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中的第一本（余三本为读《周易》《老子》《孙子兵法》）。本书不再采用传统的依从《论语》文本，寻章摘句解读古典文献的方式，而是将整部《论语》打散、拆开来，分上下篇，二十个专题，上篇纵读《论语》，从人物入手；下篇横读《论语》，从概念入手，面向更普及的层面阐释经典。
本书是《丧家狗》的续篇，它和前书不一样，不是通读，而是精读。在这本书里，作者是把《论语》拆开来读：上篇讲人物，纵着读；下篇讲思想，横着读。作者叫“《论语》纵横读”。它和前书有共同主题：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二是讲道统之谬，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

韦政通先生是中国台湾资深学者，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哲学辞典》是其重要的代表著作之一。本书以笔画为检索，以资料为理据，从中国哲学方面的学派、人物、著作、概念、学说及事件等共罗列出432个条目，其内容包括了中国哲学大部分的重要观念。本书语言平实流畅，浅显易懂，突出了通俗性、条理性，不仅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也是喜欢探讨哲学问题的业余爱好者的最佳选择。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内容简介：1982年7月，中国伦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伦理学史座谈会，让我讲一讲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后来由徐少锦同志将讲话记录整理出来，刊登在《伦理学与精神文明M983年第一、二期上。当时语焉不详，讲得很不全面。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毅辉同志语我：“很多同志希望看到你关于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较详论述，希望写出一本书来。”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反复思考，写成十二章，总题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几年前我曾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那是泛论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未讲关于伦理学说的特殊问题。这里只关于伦理思想若干问题的具体分析方法，关于哲学史的普遍适用的方法就略而不论了。
中国哲学中伦理思想比较丰富，所涉及的问题较多，而且学派繁盛，纷纭错综。对于两千年来伦理学说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的清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些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例如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问题，人性学说的理论分析问题，仁爱思想的评价问题，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问题，对于所谓“纲常”的分析批判问题，等等。这中间包含一些深微渊奥的内容，不是浅尝所能理解的。对于传统思想，过高的推崇赞扬是不适当的，但不求甚解、随意否定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具体分析。《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主要是选出伦理学史上关于重要理论问题的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思想观点加以分析评论，借以表示进行伦理思想研究的方法。因古代伦理思想比较艰晦难懂，所以主要谈论关于古代伦理思想的问题。

本书是在21世纪中西文化会通碰撞之际，中国学者对华夏传统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深入思考与全新开拓。
作者追随着孔子的道说，运用新的哲学方法（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来探讨儒家哲理的生动特性，特别注重中国传统视野中的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孔子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儒家所谓“艺”）对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关键意义。
作者揭示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全然异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时间性与身体性，探发了这种时间性与身体性的根本源头：亲子之爱，并对此作了极为新颖独到的阐发。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和儒家传统未来发展的新的可能和远景。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虽非学院派的哲学家，但极具哲人情怀，可称悲天悯人，高瞻远瞩。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是旧时代的殿军，而是新思潮的先驱。中国经过近百年的不断革命，终归宿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就是康有为坚持的道路，尤足深思。
本书着墨于有关思维议题，故叙康氏生平，但求彰显哲人出处；述思想渊源，绘其雏形，一元论精神实贯串始终。康氏改造公羊三世之说，意在致用，以便奠定变法理论基础；及参与变法，理论于现实之间显有落差，而哲人追求立功之抱负，实甚昭然。戊戌政变之后，康力倡保皇，建立孔教，其意义端在循序渐进，稳定发展。至于演大同之旨，融合中西，实寄乌托邦于未来。暮年大谈天游，神驰太空，未必消沉，视野实更为之开阔。凡此要点，分十章论之。

身为大国学家而参与政治的章太炎是近代史上一位突出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个学问家、思想家与革命先驱，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书生风骨。本书在征信求实的基础上，用轻松的笔调、散文的体例，随性之所至，从各个角度去描写章太炎，包括他的故居、婚姻、革命、学问、思想，以及与一些主要历史人物的关系等，由众多的横切面，也许更能谱成整体的真相。

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因书中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尤其是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与主流意见有一定出入，致使未能归入《新编》出版。该篇恰被认为是《新编》七册中价值最高的一册，体现了作者晚年自由的思想，借此次出版悉数收录。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一考据学赖以生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后为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摧毁。《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还着重讨论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与传统著作中俯拾即是的思想研究理路不同，《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作者艾尔曼指出，18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17世纪以来政治、学术变革的延续及其发展的极致，其影响甚至播及19世纪乃至2。世纪。18世纪的历史是17世纪满族入关到19世纪西方入侵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应被孤立出来，搁置一边。

“新儒家开宗大师”熊十力于1951年间写下七万字长函《论六经》，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并恳代陈毛公赐览”。《论六经》集中呈现了熊十力对儒家经典的革命性阐释，也体现了熊十力一生对共和主义始终不渝的关切。通过释读这篇长函，结合熊十力在1949至1951年间刊印的其他文集《韩非子评论》（原题“正韩”），本稿尝试探究熊十力经学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关联，以及儒家心学与西方启蒙哲学的内在亲缘，进而理解共和精神给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文化的品质打下的深刻烙印。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时事评论，后两个部分为思想史学术研究。第一部分中，沟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当今日本社会中国认识的误区，即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的优越感、知识论上的歧视和偏见、断言中国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冷战思维、受害记忆与加害记忆之间的分离等等。他在历史的流动脉络里抓住这些被日本中国学回避和无视的问题点，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史分析。沟口教授指出，这些认识误区使得战后的日本社会仍然无法有效地追究战争责任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且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法进入跃动的中国当代史，这种状况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社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无法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也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他分析了战争创伤记忆的情感性特征，特别指出了感情记忆作为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无法以客观实证加以固定的特征，为突破日本知识界把战争记忆表面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社会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他也驳斥了关于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冷战思维，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不可以用美国式标准简单套用。第二与第三个部分是沟口教授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讨论。通过结构性讨论，他试图把第一部分所批判的日本中国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暴露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同时，也建立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思想史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