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塵封百餘年的珍貴書稿，首次曝光！
1873年，Steere親身踏查台灣，走訪各地平埔族、福佬人、客家人及部分高山族，以生動趣味的筆調，記述19世紀下半的台灣原貌，及史上西洋人在台灣的探險紀事，為後世留下這部不朽的珍貴經典。
1873年，年輕的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遊遍中南美洲後，轉而橫越太平洋，一舉深入外人眼中神秘詭譎的福爾摩沙島，展開長達半年的調查採集之旅。當時島上的西方人士極少，像史蒂瑞這種專業的博物學家，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他以超越前人的專業視野，為後世留下這部不朽的踏查記錄。
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史蒂瑞走訪邵族、巴宰族、賽德克族、西拉雅族及排灣族等族群的詳實記錄。他具體描繪了當地的風俗、生態、住屋、服飾、刺青、獵首、語言、音樂等面向，為消失中的台灣南島民族傳統文化，留下一幅權威性的生命圖像。另一方面，他也努力追溯南島民族的過往，從偏遠山區的八十多歲老嫗口中，記錄下一百多個西拉雅語詞彙，更從崗仔林的頭人處，用槍枝換取近30份的「新港文書」。當然，島上隨處可見的福佬人、客家人，以及各地的交通狀況、城鎮、族群關係、習俗、營生方式等，史蒂瑞也沒錯過，透過他的描述，19世紀下半的台灣社會重現在前，彷彿觸手可及。
史蒂瑞返國途中，還特別前往大英博物館圖書館，檢視福爾摩沙的相關文獻。在浩繁書帙間，他搜尋到17世紀的荷蘭牧師干治士、蘇格蘭旅人萊特，18世紀的傳奇冒險家貝尼奧斯基伯爵，以及19世紀的「安妮號事件」船難者金理、史溫侯領事等人所寫下的探險紀事、獄中日記，很多都是今日難以窺見的作品，再加上他本人的所見所聞，就構成了本書的第二部份。
本書雖寫成於1870年代，卻命運乖舛，塵封了百餘年後，才在2002年由李壬癸院士整理出版。但經典畢竟是經典，一經問世，即躋身台灣史的重要文獻，並以生動趣味的筆調，娓娓道出原汁原味的先祖歲月，值得我們細細回味。
李任癸
有關台灣早期的歷史文獻，自從荷西時代以後，因為清朝的閉關政策，很少西方人士能夠到台灣來做較長時間的逗留，也就沒有多少這一方面的西方文獻記錄。台灣開埠之後，從1860年起才有較多的歐美人士陸續到台灣來，他們留下不少第一手的訪查記錄，如Swinhoe (1858), Bullock (1874), Collingwood (1868), Mackay (1896), Ritchie (1875), Steere (1874, 1875), Taintor (1874)等等，時間大都集中在1860至1875年之間。這些第一手的訪查記錄大都是刊登在期刊上的報導文章，後來成為專書的只有馬偕博士（Mackay 1896）的那一部《台灣遙寄》，可惜那是在他去世之後才由別人代為編輯出版，可能被刪掉不少有價值的資訊。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美籍學者Joseph Beal Steere（史蒂瑞）曾經於1873至1874年間在台灣調查研究長達半年之久，而且在1878年撰成了一部書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沙及其住民》），收藏在密西根大學圖書館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一直都沒有出版。
這部書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被發掘出來的。1992年2月，我忽然收到密西根大學考古學教授Henry Wright寄來約20件新港文書的影印本，他想知道原件是否值得特別設法保存。我的初步看法是有價值，於是我就又影印了一份寄給土田滋教授，也請他鑑定，因他已研究西拉雅語多年，他很快就回我信說，那批契約文書很有價值。我把他的回信轉給Wright教授，並請他查閱有關Steere的檔案資料，特別是有關台灣的各種資料。一直到2001年7月，他才抽空到該校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去翻閱Steere生前所留下的各種手稿以及相關的資料，並且告訴我有各種資料，包括文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他把Inhabitants誤記作Languages），內容似乎很值得詳讀。這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毅然決定於2001年12月間親自到密大去看Steere的這批資料。