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被称为“二战”后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本书是丸山真男的代表作之一，在现代日本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本书收录了作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约十年间发表的有关政治学及现代政治问题的主要文章。这些文章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西方政治的思想棱镜，审视极端国家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战后日本右翼运动等现实政治。作者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分析和看法，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的走向，并由此诞生出“丸山学派”。

《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是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生前亲自编纂的最后一部著作。
从最初计划到最终出版历时8年，丸山精心选取了从思想史角度切入分析日本近世近代转型期的6篇论文和2篇有关方法论的文章。最早的一篇问世于1949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1977年，执笔时间横跨近30年。书中收录的论文都是独立的，但所涉的历史时期和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从幕末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期，面对日本被迫卷入国际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状况，日本的各种认识主体在思想上是如何认识、如何应对的。
这是一部兼具战后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又充分展现学术研究者缜密分析能力的著作。用为本书写解说的川崎修的话说，是“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著作”。

奠定了“二战”后日本的新政治学的基础
开创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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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丸山真男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初版于1952 年。丸山在以本书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运用独特的思想史方法，对日本近世以来的政治思想做了开创性的阐发，奠定了战后日本的新政治学的基础，也创建了超越政治学领域的、为战后日本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基本研究范式——从日本人的深层心理和精神构造入手，分析其政治乃至社会行动样式，从而寻找从人和文化的角度而非经济结构的角度来深化社会科学认识的途径。
在书中，丸山致力于寻找日本思想自身的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日本的现代化是由西方引起、日本的现代性思想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的通说。他着重描绘了作为德川幕府统治意识形态的朱子学的解体过程，以及与此相伴的徂徕学、宣长学等富含现代转换契机的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在朱子学被视为封建腐朽思想的日本学术界，丸山这种新鲜的视角无疑为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丸山还从满怀现实观照的视点出发，对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
如今，本书在日本知识界早已成为一个典范，是后世无论持何种论点的人都要参照的坐标，也是丸山真男以其超凡才智谱写出的“作为思想史家”的华彩乐章。

【编辑推荐】
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R. 斯特恩的经典力作。作者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深度解析了德国是如何从绝望走向战争的！本书也是被盛赞为代表了美国学术研究巅峰的作品。
【名人评价及推荐】
这是一本充满启发性且内容极为扎实的学术专著。在希特勒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德国社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氛围之中，日耳曼意识形态的崛起又源于何处，如果你对上述问题感兴趣，那么本书将非常值得一读。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斯特恩的处理方式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即他将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的案例研究与世界范围内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书轻快易读，完全不会因为作者的博学而存在阅读障碍，几乎每个段落都有引人注目的名言警句。 ——《美国历史评论》
本书透彻地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感背景……斯特恩教授的著作，包括有益的脚注、精选的书目和优秀的索引，代表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巅峰成就。——《国际事务》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项因循文化批判主义路径的研究。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弗里茨·R. 斯特恩阐释了特定类型文化绝望的危险和困境。这三位批评家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精神的批判通常是深刻且公正的，他们不仅是德国文化危机的批判者，也是其表征和受害者。
因为无法忍受他们自己诊断出来的，并在其自身的生活中深刻体验过的这种疾病，他们试图成为能够指出德国民族重生路径的先知。虽然他们为此而提出的转型方式是残酷和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但正是这种跨越所有现实，从绝望到乌托邦的飞跃，赋予了他们思想非凡的品质。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由享誉学界的多位权威思想史家执笔，以时间为序，全面考察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描绘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这一最激动人心、最启人心智的时段。各章节涵盖了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所有重大主题，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本书还提供了大量进一步阅读文献，以及正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传略，比如：卢梭、孟德斯鸠、康德、埃德蒙•柏克，等等。

