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题材丰富、视界浩淼的散文集中，约瑟夫•布罗茨基开篇便用深沉内省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在苏俄的早年经历以及随后去往美国的流亡生涯。接着，作者用惊人的博学探讨了诗歌的张弛变幻、历史的本质、流亡诗人的双重困境等一系列颇具广度与深度的话题，思维的触手延揽古今，上及古罗马贤帝马可•奥勒留， 下至现当代诗人托马斯•哈代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美学的炽烈情愫糅合锻造为继《小于一》之后的又一部世所罕见的奇作。
收入文集的二十一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这卷文集可以说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文集中最后一篇作品《悼斯蒂芬·斯彭德》完成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自己也离开了人世，《悲伤与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是布罗茨基散文写作、乃至其整个创作的“天鹅之歌”。
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悲伤与理智》是这部佳作的首个国内中文译本，在翻译文学界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以及不可替代的文学与学术价值。

"俄罗斯思想"这一命题是俄罗斯19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界关注的中心之一。然而一些标榜为"俄罗斯思想"的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写的这本书是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它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作了阐述。他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听取的意见。

《生活在别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画。昆德拉以其独到的笔触塑造出雅罗米尔这样一个形象，描绘了这个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具有“发展小说”的许多特点。就其题材而言，表现一个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是本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展示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也只有复杂的人物才能承担。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诗人创作过程的分析是微妙而精细的。创作过程当然不仅指下笔写作的过程，而且更广义地指一个诗人的全部成长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意图下，这部书最初曾被题名为《抒情时代》。作者所要表现和所要探究的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它的产生和它的结果。因而这本书又是一本现代心理小说，表现了一个诗人的艺术感觉的成长。书中每一章　节的名称都展示了诗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怎样读书，怎样恋爱，以及怎样做梦等等。关于时代的全貌和他人的活动都迟到了远处，一切观察的焦点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并且与他的内心活动有关。有如激情的涧水，在时间的乱山碎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溪流将流向沃野还是沙漠。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诗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发育。为了潜入到人物意识中最隐秘的角落，作者采用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时间与空间交织（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常常出现在同一段叙述中），现实与梦幻交织（第二章《泽维尔》完全是一个梦套一个梦），情节的跳宏，思考的猝然与不连贯，故意模糊主语的陈述，这些都使此书更接近于诗歌而不是小说。假如我们把书中这些抒情性的因素去掉，这部作品的内容就剩不下什么了。这种形式使我们更能切近诗人的内心活动，感触到诗人的激情是怎样产生和燃烧的。

前苏共中央委员、人民委员鲁巴肖夫是膺共产国际之命，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家从事秘密革 命领导活动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为革命建下赫赫功绩，在斯大林开始党 内大清洗 之后，开 始对苏共党内的不政党现象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因为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使他的革命 良心深深感到不安和自责，从而招致斯 大林的猜忌，以致被捕入狱，经过疲劳轰炸式的狱 中审讯后，终于精神崩溃，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处决致死。