我的興趣主要在台灣南島語言資料。我翻過各種館藏的資料之後，雖然所能找到的語言資料很有限，而且大都已發表（見Steere 1874/75），但他的詳實記錄的確有助於讓我們瞭解十九世紀下半日本人治台之前台灣島民的實際狀況，對於台灣的史學、人類學、博物學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Sterre於1873年10月初從香港搭船到淡水，他再從淡水搭船到高雄港，當時走水路比陸路要容易得多。他在高雄港附近探險之後，就從高雄坐船趕到台南的安平港，要跟蘇格蘭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英國駐外領事通譯Bullock會合，三個歐美人士要一起結伴到中部內陸去調查或傳教。從此他展開對台灣內陸地區的調查工作，採集各種動植物標本，記錄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他先後走訪了這五個族群：日月潭的水社(（邵族）、埔里的埔社（烏牛欄的巴宰族）、湄溪的「生番」（賽德克亞族）、再走訪大社和內社（巴宰族），最後才到南部的崗仔林（西拉雅）、萬金庄（西拉雅）、「傀儡番」（Kalewhan，排灣族）。每到一處，他都有詳細的紀錄，包括各地的風土人情、生態環境、住屋、服飾、刺青、獵首、去齒、語言、音樂、船難等等，可說是應有盡有，鉅細靡遺。最難得的是，他不怕道路險阻，尤其生番地區處處隱伏殺機，隨時都有被獵人頭的危險。有一次他們冒險到霧社山區的湄溪（Tungan）去調查，在歸途中被數十個全副武裝的賽德克族人前後左右包圍起來，準備隨時動手。幸而他們保持冷靜，沒有被沖散。正在危急的時刻，有一隻鳥從頭上飛過去，Steere只開了一槍就把牠打了下來，這產生震懾作用，對方才不敢貿然動手。此情此景真是令人驚心動魄，可真是歷劫歸來。他們回到埔里，巴宰人都以為他們早就被宰了，竟然意外地平安歸來，大家都很熱誠地為他們慶幸一番。
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部書價值的一斑。在他已發表的論文（Steere 1874, 1874/5）中，他雖提到他收集到的新港文書及其書寫時代和背景，但並沒有說明那些新港文書採集的地點及如何取得。在書稿中他就有詳細的交代，原來他事先已聽到有那種用羅馬字母拼音的平埔族語文，專程前往搜購，他那一批契約文書都是從崗仔林部落酋長的手中以他的槍枝換取來的。因此我們才知道那幾件新港文書確實可以反應崗仔林西拉雅家族的經濟狀況。又如，他所記錄的西拉雅一百多個語彙，都是從更偏僻的山區，根據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婦口中問到的。那時她已忘掉了許多西拉雅語，她說連她的父母在世時都很少使用西拉雅語了。他這些背景資料可以提供我們推論：大約在十九世紀上半，西拉雅語就已逐漸消失了（請參見拙著〈新發現15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各有六章，前半部寫Steere到台灣蒐集動植物標本以及各種人文地理資料的經過，尤其是有關南島民族的第一手資料；後半部寫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以及當時各族群的狀況，有許多是引用別人的報告（有些報告在今日很不容易看到），也有他自己的觀察和意見。他寫得非常具體和細膩。有關台灣南島民族的實際情況，在他之前還沒有人寫得那麼翔實和生動。附錄有五種參考資料，大都是史蒂瑞有關台灣的紀錄和他所採集的資料，只有地圖是顯示他在台灣各地旅行的地點和時間，由編輯者繪製。

《澳门史1557-1999》是一部涵盖整个殖民时期的澳门全史，时间跨度400余年，引人入胜地追踪了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从它作为中国的一块边鄙之地的卑微起源，经历了作为利润率艳阳的中日贸易中介的辉煌岁月，到在香港阴影下的缓慢衰落，直至最终作为一个靠赌博业维持的食利经济体而得以生存。四百余年的盛衰变迁、荣辱沉浮，构成了一部可歌可泣。亦喜亦悲的澳门史。

本書作者薛鳳旋講述澳門作為中外貿易樞紐從崛起到逐漸演變為多元文化匯合城市的歷史進程，附以眾多澳門的歷史地圖與不同類型的城市畫像、影像，幫助讀者更直觀地連通澳門古今，立體地認識澳門史。

（譯序）