本书将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历史大致归于两种政府理论的斗争史，即原初权力在社会中的自下而上论，和源于超越神灵的自上而下论。厄尔曼以其足够的系统性，又具有充分现实关怀的理论框架，诠释了整个中世纪的政治和法律。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为何追溯西方文明缘起言必称希腊？”
武大哲学教授赵林“文明三部曲”终曲
重访历史现场，以哲学思维回应时代议题
走进理性与信仰共同塑造的现代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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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头上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从节庆礼仪到家庭伦理观念，在西方文化的演变中，始终萦绕着一对基本矛盾：理性与信仰的张力。
本书作者将思想的演进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从历史视野论述基督教信仰与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复杂联系，描绘基督教文明的诞生；追溯基督教信仰在中世纪的发展，叙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启的西方文化现代转型；从哲学角度论述欧洲启蒙运动，展示新兴的理性精神如何突破信仰的藩篱，开启英、法、德等国的现代历史进程。由此揭示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带我们走进理性与信仰共同塑造的现代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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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看点
★ 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赵林“文明三部曲”终曲。继《古希腊文明的光芒》《古罗马帝国的辉煌》后，赵林教授为他研究多年的文明史系列画下句点，从古典文化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续写英法德等国启蒙思想的演进，揭开西方文化现代转型的序幕。
★ 聚焦理性与信仰，追溯现代西方文明的缘起。“为什么追溯西方文明的缘起言必称希腊？”“为什么不理解西方人的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文明？”本书从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关系入手，在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中追溯西方文明的两大根基——源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与基于传统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的契约精神。
★ 描述不同时期起承转合，以重点事件串起时代画卷。从亚历山大东征开启希腊化时代的序幕，源自东方却发扬光大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兴起；到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为基督教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进而深刻影响了中世纪的社会与文化；再到为克服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矛盾而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真正开启了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以重点事件串起西方文化精神的历史演变。
★ 以敏锐的问题意识，讲述思想家对不同时代议题的回应。古典文化时期，传统信仰基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的灵肉二元论，回应社会解放理想与灵魂得救福音的关系；教父时代，为给神学进行理论奠基，教父们不仅使得基督教“希腊化”，也使得希腊哲学“基督教化”； 11世纪，安瑟尔谟明确提出“信仰寻求理解”；13世纪，阿奎那提出“五路证明”；16世纪，路德、加尔文等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澄清教义，改革教会积弊；17—18世纪，休谟、笛卡尔、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回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开启英、法、德等国的启蒙运动。
★ 哲学的思维与历史的视野，清晰的脉络与感情丰沛的文笔。作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哲学与历史功底，在本书中以思辨性与历史感重述西方文化现代转型的进程，而且其被誉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将讲课时的激情与旁征博引汇于书中，让晦涩的概念与术语变得易懂起来，带领读者回访历史现场。
★ 撬动认知改变，于历史演变中理解当今社会与文化问题。作者多年来专研西方文化的发展，并多次重访历史旧址，以期回应现代社会与文化问题。了解形塑西方文明的两大精神根基，特别是信仰与理性相互影响的西方文化精神从萌芽、发展、鼎盛到今天逐渐融于西方人生活日常的过程，无疑有利于理解当下的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冲突，进而从现象到本质，从存在到思维，带来认知上的改变，更好地立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今天。

