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中華民國史上之開卷英雄，中國近代社會政治轉型期中不幸的當國者之一也。他天生是個「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曹操型的的人物，卻在帝制結束、共和初建的時代主政，滿腹野心難抑之下，於是先設法當上終身大總統，再圖謀黃袍加身，做起中華帝國的洪憲大皇帝。奈何黃粱夢覺，一失足成千古恨，只落得了身死名裂，遺臭萬年。

1949年之後，國共兩黨各自在台灣海峽的兩岸建立政權，但這並不意味兩黨的統治理念與制度從此南轅北轍。事實上，在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兩岸均實行黨國體制，然同中有異。本書闡析國共兩黨政權重組過程中在學術建制、圖像宣傳和族群政治方面的一些重要發展。論文內容包括建立中國科學院新體制，拆分國民政府治下的綜合大學，利用圖像宣傳或顛覆政治理念，識別五十幾個少數民族，探究台灣族群意識的起源與變遷，討論兩岸對「回族」的認定。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 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一九五〇年代，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了一面豎立在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自此這面由博物館虛造的告示牌，烙印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當李小龍在電影《精武門》凌空踢碎告示牌的那一刻，中國人無不拍手叫好。這面告示牌掀起的影響遍及國際、廣至各階層，它象徵著那段列強入侵、掠奪與歧視的降格過往。波濤久久不退，至今依然。
中國近代史專家畢可思爬梳一戰結束至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掌權間的歷史，進一步述說北京政府如何站在過往基礎上推進「新中國」，外強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又是何模樣。
本書呈現的並非中國現代史的全貌，卻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今日，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各處以強權姿態橫行，不斷上演著古怪、敏感、霸道又愛鬧脾氣的外交風格。然而強國的背後，卻是兩百年來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華偉業。使用「玻璃心」一詞時，我們亦無法忽略「中國」這個名字身上背負著討回百年公道的心理脈絡。
本書描述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反帝的社會、文化與心理根源。作者試圖探索像義和團那樣的狂熱排外心態是如何產生？為什麼中國人一定要超英趕美？對作者而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衝擊不只是船堅炮利或外交折衝導致的喪權辱國，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這些一點一滴的傳播使中國國內的歷史充滿了國際的因素，藴育出波瀾壯闊、愛恨交織的民族情緒。本書既能掌握歷史細節，又不忘記思考宏觀議題，是一本值得細讀的上乘佳作。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以往一個多世紀，觀察和研究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西方著作幾乎都無法控制自己將中國放置在基於西方歷史經驗而設想出的「應有」的位置之上，強迫性地加「批判」或「同情」的慾望。《滾出中國》是一部從中國以外的角度理解中國，但克服了這種慾望的著作。
──吳啟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畢可思不僅從史學家實事求是的態度撰寫此書，也透過細膩與鮮活的筆鋒，如報導文學般讓人親臨歷史現場；每個場景的串連，刻畫過去百餘年來中國現代化的艱苦歷程，以及民族主義得以滋長的養分。這也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習近平上台後提出的「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深層原因。對臺灣的讀者而言，這是一本能檢視自身認同以及評估臺灣在兩岸關係處境的好書，值得一讀。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抗日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国共内战从未远离我们。对于这两场战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它宏大的一面。然而，战争终究是由普通人承担的，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这两场战争中一个很小的截面，即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农民是如何走向战场的，以及他们走向战场之后面临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痛苦和挣扎，也可以看到传统、乡村、革命和战争如何在普通人身上交错。

當中共接管城市，傳統的城市精英遇到農民出身的新統治者，他們如何看待彼此？
隨着1949年軍事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城市的接管。中共離開熟悉的農村根據地，進入城市陌生的政治文化生態，逐步鞏固政權、恢復經濟、改造機構。而由此啓動的文化轉型，與其政治變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本書以杭州為中心，詳細分析1949至1954年間中共對接管幹部的準備和訓練，城市政策的制定與對話，以及接管後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傳統等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互動。在此過程中，革命者改造了傳統城市，城市也改造了農村革命者。革命者這種新的文化認同，對其樹立新政權的合法性、穩定性和現代性，同時保持革命理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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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將成為解釋共產黨接管中國城市的一個標本著作。」
─鮑德威（David D. Buck，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歷史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