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是葡萄牙為數不多的撰寫了澳門史專著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1902年版)，在葡國被奉為圭臬之作。在他之後，另一個葡國人布拉加(一譯白樂嘉J.M.Braga)也寫過《西方開拓者及其發現澳門》(1949年版)，同樣享有盛名。他們所寫的澳門史代表了迄今葡國前輩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最高水平，並成為政府殖民政策的代言人和辯護士。但兩人著作問世相隔了半個世紀之久。比較起來，徐薩斯的資格似乎更老一些，也更權威一些。因此，我們特地把他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翻譯出版，以便讓中國讀者領略一下葡國學者的澳門史觀，拓寬領域，擴大視野，豐富硏究資料。
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根據葡萄牙史料撰寫澳門史。這同時也是它的一個優點。徐薩斯作為一個葡萄牙歷史家，非常熟悉本國史料，他使用葡國史料撰寫澳門史，將澳門葡人內部的情况描寫得十分眞實具體，使我們閲讀起來充滿新鮮感。他在本書中，基本上已把最為重要的葡文澳門史料展示出來。迄今我們在一些著作或譯著中所見到比較重要的葡文史料，一般來說，已被徐薩斯當年寫作此書時使用過了。應該承認，徐薩斯在寫作本書時確實下了一番功夫，他勤於搜集、善於表達，使得本書具有豐富的史料，而又行文生動流暢，可讀性強，很多地方對我們頗有參考和借鑒的價値。
但從另一方面看，本書重視葡萄牙史料的同時，卻又存在忽視中國和其他外國史料的傾向，書中許多地方沒有客觀地使用葡文以外的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同時在使用葡文史料時也未能進行客觀的分析，而是往往用自己的觀點對史料進行隨心所欲的解釋。由於史料的片面加上觀點的武斷，必然導致許多問題背離客觀事實，從而大大削弱了本書的科學性。
歷史是客觀的，但硏究歷史的人卻往往是主觀的。同一個事件，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看法，皆因各人的立場不同之故也。例如澳門歷史，葡萄牙人同中國人的看法便顯然不同，因為一方是殖民者，另一方則是殖民受害者，怎麼會有相同看法呢。但如果歷史家平心靜氣地抱着追求眞理的態度來硏究問題，那他就會尊重起碼的客觀事實：澳門是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非法地從中國人手裡佔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如果他沒有喪失人類的正義感和良知，便會反對本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支持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正義要求。可是徐薩斯不是這樣，他在撰寫澳門歷史的時候，採取殖民者的立場，充當殖民主義狂熱的辯護士，書中字裡行間，時時處處大談葡萄牙侵略有理、殖民有理，而攻擊中國捍衛主權、管治澳門無理。他在澳門歷史的重大的、關鍵性問題上，完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其邏輯之荒謬，態度之蠻橫，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類事例書中不勝枚舉。我們在翻譯的時候，曾經討論過如何處理書中這些明顯歪曲史實，以及對中國肆意誣蔑謾駡之處。最終還是認為，作為譯者應當無條件忠實原文，就按照它的原貌翻譯。讓中國讀者知道這個葡萄牙作者的殖民史觀，並沒有甚麼壞處。
據說，當徐薩斯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於1902年初版問世後，在澳葡殖民當局中贏得了一片喝彩聲，澳門市政廳因為他出版了“迄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特地對他進行表彰。(見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第75頁)於是，徐薩斯成了名噪一時的殖民主義鬥士。但當他於1926年重版該書時，卻因為他在書後面新增的三章中，猛烈抨擊了澳門存在的腐敗現象，激怒了殖民當局，遂下令將印好的書籍扣壓，已賣出的也被追回，全部公開燒毀。當然這衹是殖民者內部的矛盾，但使他遭到了致命的一擊，把他從英雄神壇掀翻落地，再也無人理睬他了。他遭到了歷史無情的嘲弄，向法院上訴又被駁回，遂成為向隅而泣的失意者，次年在香港病故。
儘管徐薩斯撰寫的這本書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畢竟是一本具有特色的著作，並常為中國學者所引用。它的中文版問世，相信將會使澳門學的硏究工作向前推進一步。而這也正是我們翻譯本書的初衷。