一部追溯德国“一战”罪责的战斗檄文，一次对德国知识分子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
深入剖析宗教改革缘何让德意志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德国观念论如何变相为君主专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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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从战争罪责问题出发，对德国的历史、现实、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进行全面反思的“战斗檄文”。胡果•巴尔以犀利的文笔和辩证的思维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追溯 到16世纪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对包括路德、康德、黑格尔和尼采在内的德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想中的弊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与揭露，指出正是路德创立的新教使 德国在观念上脱离了与基督教普世精神的联结，在世俗统治和神权统治的高度合一下走上了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欧洲的罪人”。 同时，也论证了闵采尔、巴阿德、魏特林等基督教神学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思想功绩。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先要直面虚无， 才能找到意义——一本写给当代人的反“空虚”指南！
《哈利·波特》《权力的游戏》《真探》……当代流行作品中，隐藏着怎样的逃避本质？
算法、社交网络、现代技术是在为我们赋能，还是在维持一种被赋能的幻觉？
宅在家里刷手机、标准化的学校教育、打工人的职场生活竟处 处都是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究竟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当某人被贴上虚无主义者的标签时，通常并不意味着赞美。虚无主义究竟是什么？是浑浑噩噩？还是认为生活不值得？或是相信一切都无所谓？诺伦•格尔茨指出，如果我们学会辨认虚无主义的多种类型，那么我们就能学会区分有意义与无意义。从苏格拉底、笛卡尔，到汉娜•阿伦特、让-保罗•萨特，本书追溯西方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历史，对人们所熟知的哲学家及其思想提供了一种颇有新意和启发性的理解。
本书结合当代社会的日常情景，以生动有趣的案例，在与“悲观主义”“犬儒主义”和“无动于衷”的对照下澄清何为“虚无主义”，以及什么是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直击现代人灵魂，引发共鸣与反思。
丛书简介：
交界，谓边际相连，有共同疆界，寓意抵达前沿、跨越分歧、建立共识之可能。该丛书围绕当下公众或思想界聚焦的主题，提供由各领域专家撰写的知识概述，从基础原理出发，逐步切入关键论题，使读者得以理解并探讨更为复杂的观念。

-编辑推荐-

● 一场学术界的权力游戏，深入学术界的隐秘角落

○ 一次超越象牙塔的思考，揭示学术界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

● 一次对学术界自我反思的大胆尝试，值得每位学者和学生研读

○ 透视福柯、德里达、拉康等著名法国哲学家的“发迹史”

● 一窥当代学人须经历何种“摸爬滚打”才能获得其学术影响力和地位

本书通过分析和解释收集于1968年法国学术界剧变时期的经验资料，深刻揭示了学术界内部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及其对学术研究和学术人职业生涯的影响，为我们理解学术界的内在逻辑和矛盾，甚至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工具，更是透视法国学院体制和法国学术史的重要途径。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深刻揭示学术界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的作品，探讨了学术界的社会结构和学者的社会位置，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学术研究和学术人的职业生涯。布迪厄认为，学术界并非一个纯粹的知识和真理追求的领域，而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和利益交换的社会场域。学者们在其中争夺资源、地位和认可，而这些争夺往往受到他们的出身背景、教育背景和个人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作者还通过具体分析指出，学术界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的整体结构紧密相连，学术界的层级和分布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结构。他强调，要理解学术界的运作，就必须超越表面的学术成果，深入探究背后的社会力量和文化资本的运作机制。本书揭示了学术界的内在逻辑和矛盾，也为理解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工具。

《城邦与人》是施特劳斯的代表作，堪称其诠释学范本。全书以提纲挈领的“导论”开宗明义，接下来三章分别论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柏拉图《理想国》、修昔底德《伯罗奔半岛人与雅典人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施特劳斯将现代人的困境，作为自己专致于古典作品的动力。他认为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尝试性的或实验性的：虽然古典作品陈述并阐明的古典原则并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社会，但恰当理解古典作品所阐明的那些原则，对于恰当分析当今社会的独特性，并明智地将那些原则应用于我们的任务来说，或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

启蒙的最初目标是让人们高举理性的大旗，摆脱蒙昧与恐惧，树立自由与自主。然而在理性一路高奏凯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本书通过探究启蒙概念的起源、批判文化工业、揭示反犹主义的深刻思想根源，力图指出，如果启蒙失去批判的维度，就会成为单纯的工具理性，如果丧失了人道的维度，最终会成为敌视人的怪物。为此，我们需要启蒙辩证法。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活着回来的男人》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视角记述二战前后日本生活史的著作。
书中主人公小熊谦二（作者的父亲），出生于1925年，十九岁被征兵送往中国东北，后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严酷的西伯利亚劳动了三年。活着返回日本后，谦二在不断更换工作时，染上当时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人生最失落的光景在疗养所中孤独地度过。失去半边肺叶的谦二，以三十岁“高龄”重归社会，幸而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得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升为银发族后，他甚至与身在中国延边的“原朝鲜日本兵”吴雄根共同成为原告，向日本政府发起战后诉讼赔偿。作者以平实的叙事和开阔的视角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同时融入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史”。

