朱自清转变问题的提出——革命话语对朱自清的改造——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结合：毛泽东的盖棺论定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胡风向“明天”扑去——他眼里的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异质性与挑战性——受伤的狼的突围与出击——以斗争为中心的思维、情感与心态：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同一——自觉地捍卫五四传统：“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的斗争”；坚持启蒙主义；反对向 “旧形式”投降——胡风要为他漠视批判者的警告付出代价——胡风与毛泽东心灵的相通——胡风的悲剧：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留下的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丁玲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命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诞生—— 纳入体制：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创作主体的变化：首先是党的干部、战士，然后是作家——以党的政策为创作起点与接受终点——文学的真正主人：革命化的“新人（工、农、兵英雄人物）”——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作家的艺术思维：阶级斗争的艺术想象逻辑（题材、人物创造、结构等）——用党的革命语言规范一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周立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示范意义与部分背离——独断话语权的文学秩序的建立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部队宣传队（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独创——泛黄的历史资料所留下的记忆——把毛泽东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推向极致：文艺军事化的新范式——快板诗人与“兵写兵”群众运动——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与改造：北方农村的演剧与诗歌创作运动——对农民文化的推崇与对市民文化的拒绝——《斜不压正》：赵树理的“党的立场”与“农民的立场”的统一与矛盾，他的文学命运的戏剧性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沈从文的文学梦想——对五四先驱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历史定位——《看虹录》：将“抽象的抒情”引入小说叙事的自我突破，却一再受到批判——40年代末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同样被遗忘——沈从文终于“觉悟”：不能随着时代变动而改变自己，只能面对“提前死亡”——“投岩麝退香”：沈从文和他的朋友呼吁“文物保卫”——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左倾，少数人退守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讨论“如何对待红绿灯的指挥”等问题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毛泽东三次急电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必须保护文物与知识分子——蒋介石亲自组织“抢救 ”学界知名人士——“危舟将倾”的末世景象，旧秩序再也无法维持——知识者故土难舍，“为伊消得人憔悴”——国民党高压政策为渊驱鱼——走下飞机的仅胡适等人——梁实秋：战乱中的生离死别——枪炮声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天下愈乱吾心愈治”：无人顾及中的学术坚守——《浦江清日记》里“三不管”地界中的清华园——稀落、仓皇的“南下”与浩荡、有序的“北上”：两股知识分子人流——“我今真解放”：郭沫若一路高歌——卞之琳等远方归来：赤子的虔诚
不算尾声()
叶圣陶终于“远行”，结束游离状态——郑振铎重读《画梦录》——胡风想起小贩挣扎的叫卖声，他没有在香港“净罪” ——路翎写《危楼日记》，为“时代末日”作忠实记录——丁玲作为新中国的女作家在国际舞台亮相，她感到无比自豪——《传家宝》：赵树理仍在关注农村现实中的“问题”；老赵进城的意义与困惑——萧军的消失：又一个“提前死亡”——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游乐会上处处感到“他”的存在——一颗无声的政治炮弹，沈从文的绝望与去不掉的迫害感——“今日复何悔”：胡适、傅斯年凄然对饮吟陶诗——国民党政府“最后的晚餐”——张道藩拜别母墓悄然离开南京——倾听“北方” 的声音：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培文书系•文学与当代史丛书: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主要内容简介：日本学者竹内好对中国作家鲁迅的研究一直是中日思想界和文学界不可绕过的重大课题，遂有“竹内鲁迅”之说。《培文书系•文学与当代史丛书: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力图在描述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基础上鉴别、比较、发掘“竹内鲁迅”的独特内涵.同时，《培文书系•文学与当代史丛书: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的理论创新还体现在如何看待异国知识分子借鲁迅来反省自身现实的态度之上.鲁迅是属于世界的，《培文书系•文学与当代史丛书: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的一切只力图提供一个较为准确完整的“竹内鲁迅”形象，这不但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界提供不同价值观的参照系数，同时可以看到鲁迅的文学及其精神在东亚产生了怎样重大的影响。