最後，譯稿經責任編輯金國平老師、譚志強博士精心審閱校對，尤其是金國平老師通讀了全書，使若干葡文、拉丁文、法文和日文的句子，人名和地名的翻譯問題得以解決，並訂正譯稿中存在的錯誤，增加了若干註釋。對此，我們表示衷心感謝。

從十七世紀開始，臺灣是個海盜出沒、橫行的島嶼。約百年之後，此地成為大清帝國所管轄的一個府，數以萬計的漢人自唐山移民到此。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樣的變化？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這本書，帶領我們追尋一六二三年起到一六六二年止，這段臺灣歷史上的關鍵時代──西班牙、荷蘭人治理時期的史事。我們瞭解了海盜如何對荷蘭殖民體系見縫插針、胡攪蠻纏的故事；日本武士又如何帶領原住民赴日，企圖說服幕府將軍發兵攻擊荷蘭人﹔原住民殺退漢人獵戶的經過﹔哭嚎著「殺！殺！殺！殺死紅毛狗」的草地農民﹔還有關於國姓爺，也是海商鄭成功率軍掃除荷蘭人，建立漢人王國等等事蹟。
荷據時期的臺灣人事物，就在這裡，讓我們回溯彼時的福爾摩沙歷史。

從「蕃地」到「山地」，原住民族社會如何被國家機器收編為「地方」？
戰前日本政權的「蕃地」統治和戰後國民黨政權的「山地」行政，是為推動地方化而設的過渡性體制；兩者均以「國民形塑」為基礎，將原住民族居住區域收編及整合至一元式統治、行政體系底層為目標，而設計各種制度實施政策。但過程中卻把政治上的不平等關係帶進原住民族居住區域裡，並剝奪原住民族文化自律性生產的安定性，使其深陷低劣處境。
本書透過分析「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這兩項看似斷裂、無關，卻又具承繼性、共通性的政策，探討其在原住民族居住區域所建構的統治、行政體制及政策施行內容；同時釐清及佐證由現代國家主導之下，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地方化」與「單純化」這複合危機的開展情況和結果。
名家推薦：
伊萬‧納威（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
林修澈（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胡台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若林正丈（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経済学術院教授）
浦忠成（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暨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為什麼要從「日華、日台雙重關係」來理解戰後的台日關係？
七二年體制的困境、冷戰下的兩個中國、釣魚台列嶼爭端、台海飛彈危機……又是如何影響當時及其後的台日關係？
日本與台灣相隔最近之處大約僅有100公里。雙方的經貿關係和人員往來十分密切。日本曾經對台灣進行過殖民統治，戰後統治台灣的是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他們在1945年以前又是與日本進行戰爭的對手。無論是日華關係或是日台關係，都是理解東亞國際關係的時候，無法忽視的重要的雙邊關係。雙方雖然都存在著作為鄰居常有的「很了解對方」的錯覺，但實際情況卻是雙方缺乏理解彼此的基礎知識，也存在著許多誤解。另外還可以發現，身為第三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良好的日台關係，傾向做出負面的評價。
為了理解日台關係，最重要的就是應該要先有一個相當於指南的海圖，也就是基礎的日台關係的書籍。本書的目的就在於，不僅從雙邊關係，同時也從區域研究、全球性的角度，多面向、綜合性地闡明台日政治關係的歷史延續性和非連續性，是學界第一本以「台日關係」為分析對象的專書。內容始於1945年，一直論述至2020年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結束，對讀者而言，更像是一幅有定向、定位功能的「海圖」，有助於進一步從各方跨領域按圖索驥。

從「成為臺灣人」到「身為臺灣人」，
在殖民城市基隆喚醒被隱埋的在地認同與民族意識。
臺灣接連受到清朝、日本和中國政府統治，每一個政權都對這座島嶼和居民的現代化、文明開化有各自的規劃藍圖，也根本上影響1880年代到1950年代臺灣人意識的形成。
