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描述真實與虛構並置，當下與歷史交融，現實與夢魘交織，奇詭陸離，亦真亦幻的離奇世界。一場又一場身體變形、人心扭曲的狂歡嘉年華會，在激情的涕笑交零下，展開血肉模糊的絕技表演。
受活莊，是一個三不管地帶、遺世獨立、鮮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殘疾，非傷即殘，視健全者為另類人。閻連科在《受活》裡虛構一個由殘疾人組成的村莊，為了發展觀光事業，他們積累本錢，好在魂魄山上建立「列寧紀念堂」，並要從遙遠的俄羅斯把列寧的遺體買回來安放在中國大地上，從而期望實現中國鄉民的天堂之夢，大發死人財。於是上百個聾、啞、盲、瘸、癱瘓的殘疾人組成了絕技表演團，巡迴各地表演，一時轟動全國，開始一條走向外部世界的不歸路。在這荒誕諷刺的故事裡，列寧的遺體如同不斷回魂的馬克思主義，發揮了淋漓盡致的利用價值。但是到頭來是怎樣的結局？
斷腿跳遠、獨眼紉針、聾子放炮、盲人聽物、外加癱瘓的媳婦能刺繡，麻痺小兒套著瓶子會走路，俚俗的把戲竟然讓城裡的人趨之若鶩。至於六十歲的拐子號稱一百二十歲，和弟弟扮成祖孫兩輩，九個侏儒化妝成三天三夜生出來的九胞胎，哄得觀眾團團轉……於是，死亡變成奇觀，朝聖就是聚財。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故事更荒唐？更悲憫？閻連科用他那超凡奇詭的想像、無與倫比的冷峻與深刻，刻畫了一個「政治人」癡情而迷亂的人生追求，剖示了紛繁複雜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本質。
閻連科在《受活》裡進行了一場野心宏大的語言歷險，它的完成不僅對作家本人來說意義非凡，而且對於當代大陸小說界而言，更是一種充滿刺激性和建設性的小說書寫方式力量。
《受活》在文體上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在每個章節的結尾都有一個絮言作為補充，這當然讓讀者想起《史記》和《聊齋志異》的寫法，但這種結構也包含了閻連科的一個明顯的用意，它使讀者能夠在密度很高的敘述中稍作停頓或者休息，同時絮言和正文的不同口吻也讓讀者的閱讀心理得到調節，使小說的藝術空間變得更為開闊。另外《受活》裡的絮言還帶有註解的意思，譬如，關於「受活」一詞，原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確，作家很難用中文裡的某一個詞來替代──譬如在中文裡「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也有自由、忍耐、苦中作樂的意思。

他在夢裏誰也不能叫醒他。他自己和自己說話兒。像走在另外一個世界和另外一個自己說話樣。到麥地，他說快割呀，也就彎腰一鐮一鐮瘋割着。他說累了歇一會，也就直腰捶腰歇一會。他說渴了去喝水，也就去西山坡下的水渠喝水了。一喝水，就在夢裏滑進渠裏淹死了。
一個小鎮某夜發生了集體夢遊，幾乎所有的人都開始在夢遊中搶劫、偷盜和打砸，整個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亂。「所謂夢遊就是白天啥兒想多了，刻骨銘心了，想到骨髓了，睡着後就續了醒着那想念，在夢裏去行做他的想念了。」於是那些潛藏在人心底的善與惡，美與醜，幽暗與微光，統統在夢遊或佯裝夢遊中釋放出來。仇恨、貪婪、淫慾、殺戮，無一不現在沉沉黑暗的夢遊中。
日熄之日，世界終於不再虛偽，現實卻是荒誕又可悲。

其時，夏日落盜槍自殺案已經結案。團長親自和夏日落有關的任何官兵一百七十餘人談話，保衛幹事記了四百餘頁談話錄，共計十三萬多字，全部材料證明：均皆不知夏日落為何自殺。
一個生命年輕得如同初春的蒲公英，正是人生中極好極好的一段歲月。可是「砰」的一聲槍響，士兵夏日落便倒在了血泊裏。他盜槍自殺了。槍聲引帶出了一場人們無法忘卻的戰爭。生與死，榮與辱，「英雄」和「為了活着的人」，被一一展開在槍聲和故事的畫卷中。
這是一個有關軍人的故事。一個普通人的故事。

床簷上坐着的是菩薩和老子，沙發上坐的是聖母和耶穌，穆罕默德坐在他們對面的椅子上。他們五個就那麼圍在沙發前的茶几邊。茶几上擺了五杯白開水，中間是雅慧為了結婚買來的花生、糖果和葵花籽。幾個 盤子一排兒，被雅慧擺在茶几央間裏。觀音、老子、聖母、耶穌和安拉，圍着茶几坐在那，沒有誰動拿一顆花生或糖果，只有老子端起一杯白水小喝着。
是人在成就神？還是神在拯救人？現實是一湖無邊的蜜漿，還是我們都必須泅渡的苦海？那麼誰又可以為我們渡向遠岸造船和修路？
這是一部顛覆人與人、人與神、神與神距離的現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