為趙剛喝采
呂正惠
2009年10月中旬，我為了撰寫陳映真的一篇論文苦惱不已，我始終在兩、三個模糊的主題間徘徊、動搖，無法敲定一個中心點，這時候距離11月21日預定於交通大學召開的陳映真研討會只剩一個月的期限了，突然我收到趙剛發來的一篇文章，分析陳映真第一篇小說〈麵攤〉。
這一篇文章讓我大吃一驚。我對〈麵攤〉一直抱著成見，認為不是好小說，因為裡面似乎同時存在兩個情感重心，模糊了小說的主題。趙剛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對此有極精采的分析，他讓我終於了解，陳映真為什麼會寫成這個樣子。同時，他對小說中一個隱微的意象作了出人意表的詮釋，我認為完全切合陳映真的用心。〈麵攤〉是不是好小說姑且不論，至少趙剛解開了我長期的迷惑。我立刻給趙剛回了一封信，熱烈的讚揚一番。
隔了幾天，趙剛寄來一篇五、六萬字的長稿，說，這才是他要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此文刪削、修改後成為本書第一篇)。我在電腦上速讀了一遍，又印下來細讀了一遍，真是嘆服不已。我回了一封長信，其中這樣說：
你的文章對陳映真某些小說的解讀極讓人激賞，特別是〈永恆的大地〉關於台灣妓女的部份(我不能肯定你的解釋是否過度詮釋，但仍然極有價值)，以及〈祖父與傘〉的寓意。〈祖父與傘〉我一直很喜歡，但沒想過陳映真為什麼要寫這一篇，你講的很有道理。我認為，你對這一篇和〈麵攤〉的解讀是你的陳映真評論最有貢獻的部份。〈獵人之死〉、〈哦！蘇珊娜〉、〈蘋果樹〉也很好，這三篇(還有〈永恆的大地〉)我讀過好幾遍，有一些地方我沒看出來。……你的陳映真評論幾乎是火山噴發式的，真是讓人驚嘆。向你致敬。
趙剛對早期陳映真幾篇小說的細讀，我只能用「真了不起」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像〈祖父與傘〉那樣的詮釋，恐怕任何人都不會想到的。像〈永恆的大地〉那樣的「破譯」，讓自以為猜對了一半的我恍然大悟，那才是「正解」。我跟趙剛戲稱，他天才地創造了陳映真三大詮釋(還包括〈麵攤〉)。後來趙剛又陸續寄來幾篇，其中他對〈一綠色之候鳥〉、〈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最後的夏日〉和〈雲〉的解讀，雖然都跟我原來的想法不一樣，但我也立刻完全認同。
我可以十分有把握的說，關於陳映真許多具體作品的「破解」，趙剛遠遠超過所有以往的陳映真評論。
我寫過一些小說分析，知道要這樣細評小說，又不流於胡猜，非把小說讀個五、六遍不可，而且，凡遇到疑惑處，非反覆思索不可，現在許許多多的文學論文，說實在的，根本沒有好好讀一次作品，就按照某種理論編出來了。我自認為是肯努力讀小說的，但要跟趙剛比，只能說差得遠了。趙剛在〈自序〉第三節談到他如何苦心閱讀陳映真，其實那才是研究文學的基本方法，值得台灣自以為研究文學的人好好讀一遍。
不過，細讀陳映真的每一篇小說，只是趙剛研究陳映真的出發點，趙剛的主要目標，是要勾勒出陳映真思想的發展歷程，並且思索陳映真思想對當代台灣知識分子所可能具有的啟示作用。就我目前所閱讀到的文章而言(還包括本書之外的許多單篇)，我認為，趙剛對陳映真的整體研究，為我們作了一個作家研究的示範，讓我們知道：在戰後這一個極端扭曲的台灣社會裡，像陳映真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青春的烏托邦幻想與政治整肅的巨大恐懼下，曲折地發展出他的小說寫作的獨特方式，以及藉由小說所折射出來的思想的軌跡；隨後，在越戰之後，他又如何發展出一套第三世界想像，並藉著另一種小說，思考台灣知識分子的位置及其潛在問題。雖然趙剛對陳映真的研究，還伴隨著他個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但把趙剛的主觀成分加以過濾，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陳映真五十年來的創作與思考的完整的歷程。在戰後台灣文學的研究中，我以為趙剛所作的工作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只有對陳映真的完整了解、只有在這了解的對照下，我們才能真正領悟戰後台灣文學(甚至台灣社會) 的根本問題。就此而言，趙剛的研究應該得到所有台灣文學研究者的重視。