從清治末期到戰後初期，基隆城一直有著無限可能，作為實體和想像邊境的一部分，在帝國和民族國家的交界處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從在地認同、社會團體、宗教文化、福利領域等面向，以可謂首當其衝站在臺灣現代變遷最前線的港都基隆為中心，檢視一段臺灣人民族起源的歷史。
「成為臺灣人」的過程中，基隆居民扮演先鋒角色，菁英士紳、組織機構、國家行為者在此地都有過協商與努力，最後得以獲得預期之外的成果和意義。因此如果要完全理解現代臺灣人的認同，仔細探討他們的經驗和活動至關重要，本書所討論的正是如何經由這些複雜多變的關係而「身為臺灣人」。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藍適齊｜專文導讀

鴉片，是殖民地的毒藥，還是帝國主義的良方？
充滿自我矛盾的總督府鴉片政策
1895年日本正式領有臺灣。隨著十九世紀末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列強思維，日本統治者也意識到鴉片問題乃是攸關「文明」能否克服「野蠻」，及統治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帝國政府於是在臺灣推展一系列漸禁、專賣、藥用、特許及戒除的鴉片政策，並自詡其為「人道」做法。
本書蒐羅臺灣總督府及專賣局的相關文書，呈現當時鴉片政策的「帝國性格」，並分析隨後如何以臺灣為中心向外推展鴉片販售以獲取利益；又如何在國際聯盟訪臺的壓力下轉變政策；及從帝國內的鴉片相關協力合作狀態、列國和國際聯盟帶來的國際及外交上的影響等內、外兩方面進行探討。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 鍾淑敏──專文導讀
共同推薦：
呂紹理（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郭文華（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懷柔外交、政治婚姻、種族科學
帝國如何在「蕃界」內理解與教化「棄民」？
本書描述1870年代至1940年代的晚清和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成為「原住民」的過程。首先藉由「牡丹社事件」為開端，闡述世界秩序的圖像何以成為全球性的規範；其後則透過語言、經濟、社會、教育、性別及視覺文化等面向，探究日本殖民政府如何將臺灣原住民族領域區隔成特殊統治的「蕃地」。換言之，「原住民化」的過程，既是在地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結果，同時也是全球變遷一部分。
作者從微觀角度，著墨過往未被關注的小人物；並以宏觀視野，解釋國際競爭怎樣驅策著清國及日本相繼在統治的臺灣邊疆推動國家建構。同時探討通譯、頭目、交換所業者等中介者與臺灣「蕃界」內的關係。

高馬可認為自鴉片戰爭後的一個世紀，香港的殖民地性質孕育了一批本地華裔商業精英。及至十九世紀末，殖民地政府視華裔商人為盟友，以發展香港為商業中心。兩者所以能連結起來，正因為他們都相信中國商機處處。華裔領袖和港英當局在共同關注的問題上均有合作，例如資本主義擴張，以及為陷入困境的中國提供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籌謀獻策等。
這些華裔精英也在這殖民地架構中找到生意和商業上的機遇。他們利用香港的戰略地位把自己塑造成與內地商人不同的一個獨特社群。國族主義在香港帶有其本地特色。同時，通過為英國籌措軍費、接待訪港的英國皇室成員、出席大英帝國的貿易展覽，華裔精英有助香港成為大英帝國中活躍的一員。
在《帝國夾縫中的香港》，高馬可探討了諸如殖民主義在現代史的意義與影響等重大問題，並且不偏不倚地把香港置於中國歷史與英國殖民史的脈絡中。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它的命運，似乎永遠都無法自己作主……
一百五十年，英治香港的桑田滄海
五十年，馬照跑、舞照跳的不變承諾
二十年，香港政權轉移後的巨大變化
「作者描繪了一座帶有悲劇性格、在殖民歷史與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之間遊蕩的城市。她記錄了香港的矛盾和瘋狂，宛如一部充滿戲劇張力的紀錄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香港自一八四二年從大清割讓給英國，至一九九七年政權移交給中國為止，有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處於獨特的時空背景下，正是這樣的機緣，使它從最邊緣的海島漁村躋身為遠東金融大港，看似與英國親密，卻也始終脫離不了中國的羈絆。
