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不了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因其突出价值和重要性，本书荣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并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品。
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佩雷克的《物》是法国战后最优秀的”社会学”小说之一。1965年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当年的雷诺文学奖。这本书是对物质时代与消费的早期纪事，在描写60年代法国物质奢华的同时也对这一现实对人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作者对主人公与大众对于革命参与的对照也表现了当时人心的矛盾心理。

……不可改变的时间轮转就带来了1968年。这是激进的一年。这一年里，科克夫妇在他们的岁月里做的自我斗争突然成了每个人的事情。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大大地打开了。个人的期望与历史的推进力相一致。五月，当学生在巴黎聚集的时候，似乎所有变革的力量都在跟着他们一起汇合。
霍华德·科克是沃特摩斯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师，他和妻子芭芭拉都有着激进的政治观点，同时过着极为“现代”的婚姻生活……作者描摹出那个特殊年代“真实”的人物群像，再现了标新立异的课堂与学说、派对与性；他巧妙地抓住了学术生活的复杂境况：从枯燥的会议、工作中的密谋直到最深层次的堕落与瓦解。随着科克夫妻关系中的不安与痛苦日益明显，作者对人类内心的剖析也愈发犀利。小说虽聚焦于校园，却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美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的巨变。

《大家小书: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代表作,该书取自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事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