以上談的是，我對趙剛文章內容的看法。但我的感想並不只限於這些。我一面讀這些文章，一面想起陳映真。二十年前我寫過兩篇陳映真的評論，那時我還沒認識陳映真。1992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跟陳映真才有比較多的交往，曾經有幾次跟著他辦事。我跟他的關係，接近於左派意義上的「同志」，雖然我對他懷有濃厚的感情，但我們的氣質並不相投。那個時候他非常的孤獨，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而我也非常的孤獨，但我們卻無法相濡以沫。那時候我常常覺得，作為台灣統派的領袖，陳映真可以做得更好。在一篇篇讀著趙剛的評論時，我有時候會很想念在北京養病的陳映真。我曾跟趙剛說，如果陳映真現在能讀你的文章，那該多好。如果趙剛這些評論寫在90年代，我相信陳映真會受到很大的感染，也許他的作為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歷史就只能是目前這個樣子，這才是真正的歷史。
那一陣子我也常常想起趙剛這一、兩年來這種沉迷讀陳映真、執著想陳映真、熱衷寫陳映真的「非理性」行為。我相信我了解這種行為，這叫做「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是一種十足的投入。這種投入是一種精神需求。我很了解，趙剛藉由閱讀陳映真所想探求的、所企圖建立的、那一種模糊的說不出的東西，和我心中所嚮往、所寄託的，並不一致；但那種「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契而不捨，我也很了解。一個人意識到認識上有了困境，不惜以拼搏的精神去尋求，似乎模模糊糊看到了答案，但也不敢肯定是一條康莊大道，這樣的人是非常勇敢的。世上多的是自以為智珠在握的人，究其實，不過人云亦云而已。趙剛在自序中坦然承認，昨非而今是，這也是勇敢的。我以為，不論趙剛在陳映真評論上得到了多少睿見，事實上還因為他背後的這種精神引發了我熱切閱讀的情緒。
這篇序是我主動要求的，很感謝趙剛給我這個機會。
2010年9月19日
補記：趙剛的陳映真評論還要出第二本，我想提請讀者記得，一定要繼續讀第二本，不然只算讀了一半。
道上同志
陳光興
英文有一個詞，fellow traveler，用在知識上是說，一些人或許因為時代吧，有著共同的志趣，研究也好，寫作也好，運動也好，起承轉合的路徑都很相似，一起走了蠻長的路，這個字譯成同路人不好，同好也不對，在這個序特定的脈絡中，姑且譯為道上同志。
趙剛跟我該是道上同志的關係。我們是同一代人，小時候大概都是混混(不同的是他從小不知道從哪兒打了很好的中文根底，啟蒙也比較早，出國前還讀過《中華雜誌》跟《夏潮》)，後來糊裡糊塗地去美國唸書，從來都沒想要變成學院裡的體制中人，但是回到台灣卻也不小心混到學校裡教書。因為思想上都有點左傾，就在1990年代初被拉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以下簡稱《台社》)，於是變成了戰友，當然也替《台社》得罪了不少人。
趙剛 80年代末的博士論文跟工人運動有關，記錄了當時台灣第一波的自主工運遠東化纖罷工，是重要的歷史分析文獻。因為那時候政治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我這個剛剛回家、那時還不敢出櫃的左翼分子，很自然的也就被捲入其中，寫過文章，開過課，大都環繞著支持社運的人民民主論來展開。趙剛對工運持續的思索，展現在1996年的〈工運與民主：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台社》24期，1996年11月)與1998年的〈跳出妒恨的認同政治，進入解放的培力政治─串聯尼采和工運( 或社運) 的嘗試思考〉(《台社》30期，1998年6月)，這兩篇論文成為90年代反思工運的傑作，後面這篇出版後，妒恨與培力都成為圈子裡常用的關鍵字。
隨著政治社會的變化，到了90年代中期左右，台灣民族主義高漲，族群政治隨之被挑動起來，趙剛跟我很自然的又被捲入論戰；我們那兩篇出了名讓人討厭的文章，〈帝國之眼〉(《台社》17期，1994年7月)，〈新的民族主義， 還是舊的？〉(《台社》21期，1996年1月)，是同一個脈絡下的產物。除此之外，趙剛在媒體陸續寫了好些文章，批判族群民族主義，這些後來都收錄在《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趙剛，《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得停下來說一句的是：趙剛在學院裡的處境比我艱難，文化研究本來就不是什麼正規的學科，頭上帶了那頂帽子在 90年代學院專業化還沒完全成形的時代還有些空間，但是社會學不同，早已門禁森嚴，要在社會學界討生活，得行禮如儀，結果趙剛犯了忌，不顧情面的對同行進行批評，當然就被扣上違反學術規範進行點名批判的惡名，從此日子難過了。其實，直到今天，社會學界還沒面對的事實是：趙剛的存在大大幫了社會學的忙，除了他在90年代開始幾乎參與了思想界大大小小的論爭，還有哪幾位社會學家進行過如此積極有質量的思想介入？社會學作為一個學術傳統，在世界各地都不斷地發揮它的批判力與自我反思的力量，但是在台灣卻大量被體制收編，那個學科中該有的批判力道幾乎喪失殆盡，不是死在專業化手裡，就是死在跟著政權移轉隨波逐流，成為積極介入社會的思想力量微乎其微。有了極少數趙剛們的存在，台灣的社會學至少外表看起來還沒有完全沉淪！