本书分为二个专题：
专题一：西方现代性问题与政治哲学的变迁——利奥·施特芬斯论文小辑，该专题收录了利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等6篇重要的文章，以及斯坦利·罗森的《金苹果》一文，同时，本专题的编选顾问刘小枫先生以一篇名为《施特劳斯的“路标”》的文章，对施特劳斯的思想进行了把脉式的辨析。
专题二：西方现代性的展开与时代观念内涵的确立——汉娜·阿伦特论文小辑该专题收录了汉娜·阿伦特的《真理与政治》等6篇较为著名的文章。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80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人生回忆录，呈现20世纪历史文化广阔的精神地图。
1940年6月，29岁的切斯瓦夫·米沃什闯过苏军与德军四道防线，从维尔诺长途跋涉到纳粹占领下的华沙。半个多世纪流亡生涯之后，他才终于重返故乡维尔诺，一座“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与自己的过去重逢，他回到一种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开始为各种历史人物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他 自己。
《米沃什词典》就是这样一件替代品。它替代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20世纪的文章，一部回忆录。书中所记的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网络中活动，相互阐释，相互依赖，并与20世纪的某些史实相关联。
《米沃什词典》是米沃什亲自经历与见证的20世纪。与他一起到过人间的天堂或地狱的人，几乎都已去了幽灵王国。本书是对那些灵魂的召唤，以文学这一永恒的纪念仪式，换取他们的片刻显形。他用词典这一相对客观、抽离、高度浓缩的形式，以平静、卓越的才智，将他的时代丰富层面的体验，浓缩为一个个充满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的词条。
“我的20世纪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他们重压在我的心头，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呆上片刻。” （切斯瓦夫·米沃什）
西缪尼·希尼——作为一个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
约瑟夫•布罗茨基——（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作为一位诗人和一位思想家，米沃什勇于跟他的敌对者共存，仿佛他已告诉自己：要存活于这个时代，只有通过吸收它。
约翰•厄普代克——（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米沃什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揭露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
作品看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之书——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的一生是一个惊人的故事，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称其为“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本书是米沃什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的回顾与总结，吸收他的时代的美好与糟粕，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与博学诙谐写就的人生之书。
★比《被禁锢的头脑》更为深邃广博的精神地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米沃什以《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而知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多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米沃什说，他用几本书（《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等）履行自己的义务之后，便不在继续往前走，因为“意识到另一重召唤”，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米沃什词典》展开了米沃什深邃广袤的精神地图，揭示其创作与反叛的源泉。
★为20世纪历史文化立传，以文学作为永恒的纪念——米沃什为其开列词条加以描述的人物、事件、地域、主题，在《词典》中呈现为一幅幅难忘的素描，充满生动细节与敏锐判断：将波伏瓦、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罗斯特、爱德华•霍珀、阿瑟•库斯勒……置于审视之下，接受回忆的召唤，对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反思，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米沃什本人独特迷人的自画像。
★针对偏僻典故细致加注，呈现20世纪“另一个欧洲”——作者回忆庞杂渊博，记述旁征博引。关于波兰、东欧的历史文化知识、人物背景典故，本书针对那些既不熟知于英语世界，对国内读者也颇为偏僻的，增加大量注脚，并添加“词条检索目录”，附录完整“米沃什年表”及“主要著作年表”，并收入作者早年珍贵照片，以飨读者。

长篇幻想小说《鲵鱼之乱》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及帝国主义法西斯的全面、深刻的揭露与讽刺，是作者面临法西斯威胁对人类发出的严重警告。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纯属虚构，说的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偶然发现的一种鲵鱼的历史。资本家把这些样子像人、十分机敏的动物当作廉价劳动力培殖起来采珍珠、从事水下建筑。鲵鱼不仅逐渐掌握了人的技术，而且也掌握了法西斯思想，到后来，竟然拿着从人那儿得来的武器，袭击大陆，并要求扩充海面、淹没大陆、毁灭人类。最后通过作者幻想的鲵鱼统一体的自身瓦解和互相残杀，才出现人类复苏的希望。

* 爱情不堪直视，孤独才是唯一真相
* 关于爱的危险、狡黠、颓丧和悲凉，写给真正的精神贵族
* 马洛伊•山多尔用一生写就的挚爱之作
前妻坐在街角的甜品店，悄悄看着丈夫为第二任妻子打包橘皮蜜饯。
咖啡店里，出身优越的丈夫回忆起第二任妻子在床上偷偷观察自己时那半迎合半嘲讽的眼神。他视她为真爱，可眼神浇灭了一切火焰。
曾是夫家女佣的第二任妻子与情人彻夜长谈。丈夫家满橱的袜子、领带和整墙的书曾让她觉得自己的 双手格外肮脏，而丈夫身上万年不变的甘草味令她感到恶心。
多年后，情人在美国的小酒吧里偶遇逃亡的丈夫，目送他消失在贫民窟。
关于《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是马洛伊•山多尔最偏爱的作品。在书中，马洛伊以四位当事人的独白，回忆了两段失败的姻缘，道出这位精神骑士对于爱情的期盼和彻悟，追忆了欧洲最后一代贵族的文化追求与品格坚守。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牙利语原本是两本书。1941年，马洛伊写了《真爱》，一对已经分开的上中产阶级夫妇站在各自立场讲述彼此失败的婚姻。伪装成独白的不止是爱情，还有罗生门般难解的人生真相。四十年后的1980年，流亡近三十年的马洛伊决定续写这段爱情故事。《尤迪特……和尾声》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从截然不同的阶级立场，将四十年前的故事延续到了当下，延伸到了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和革命消灭了的“市民文化”唱了挽歌。作者在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中央，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一生唯一续写的小说，可见他对这部书情有独钟。作者去世后，《真爱》和《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假如，有过一位作家，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
——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
二十世纪的文学……收到了一位新的大师死后赠与的礼物。他会跟奥地利作家罗斯（Joseph Roth）、茨威格（Stephen Zweig）和穆齐尔（Robert Musil）齐名，甚至与受到膜拜的伟大作家，托马斯‧曼与卡夫卡，属于同一等级。他就是马洛伊。
——德国《时代周报》