本書寫成於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權轉移前，被譽為追探香港發展史最經典的報導寫作。作者珍．莫里斯採用雙線敘事，一邊穿插親身見聞，一邊探尋當地的歷史變革，最有特色之處便在於，作者以大英帝國的角度和香港「局外人」的身分現身書中，觀察香港與中國、英國密不可分的關係。
香港在每個階段的變遷都與中國的內部動亂有關，同時也被動盪不定的國際局勢左右，而生活在當地的政商名流、妓女、海盜更影響著香港的社會發展。作者以老練精湛的筆法描繪了這座華洋雜處的城市、它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各種形象；固然它與英國的關係更貼近，但實際上，這個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從來不曾真正脫離過中國，從來不曾失去骨子裡的華化之感。
既然香港最終要與大英帝國分道揚鑣，那麼，英國最後還能為自己的最後一塊殖民地留下些什麼，足以讓後世來評價呢？這便是作者寫作本書最重要的初衷，也因此使得作者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再一次來到香港，記錄下了殖民帝國的最後一頁。
在本書出版二十周年、香港政權轉移二十周年及自身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當下，更值得以此書檢視這座偉大的城市──沒有了英國，香港究竟走向一條怎樣的路？而作者在本書終章裡對香港未來的可能發展，在二十年後恰如預言般精準，讓讀者留下深刻的省思。
「作者雙線描繪了香港從小殖民地到繁榮耀眼的過往今昔，並且忠實地為大英帝國最後一個殖民地做了最後一年的記錄與見證，她的成績令人讚嘆。」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編年的寫法巧妙，銳利的目光道出一切細節，清楚捕捉了該地的感覺。」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本書介紹保羅．伊比斯的生平事蹟與他的民族誌 研究，他是愛沙尼亞人、俄羅斯帝國的公民，是海軍准尉，也是「阿斯科爾德號」護衛艦艇在1872至1876年環球航行的參與者。1875年，伊比斯獨自一人前往臺灣進行大膽的「福爾摩沙之旅」。他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並在期刊上發表兩篇文章，是繼俄國軍官捷廉季耶夫之後來臺進行調查的俄羅斯人。
1877年伊比斯溘然長逝，之後他的名字在俄羅斯被遺忘了逾一世紀，直到 1980年代初，才被學者重新發現。經過學者和歷史愛好者的共同努力，保羅．伊比斯的傳記得以更全面、更準確地還原，我們也能夠更深入了解其所留下的遺產，和他對早期臺灣民族與文化研究的貢獻。伊比斯的研究成果絲毫不遜於同一時代訪問臺灣的其他西方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為傑出。這些第一手民族誌資料，在近一百五十多後的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化價值。

本書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除說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理部署與底層──「熟番」與「奸民」──的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殃及前者。
藉由探究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生成與危機，作者釐清國家權力利用生番／熟番／漢人族群歧異、分帶隔離治理的策略部署，並說明其如何適得其反地造成十八世紀末臺灣史上最大的動亂：由沿山漢人界外私墾勢力發動的林爽文事件。藉由分析與三層制配套成形的番政變革，進入熟番社內，探究國家權力為達成與熟番族群的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內部的階層分歧、內鬥以及裂解離散。
透過體制分析，本書首度為清代臺灣長程的社會變遷建構一主體性史觀。研究方法結合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頗具開創性與啟發性。對於官方史料（特別是宮廷檔案）以及民間公私藏古文書（以岸裡大社古文書為主）等龐大一手資料的整理與解讀，深入而且詳盡，使用QGIS繪製的歷史地圖亦極具參考價值。無疑將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限量精裝版全套三冊，隨書附贈「乾隆臺灣番界」GIS全彩地圖集※