與台灣民族主義交叉重疊的省籍問題，趙剛很早就已經觸及，並且進行了田野研究，〈認同政治的代罪羔羊：父權體制及論述下的眷村女性〉(《台社》21期，1995年6月)，就是他在這方面的力作，我自己是到了2001年才直接處理了這個問題，而他則又走入台東，花了很長的時間訪問寫成了《頭目哈古》(聯經，2005)。透過老頭目的眼界，既進一步打開族群問題的思考視野，同時也進一步思索如何能更在地、更積極的開展新的思想方式。
隨著台灣與中國大陸重啟互動關係，兩岸的學術界也都不免捲入其中。趙剛和我也在1990年代後期一起去大陸開會，後來也陸續在北京清華大學訪問。過去十年間，我們在大陸結交了一些氣味相通的朋友，也通過《讀書》雜誌發表了一些讓很多人不舒服的文章，跟大陸思想界保持了持續的互動關係。
除了《台社》的長期合作，趙剛跟我也是街頭上的同路人，在街頭走在一起，常在工運的秋鬥遊行中碰面。記憶猶新的是2006年的紅衫軍運動，《台社》的同仁集體出場了好幾次；趙剛在9月初調動了他社會學的專業方法，進行了一週參與觀察，留下了至為重要的歷史文獻〈希望之苗〉的倒扁運動觀察報告(《台社》64期，2006年12月)。
除了在思想上貼近政治社會的變動外，我們也慢慢發現我們90年代初期開始慣用的知識方式面臨了瓶頸，必須在原有歐美的學院訓練外尋找其他的知識方式與出路(我們目前暫時稱之為「歷史轉向」)。這樣改變知識方式的迫切感，部份與我們不斷試圖深化思考的台灣現實有關，部份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加速有關。面對經過社會主義歷史進程的複雜的大陸現實，需要把歷史的縱深拉長，才能貼近地理解大陸，乃至於與台灣的關連。據我所知，趙剛近十年花了很多的時間閱讀不同的思想資源，包括重讀古書，也包括徐復觀等等 。
沿著以上的軌跡，我們重疊的路途向前推進。 2008年為了準備《台社》二十週年會議，提出面對兩岸關係的思想方向，我們一起參加了半年多的讀書會，共同閱讀了以韓國思想家白樂晴為中心的分斷體制論，最後趙剛完成具有高度爭議性的長篇論文〈以「方法論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台社》74期，2009年6月)。
也是在尋找貼近歷史現實的另類思想資源的路途中，我們發現過去捨近求遠，沒有認真挖掘、整理台灣戰後批判的思想界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寶藏。為了準備2009年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我們再一次一同走了一段目前還沒走完的知識旅途。有趣的是，我們都對陳先生的文學特別感興趣，還分別在學校開了課，跟學生一起讀他所有的小說。結果，我才寫完一篇，趙剛已經一發不可收拾，除了其他許多單篇的短文分別處理閱讀不同的小說外，就生下了大家手上這本研究陳映真早期思想的專書。
趙剛跟我都不是念文學的，也沒學過文學研究的方法。他是以社會理論的訓練根底，分析文學中所承載的思想，妳如果把它當文學批評來讀，可能就誤會了，趙剛的興趣終究在思想。他把小說放回它所由之產生的原有時代的政治社會中，去體會一個左翼分子如何面對自己身存的歷史環境與課題，包括解讀出中間因為時代的政治限制所表現出那些非常隱諱、曖昧的面向，以充分釋放出其中深刻的思想含量，使之成為今天重建台灣左翼文化的潤土。幾位對陳映真文學有深度認識的前輩學者，共同認為未來的陳映真研究一定得參考這本書所開啟的討論方向。所以，看來趙剛又替社會學界加了分，他的社會學理解，他分析能力的深度與厚度，他令人讚嘆的敏銳和胸懷，他令人羨慕的文筆，使得他成為社會學界中少數能跨出自己專業而在思想界產生影響力的社會學家。
回頭來看，趙剛跟我一路走來，二十年間幾乎是未經規劃的持續重疊。但是別搞錯了，這中間沒有組織命令。我們的差異其實很大。趙剛有很濃厚中國文人的色彩，文筆特好，下筆辛辣，刀刀見血，文風刁鑽，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特別學不來的，當然是他的博士論文時期養成的社會科學田野調查的能力。雖然惺惺相惜，但是也從來不全然同意，很多看法上都有差別。趙剛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有內在的、同情的理解，我的養成錯過了這段，後來的亞洲、第三世界轉向，更堵住了這個可能。趙剛欣賞尼采，但是我沒找到路口與尼采相遇。無論差異多大，能有這麼一個道上同志，內心十分感念。
未來的路往哪走，怎麼走，都不可知。但是，我認為趙剛走出了自己的風格，自己的風采，自己的路。
這本陳映真研究就是難得的成就，我以台灣思想界能生出這本書為傲。
是為序。
2010 年秋天於寶山

