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作者、反乌托邦的先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生中却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或许会令不了解政治光谱变迁的当今读者有些困惑，但对于奥威尔来说，这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巴黎伦敦落魄记》是奥威尔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纪实性作品。对英国殖民体制感到彻底厌恶绝望后，奥威尔的文学梦在几经挫折的情况下终于首度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巴黎和伦敦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奥威尔为自己曾经为殖民体制服务的忏悔和救赎之旅。奥威尔曾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忠实信徒，或许奥威尔刻意选择流浪和挨穷是对自己能否坚持贯彻社会主义理想的考验。巴黎和伦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繁华之地，社会底层的贫穷和困顿令人触目惊心。奥威尔愿意深入社会底层，与劳苦大众平等相待的真诚态度在英国左翼文学作家中实属另类，也正是这份精神，使《巴黎伦敦落魄记》读来分外真实，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西班牙内战是奥威尔第一次亲临体验战争的残酷和萧条，为他以后作品的反战基调奠定了基础。可以想象，从未涉足政治的文人奥威尔面临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的党同伐异时内心的彷徨、无助和绝望。在目睹了许多曾经在前线共同作战的友人没有战死在前线，却死于自己人的迫害之后，奥威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从此走上了反对极权体制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西班牙内战这个熔炉促使奥威尔的创作热情和才华从控诉外在的世界表象的不公转向了对内在的体制和人性进行深刻反思。而共产国际、西班牙政府与英国媒体对西班牙内战的歪曲描写和为达目的操纵宣传工具的做法促使奥威尔开始思考历史的真实性，并在《一九八四》中升华为对极权主义操纵历史手法的反思。1946年，奥威尔写道：“自1936年后，我所进行的严肃创作的每一行话，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体制，并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鼓与呼。”

《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作者、反乌托邦的先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生中却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或许会令不了解政治光谱变迁的当今读者有些困惑，但对于奥威尔来说，这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1930年代，受一家左翼图书俱乐部委托，奥威尔前往英国北部工业区，调查记录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奥威尔所做的不仅仅是调查；他下到矿井最深处，住进破败肮脏的工人住宅，用笔尖使煤矿工人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都纤毫毕现，80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真实得振聋发聩。而这副图景所传递的绝望与贫穷更是有一种超越时代与国界的可怕震撼力。同时，威根码头之路也是奥威尔审视自我内心的社会主义之路。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的他回顾了自己是如何逐渐怀疑进而痛恨当时割裂英国社会的森严阶级壁垒。因为在他的心中，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只意味着一种理念：“正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