【名家推薦】
本書專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臺灣社會的構成，企圖揭發集權帝國操控治理下，不同族群的庶民如何在被利用與反利用之間尋求生存之道。一個本是南島民族的家園，何以原是主人反而變為客人，被邊緣化，而換來新的主人？本書針對三層制中間夾層熟番與漢民糾葛的複雜問題進一步析論，更著重於國家權力操作族群分化。在國家理性制度的規範下，柯志明還看到政治實作過程中的權宜和權術，也注意到社會底層的變化和能耐。相信本書的問世不但為臺灣史研究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方法與理論上也會給「臺灣人類學」和「臺灣社會學」帶來一些震撼。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這本鉅著將澈底改變我們對清代臺灣政治社會變遷的理解，特別是漢人分類械鬥及熟番政策之間的關聯。相對於過去研究往往以民風強悍、利益爭奪解釋分類與民變，本書具體指出國家權力的「治理部署」因素：康熙朝因為管制婦女與移民渡臺，激發了朱一貴事件的閩客分類；乾隆朝由於劃界遷民，滋生了三層制夾心層地帶的界外私墾勢力，激發漳泉分類。清廷後續更利用這些分類，在林爽文事件及十九世紀的民變中分化並牽制反叛力量。這是目前所見最完整而有說服力的解釋。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書以岸裡社群如何階層化、派系化與貧窮化為案例，完整建構熟番社會從三層制、番政改革到番屯制的土地關係與番社網絡變遷；同時，拉出另一條漢人社會的角色脈絡――單身移民、客家義民與私墾奸民，描述地方社會的人群如何抉擇、抗爭與妥協，以補足清代臺灣歷史變遷的族群圖像。環環相扣的故事背後，更有一套深藏「帝皇機心、朝廷妙算」、分化控制臺灣社會的治理部署理念。追過《番頭家》的讀者，這是不容錯過的續篇：一個熟番與漢民攜手或爭奪、情節精采的歷史故事，一套幾乎處處潛藏理論洞見「彩蛋」的宏大解釋體系，一本澈底改寫清代臺灣史的鉅著。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書利用大量尚未開發的一手資料，就土地制度以及人文地理分佈具體呈現清代臺灣族群政治的內涵與運作。作者就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核心場域──平埔族與漢人間的土地權利關係（熟番地權），詳盡考證清代與日治時期的官方、民間史料，深入反省、校正了過去日美學者權威性見解的偏差與盲點，並據以精確分辨各種熟番地權類型，追溯其演變過程。作者更重要的創見在於進一步運用分類學上新發展出來的概念工具，闡明族群政治如何導致熟番地權的變化以及影響熟番地域的分佈與調整，從而開拓了瞭解清代臺灣統治與族群關係的新視野。

臺灣原住民族中，誰是三百多年前荷蘭人筆下的『文明人』？
荷蘭人曾差點讓離島蘭嶼的達悟族，消失在臺灣原住民族的成員中？
除了日本帝國與國民政府外，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曾計劃把『山地人』遷移平地？
三百多年前跨國婚姻已在臺灣流行？
臺南除了安平追想曲中杜撰的船醫之女金小姐外，
其實還有因臺灣妻子而丟掉公司職務的分分合合真實故事？
曾將外來殖民者耍得團團轉的臺灣歷史人物，除了傳說中的廖添丁外，
也有身後才讓荷蘭人『恍然大悟』的原住民族人物？
康培德的《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南島語族之間的歷史。內容觸十七世紀荷蘭人對島上原住民的「文明人」與「野蠻人」論述係如何形成與演變？又發展出哪些不同的「文明化」地理空間？東印度公司對不同地區的島民遷徙、移住與部落整併有什麼具體作為與理念？陽盛陰衰的歐洲人殖民地如何解決婚嫁問題？另一方面，公司統治島民用的藤杖、親王旗等信物，島民如何看待與使用？書中並藉由北臺灣一名原住民頭人，勾勒出當時與荷蘭人之間微妙的互動；以及討論南臺灣新港社族人與荷蘭人的互動過程與歷史記憶，如何創造出兩百多年後的「紅毛先祖」。

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澳門是一個似乎很熟悉、但其實很陌生的地方。「港澳」這概念指的常是香港；在「中港台」及「兩岸三地」這些稱呼中，澳門更是隱形的。但其實，除了賭場、大三巴與葡國蛋塔之外，澳門還有其他值得瞭解之處。尤其是近年遊澳門的台灣遊客持續增長，而台灣也有人力倡開賭場，也許這就是台灣人了解澳門的時機。了解究竟澳門有什麼獨特之處？跟大陸、台灣、香港有什麼不同？