陳映真是當代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海內外歷來各項文學經典評選，均名列前茅。陳映真的文字獨具魅力，思想層次分明，所有作品都在他不移的理想主義、使命感、和廣大的同情所規範下成型，將社會、人性、和歷史的問題，以動人的故事娓娓道出，感人肺腑，睥睨時代風潮趨向。陳映真已有十四年未曾出版小說新作，《忠孝公園》是他停筆多年之後的最新力作，寫出當前台灣及時代淵源的種種複雜情節，令人深思。作者並將其所有舊作，重新審訂校正，合為《陳映真小說集》共六冊，由洪範以全新雅致的面貌隆重推出。

《艳阳天》(共3册)是一部取材于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它以宏大的规模、细致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既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标本，又使我们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作品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特殊的结构和人物群像的塑造。小说采用的是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就故事的基本线索而言，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麦收前，萧长春回村和马之悦、弯弯绕等人斗争，否定土地分红，制定出分配方案→准备麦收，马之悦等人不甘心失败，萧长春调整领导班子，斗争日趋尖锐→麦收开始，阶级敌人蓄意破坏，杀人、抢仓、拉牲口，萧长春领导贫下中农继续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但在叙述过程中，作家自觉向横的方向扩展，描写同一时间里不同人物在不同地点的活动。小说第一卷的第2章至第32章，近30万字，写的只是从萧长春回东山坞那天夜里到第二天晚上约24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就在萧长春忙于了解情况、召开干部会、去乡里请示王书记的同时，马立本受马之悦指使四处活动，弯弯绕等人叫喊饿死人了、去会场闹事、倒卖粮食，焦淑红等青年人在河边种果树，焦二菊、焦振茂等社员去看麦子，五婶和马老四、哑巴等人一心一意看管社里的菜园、牲口、羊群，等等。小说第二、第三卷也采用同样的写法，第106至110章叙述的故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许多人物出场的时候，作者还对他们的出身、经历作详细交代，这样就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在展示农村社会生活画面的同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个个呼之欲出。同样是坚持原则、党性强的领导干部，萧长春智慧、有谋略，韩百仲直率、固执；同样是利欲熏心的投机家，马之悦阴险、奸诈、世故，马立本自高自大、不切实际而又胆怯；同是自私自利的中农，弯弯绕圆滑、精明，马大炮头脑简单，莽撞；同样是安份守己的中农，焦振茂又认真又古板，事事按政策条文办，而韩百安又胆小又懦弱。即使是落后分子孙桂英，也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虚荣、聪明，而又带着一点天真和无赖气。因为名声不好，她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大家看重她，她比谁都积极，处处逞英雄。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不同的思想观念、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来塑造其性格，同时对人物语言的描写也生动而富于个性化。弯弯绕放鸡吃社里的麦子受到批评，大伙儿问他为什么骂农业社，他无言以对，便一跺脚：“只当我放屁了。”一句话就表现出了他的无赖与狡猾。孙桂英在识破马凤兰的险恶用心之后赶马凤兰出门，说：“闲话少说，你就快走吧！我生气，气死了。你一辈子也别理我！咱们是云南的老虎，蒙古的骆驼，谁也不认识谁！”这种语言体现出了她的泼辣与机敏。下大雨的时候老烈属王老头也来帮助抢麦子，社员劝阻他，他说：“添个蛤蟆还四两力哪，二爷我咋也比一个蛤蟆强啊！”一句话道出了老人的固执、热心与风趣。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小说还揭示了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特征与价值观念。萧老大因为儿子萧长春挨了马连福的骂，就给马连福的父亲马老四脸色看，虽然马老四早就与儿子分家而另过。这体现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子不教，父之过。王世忠来他家吃饭，因为拿不出好饭菜来招待，他便觉得没有脸见人。这体现的是农民式的自尊与热情。中农户马连升生活富裕，目空一切，但想起自己膝下无子，又闷闷不乐。这实际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在起作用。由于作家熟悉农村、熟悉农民，对农村生活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级的农民形象，因此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对话启蒙时代》是对其的精彩讨论，既有作者王安忆和张旭东的长篇对谈，也有张旭东对文本和启蒙问题的深入分析，更有王安忆对小说“虚构”功能的畅谈。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是一部关注和审视成长的小说，确切地说，是“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对话启蒙时代》对理解小说、理解王安忆的创作理念会有相当大的助益。