该书是日本战后一代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和日本思想史重要学者上野千鹤子及小熊英二的对谈集。内容涉及鹤见俊辅乃至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和问题，深受日本思想界欢迎。

為何習近平要收緊私企政策，壯大國有經濟？為何蘇聯東歐各國的共產政權因經濟崩潰而紛紛垮台時，中國仍屹立不搖？許成鋼透過「制度基因」的架構，解釋中西憲政發展與極權演變的前因與後果。本書探討中國制度和共產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和演變，並引入「制度基因」這個分析概念，以研究從蘇俄來的制度基因如何與中國帝制的制度基因融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且持久的極權主義政權。制度基因是不斷自我複製並影響制度演變的基本制度要素，是可以實證識別的。作者首先分析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在歐洲興起，並在俄國的制度基因基礎上產生出極權主義制度。然後分析中國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變，著重這些制度基因如何與蘇俄共產國際引入到中國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基因相結合，使中共得以在中國建立極權制。接著討論中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制度變化，分析在蘇俄極權制度基因和中國傳統制度基因的基礎上，如何產生出中國特色的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以及這個制度如何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經濟快速發展，不僅挽救中共，而且使中國成為極權主義超級大國。中國共產極權制的大發展應當使人們回想起米塞斯近八十年前對遏制極權主義努力失敗的警告。要扭轉這一趨勢，深入理解極權主義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 專家推薦──為什麼中國會成為一個極權制國家？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聯的共產主義之間有何聯繫？是什麼導致了它們的差異？中國共產黨在未來會如何發展？在這本大膽而嚴謹的著作中，許成鋼透過深刻的歷史和經濟分析，對這些問題及更多相關問題提供了極為精彩的答案。 ──Eric Maski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校級亞當斯講座教授）
為什麼民主在某些國家蓬勃發展，而在其他國家卻未能如此？許多人曾預期中國的迅速崛起會導致其擁抱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許成鋼在這本發人深省的書中提出，原因在於他稱之為「制度基因」的根本因素，例如中國的帝國傳統和對個人自由和產權的限制。透過與最偉大思想家的對話，許應用制度基因的框架解釋了民主在西方的發展及其在俄羅斯的失敗。可以說，這些問題是當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任何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的人都會發現這本書是必讀之作。 ──Oliver Hart（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校級蓋瑟講座教授）
我們常聽到人們談論中國的創新能力、其國家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或其現代化。然而，這本發人深省的書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通過歷史分析、制度分析和經濟分析，本書論證了儘管有鄧小平發動的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依然是極權主義的。許成鋼認為，共產統治不僅改變了制度，而且以高度持久的方式改變了文化的許多重要方面；不理解中國的「極權制度基因」就無法理解其今天的體系。這些基因塑造了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和共產黨統治。任何對中國及其正在形成的複雜世界秩序感興趣的人都會發現這是必讀之作。 ──Daron Acemoglu（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院級講座教授）
許成鋼以鋒利的視角剖析了現代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和制度基因。他提供了對當代中國的治理如何從其帝制和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源中發展而來的全新理解。這部歷史和政治經濟分析的傑作將立即成為任何關心中國政治體制的人必讀的權威著作。憲政自由在中國是否有機會？本書應成為關心此問題的人的必讀之作。 ——Darrell Duffie（史丹佛大學管理兼金融學亞當斯傑出講座教授）