此書會從澳門長期不被看見的「隱形狀態」談起。作者身為土生澳門人，累積了過去十年對澳門的觀察與思考，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大三巴背後的故事」談歷史與文化，除了簡述澳門的特殊歷史以外，也從建築、城市結構、葡國菜，以及港澳的微妙關係去討論澳門的混雜文化；第二章「三千萬遊客的一夜情」談開放賭業市場之後的巨變，從二○一六年天鴿颱風曝露的問題、政府派錢的措施、旅遊業的過度發展、城市空間的變異，談到階級社會的浮現；第三章「遲來了數百年的初戀」談身份認同，討論「我愛澳門」這論述的出現，以及本土身份如何在建立在懷舊情緒及排外心態之上；第四章「自己的故事自己說」談本土創作，分析電影、繪畫及戲劇這三種作品如何反映了過去十多年澳門人對城市問題的思考、對本土身份的探索。

本書嘗試建立一個綜合框架，以理解十七及十八世紀荷蘭、鄭氏及清朝統治者企圖治理臺灣邊疆時，在更大範圍上遭遇的戰略、控制及收益問題，並形塑出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脈絡。此外在政權更迭的轉移下，其行政體系如何影響政府、漢人及原住民三者之間的互動模式。 作者的主要論點，在於指出清代前期對臺治理政策，並非傳統的「忽略說」及「流離說」，而是基於戰略考量、稅收及開支的平衡等政治經濟因素，且經過朝廷激烈攻防討論後，形成的「理性」決策過程。邵式柏進而提出對於臺灣早期歷史發展的解釋架構，並以此做為討論清代國家性格、比較邊疆政策，及族群與文化互動等重要課題的理論視角。

台灣成為美食王國，不是沒有道理！
《蚵仔煎的身世》作者曹銘宗╳台灣史專家翁佳音，
這回話說重頭，帶你瞭解台灣人吃東西的歷史
美食王國是怎樣吃出來的？
台灣美食享譽國際，背後有值得細細探索的美味歷史。位居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交會之處，造就台灣兼具生物與文化多樣的雙重特性。數百年來，從南島語族的海上交流，到外來移民的農產引進與改良，使島上擁有原住民族的在地特產、荷蘭時代的歐洲食材，清代的漳泉潮汕菜色，日本和食西餐到戰後的眷村菜，台灣從此成為名符其實的美食王國。
為何總是戰後「發明」？把食物放回歷史脈絡裡
我們經常把一些飲食習慣推至日治甚至戰後才產生。其實，台灣與東南亞諸島早已形成南島語族文化圈，有些物產和飲食習慣，甚至可遠推至十六世紀以前，比如利用石滬養殖虱目魚有長久的歷史。荷蘭時代，還引入許多歐美南亞的食物，當時台灣已有僱用華人製作麵包的記載，還引進華工與耕牛，產製糖、米並外銷日本等地，發展出最早的農產經濟。
台灣人吃牛肉的四百年史！
一般常說的「戰後發明」，除了麵食之外，就是吃牛肉這件事。吃牛被視為戰後外省族群帶來的飲食習慣。但從日本時代的文獻裡，即有記載當時人也許不太會光明正大地吃耕牛，卻懂得吃進口的「和牛」！ 而在清代禁止殺牛的石碑，也說明當時真的有人吃，甚至可以將此習慣推至荷蘭時代的牛肉乾！如同牛肉常被誤解，咖哩和沙茶，這些被認為日本時代引入的西式餐飲和戰後的火鍋配角，其實都可以在清代找到線索。
美食發明王臺灣
台灣不僅接收了外來飲食習慣，也發明了不少看似飄洋過海而來的外地美食。比如溫州沒有的溫州大餛飩，四川沒有的川味牛肉麵，以及不產於蒙古的蒙古烤肉，全都是台灣獨有。這些台灣發明也印證了台灣兼具包容與創意的特性。
吃是民生大計，影響國家經濟，在社會文化層面中潛移默化。本書將以台灣人最喜歡的美食為題，介紹這些食物和吃法如何引進與轉變，透過詳細考察與追溯，解答你我今天為何會這樣吃，而且覺得哪種吃法好吃的歷史根源。

《此地即世界》帶領讀者回到臺灣的街道、港口、山脈與寺廟——從這些看似尋常的地方，打開一條條通向世界的隱藏航線。讓你發現，就在你熟悉的地方，發生過世界歷史。
本書選擇二十個地點，從小琉球的烏鬼洞、屏東的鵝鑾鼻燈塔，到臺北的明星咖啡館、永和中興街的小吃攤，穿越四大主題，從大航海時代的全球接觸，到殖民帝國治理的在地實驗場；從戰爭與流亡的破碎地理，到冷戰餘波中的異鄉日常。
在這些臺灣的角落，有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海上野心、德國動物園革命的轉譯、日本帝國的殖民計畫、美國現代監禁制度的移植、韓國華僑的流亡身世、冷戰時期的東南亞游擊故事⋯⋯
那些關於建造、遷徙、遺忘或重塑的地景，刻下了世界與臺灣交會、碰撞、重組的痕跡。種種看似遙遠的歷史軌跡，其實依然存在臺灣的土地與日常生活之中。
臺灣從不孤立，它於世界有著無窮的聯繫。過去是如此，未來應該是如此。
這是一部寫給島嶼讀者的世界敘事，讓我們看見：
臺灣屬於世界，臺灣就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