《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从高级干部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可以说，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文学双月刊《收获》0702全文刊载。

刻意將印象中深沈內斂的陳映真忘掉，將那個惦念著老左派如何不合時宜的抗拒台灣民粹主義式情緒鼓弄的反感的堅毅的面容忘掉，順著讀《父親》裏那幾篇回憶過往的徐緩步調，慢慢走進溫情浪漫的國度。那不是熟悉的陳映真，不過也不以為意。總歸是生澀慣了的對人間的留戀，老把智性的沈重包袱背在老邁的背上，如果真能溫情點看這紛擾人間，該是遲到的幸福。

真多虧了葉步榮的堅持，陳映真才能露出半邊寫散文的臉，不只單讓人看到寫小說的陳映真及寫評論的許南村。對陳映真而言，絕對有一貫理解人世間雜務瑣事的邏輯，尤其對年少時故世的孿生哥哥的心靈相繫，人們早忘了如今存活在世上受許多同輩文人景仰的小說家的本名，反倒是記得如今早不在人世的哥哥的名字。「我只是想，這樣，我們就一起活著。」小說家是這麼以為的，所以陳生善和陳映真一起活下來，大家幾乎同時記得兩個名字。

只是，堅毅活過風雨動盪的許多日子，倒也看盡人情冷暖，昔日站在同一陣線的戰友，如今一一離棄，筆下悼念那一個個英靈，卻是再老不過的老靈魂。讀《父親》，就像讀著陳映真僅有的私密。

陳映真是當代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海內外歷來各項文學經典評選，均名列前茅。陳映真的文字獨具魅力，思想層次分明，所有作品都在他不移的理想主義、使命感、和廣大的同情所規範下成型，將社會、人性、和歷史的問題，以動人的故事娓娓道出，感人肺腑，睥睨時代風潮趨向。陳映真已有十四年未曾出版小說新作，《忠孝公園》是他停筆多年之後的最新力作，寫出當前台灣及時代淵源的種種複雜情節，令人深思。作者並將其所有舊作，重新審訂校正，合為《陳映真小說集》共六冊，由洪範以全新雅致的面貌隆重推出。

陈映真文集（杂文卷），ISBN：9787505714960，作者：陈映真著

本书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中考察中国在1949－1999年间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与接受，关注这一过程中翻译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照当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书分五部分: 近现代对拉美文学的零星翻译;1950-7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文学翻译机制的建立;1980年代研究"魔幻现实主义" 的拉美文学热;1990年代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作家的译介;结语归纳前述历史过程中体现的中国自身文化定位与世界视野的变迁。 作者力图避免将翻译与政治、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研究思路，尤其警惕不加反省地移植"操控"理论观照本土翻译历史。相反，本书通过细密的历史考察，再现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结，并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恢复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当第三世界/南半球在中国视野中渐次消隐，当全球范围内财富疆界（南/北）渐次清晰时，重提一种第三世界/南半球文学，反观它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历史，再现中国与拉美/第三世界之间曾经紧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无疑是出于某种恢复完整的世界视野、探索多样性的未来道路的一种自觉努力，亦是作者希望在学术写作中带入的一种现实情怀。

《站起来的声音(1949-1956)》为该系列典藏之一，收录的是1949-1956年间的作品，共计19篇。中短篇小说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随着时代的脉搏律动与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选了自1949年以来在读者中享有广泛影响的中短篇小说精品，组成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作为我们的一份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