【内容简介】
伊凡•克里玛是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他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本书是克里玛少年时代至中年时代的回忆录，约从1937年写到1967年。在克里玛笔下，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却随着国家命运而跌宕起伏。
书中，克里玛回忆了被德国纳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恐怖记忆，以及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与文学创作现状。作者的经历和回忆视角都相当独特，用捷克式的冷静幽默和质朴自然的语言，思考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本质，以及两者的关系。
【封底推荐语】
绝佳的捷克文学入门之作，伊凡•克里玛的喜剧才华可见一斑……这部回忆录有乐趣，有苦涩，满怀希望，也充满狂怒。 —— 《纽约书讯》
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作者笔法犀利而幽默，清晰的散文笔调写出了压迫给人带来的不加掩饰的恐惧，和其对受害者和加害人所造成的难以察觉的道德腐蚀……克里玛对这个乖戾的时代所做的探索与发现，充满了讽刺以及顽强的希望。
—— 《出版人周刊》
《我的疯狂世纪》描述了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是如何生活并追求自由的……（克里玛）生动叙述了一个勇敢者的一生和他所处的时代，足以打动我们所有人。
—— 《华盛顿独立书评》
彻底、毫无保留地洞悉一个人的个人挣扎——他作为作家和独立个人的斗争，而这一切都以政治动荡为背景。 —— 《书目》杂志

在《我的疯狂世纪》中，作者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文学杂种——将非小说类的自传和随笔结合在一起，以两卷的篇幅从新的角度来探索他生活的时代意识对人的影响作用。作者经历和回忆视角都相当独特，用质朴自然的散文化语言，思考了社会与人的本质及关系。本卷是克里玛回忆性散文作品集的第二部，继第一卷写克里玛少年时期至中年时期，这一卷开始写他的中年及晚年时期。
他展示了这一阶段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景象变迁和文学创作现状，讲述个人家庭受时代影响的生活琐事及情感经历，同时阐述了人们对新政体寄予的厚望和憧憬，以及作者本身对社会体制的思考。这一时期作者的创作受到了新的启示，达到了新的高峰，创作出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及戏剧作品，如：《名叫希望的船》《马塞拉的未婚夫》《城堡》《爱情与垃圾》《我快乐的早晨》《风流的夏天》，等等。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1999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为了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玛莎•努斯鲍姆、理查德•爱泼斯坦、理查德•波斯纳、凯斯•桑斯坦等来自法律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十余位大师级学者共聚一堂，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八四》有没有过时？它对当今世界有何意义？诸位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甚至特立独行的洞见。
本书即由与会学者提交的文章结集而成。学者们将观点付诸文字，告诉读者大众，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一九八四》这部小说对我们会有何教益。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
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这本书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谴责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右派，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他声称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忠于真理而不是党派。他试图对效力于事业与效力于党派作了区分，并且拒绝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会毁坏知识分子生活的独立自主性。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从篇幅上看，比起同时代学人动辄数十万言的大作来，班达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篇论文罢了。不不定期，就在这本小书中，班达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该书首次掘取以赛亚·伯林思想史研究项目中的三块宝石，通过对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的共情视角和深层解读，阐释了这一充斥着过度科学思维的运动是如何遭到反对的。这三位批评者所做出的贡献均无与伦比，维柯确立了人文科学，说明了它何以必然与自然科学不同；赫尔德开创了民粹主义、表现主义 和多元主义（伯林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反理性主义的哈曼则点燃了浪漫主义之火，这一重要的运动在对启蒙运动的反对声中发展壮大。
无论是维柯还是赫尔德的研究者，都将对伯林感激不尽。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听众》
《北方的巫师》给人带来愉悦的惊喜……尽显伯林本色。笔锋刚健、激情澎湃，资料与观点都极其丰富。
——迈克尔·罗森，《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以赛亚·伯林最为关心的是要理解反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潮。这些关于反启蒙思想家的文章堪称经典，同时也阐明了他自己对于理性在政治中之地位的观点。一本必读之作。
——马克·里拉，哥伦比亚大学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是现代文学理论的扛鼎之作。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依然以其理论的前沿性和逻辑的精密性对当代学者产生着巨大影响。本书着重讨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同时它也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和回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另外，艾布拉姆斯还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宇宙、作家、读者”。

作者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土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或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
本书是“人文与社会译丛”之一，全书共分8个部分，主要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土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或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所收录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了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尤其是追溯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伯林所探讨的主题包括：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社会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影响，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俄国的艺术责任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实践。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