許成鋼，這位曾撰寫關於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制度基礎的經典論文的著名經濟學家，如今為我們帶來了關於中國「區域治理極權主義」制度根源的權威分析。透過對歷史和俄國革命影響的分析，許成鋼精彩地解釋了中國在二十世紀未能實現憲政的原因。中國千年的帝制比絕對君主制更加專制，這幫助了布爾什維克制度移植和融合到中國，並創造了中國獨特的極權主義形式。這是一部深刻且極富思想性的著作，對於理解當代中國至關重要。 ──Gerard Roland（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兼政治學摩里斯·考克斯傑出講座教授）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不是鯨魚，而是一種名叫「奧氏蜜環菌」的巨大且鮮為人知的地下真菌。同樣，正如許成鋼在這本令人震驚且重要的書中所展示的那樣，最大的政治有機體是共產極權制，其「制度基因」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重複出現，但總是具有關鍵作用。華麗的詞藻掩蓋了無情的暴力，人類被降級為被支配的俘虜；享有自主權的不是人，而是這個系統。然而，許成鋼並非一個滿懷幻想的陰謀論者。出身於該系統並曾受教於哈佛的他，為所述觀點提供了冷靜的分析。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
許教授提出制度基因之概念，向上追溯中華帝制之制度基因，詳細審視科舉與儒教之影響，並舉以與沙俄及布爾什維克之極權主義相比較，清楚詮釋了中共治下中國經濟改革之成功與局限。 ──明居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本書是許教授多年來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集大成之著作，並且加入歷史的縱深，以共產主義的起源和中國共產黨崛起之脈絡，說明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下經濟發展的取向。 ──趙相科（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一书是俄罗斯学术界首次对俄罗斯现代文明的特点进行多方面的系统研究。该书不仅确立了俄罗斯现代文明这一概念，揭示出自彼得大帝改革就开始呈现的稳定性，而且阐述了俄罗斯现代文明有别于古今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书中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现代文明的特点：自然地理特征、地缘政治意义、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交际特点、男女关系特点、俄罗斯的性革命、城市文化等。
本书对彼得改革以来的俄国做出了全新阐释，指出俄罗斯现代文明发端于彼得大帝的改革，但彼得改革并不是俄国西欧主义发展之路的开端。整个18世纪是俄罗斯现代文明初步形成阶段，到19世纪初叶俄罗斯现代文明最终确立。作者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对深层次的文明结构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俄罗斯文明结构（国民性格和精神理念，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在总体上大致保持住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几乎所有的特点”。
本书涉及的问题覆盖面极为广泛，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现当代俄罗斯现实的热门话题。对想要深入了解俄罗斯、关注俄罗斯命运的中国读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 中國到底要不要進行政治改革？為甚麼政治改革的命題會成為當今議論不休的一個熱點，甚至可能引起一場新的政治鬥爭呢？ 這本書告訴我們：你想了解這些為甚麼？就必須了解毛東逝世後的中國政治鬥爭，就必須知道胡耀邦、趙紫陽與政壇老人的博弈的詳細經過，就必須了解「六四」前後發生的政治鬥爭內幕。本書作者楊繼繩是前新華社的高級記者，根據許多寶貴的資料及採訪許多高層的當事人後在六年前出版此書，一時洛陽紙貴，而趙紫陽在生命最後的時刻讀完了它，並予以高度評價。但作者不滿足於此書的不足之處。又多方搜集，增刪補闕，加進了許多第一手資料。 作者也不囿於自己的政治傾向，本書就吸收了不同意見者的材料，也補充了一些不為人知的資料，譬如揭示了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抗命」而被撤職判刑的真相，廓清了謠言與誤傳。可以說，本書比現有任何有關這一方面的書籍所記載的內容更為詳盡與可靠，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信史，一本不可不讀的好書。 作者簡介： 楊繼繩，新華社高級記者，著名學者。1966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在新華通訊社任記者、編輯35年。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五屆理事。發表新聞、通訊、評論數以千篇計。出版專著有：《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技術貿易學》、《社會奧秘之門》、《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等。1984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作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