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17:陈修良工作笔记(1956年-1957年3月)》为陈修良同志1956年—1957年3月的工作笔记。《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17:陈修良工作笔记(1956年-1957年3月)》内容包括了在此工作阶段的方方面面，例如一些重要会议的纪要、讲话实录，关于教育、经济等各项工作的总结及经验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均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成产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中央“一大”的代表等等问题，都是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作者还力图表明，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应联系国际大环境，打破“自我封闭”的研究状况；应纠正以回忆录邓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歷史筆記》係高華教授的遺作。1300頁，分二卷。 第一編「革命、內戰與民族主義」分論國民黨共產黨兩黨1949年前各自的歷史。作為內戰勝利方的中共是本章的論述重點，所選文章不僅反映其革命奪權歷程，還映射出1949年後政治實踐的某些雛形。 第二編「斷裂與延續」主要論及毛澤東時代，內容涵蓋了多個歷史事件。毛澤東與林彪內爭堪稱毛時代最具戲劇化的事件。它固然以毛的獲勝告終，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個人崇拜神話的謝幕就此徐徐開啟。本章最後一篇文章就集中闡釋了毛林之爭。 第三編《「從『大破』走向『大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為一篇未刊稿。高華教授生前承擔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七卷的寫作任務。他已列出該卷寫作綱要，惜乎天不假年，只完成了十餘萬字的文稿。本書另附上高華教授的整章規劃與觀點，希望借此推動對波詭雲譎的文革史研究。 第四編《讀書有感》包含多篇書評，論及對象既有風雲人物，也有平頭百姓，既有追隨國民黨政權遷台的作家，也有大陸人所皆知的左翼文人。本章通過對他們回憶的評議展現出多角度的時代變遷與個體感受。

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本書作者歷時十餘年,搜尋考辨大量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詳細剖析了延安整風的前因後果及運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力圖再現當年這場運動的歷史真貌,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了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决策过程，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

一套忠於史實、觀點開放的中國當代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每卷約六十萬字、八百頁；

完整反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至1981年的發展全貌。

‧ 各卷作者均是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國史研究專家，多次研討，分工撰寫，歷時七年；各卷獨立成篇，又首尾相貫。

‧ 以中央及地方檔案 史料的發掘和最新研究成果為基礎，對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重大史實作出詳盡考訂和分析。

‧ 以時間為經，重大事件為緯，通史與專題相結合。既有反映高層決策和鬥爭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現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社會風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動畫面。

‧内容简介 · ·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是中外各圖書館、大學、研究機構，以及學者和教師的必備參考用書。

本套書的特點：

‧ 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

‧ 歷時七年，合力撰述，總逾六百萬字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兼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名譽研究員。研究興趣為蘇聯史、冷戰國際史，對中蘇關係史和朝鮮戰爭史有專門研究，代表著作有《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蘇聯專家在中國》、《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和論文多篇。

林蘊暉，中國共產黨歷史、當代中國史學者，長期從事教學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國年輪（1953）》、《劉少奇之路—輔助建國（1949-1956）》、《走出誤區—我觀共和國之路》；並主編《中國四十年發展戰略的演變》、《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合著《凱歌行進的時期》（1949-1989中國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

錢庠理，畢業於國內重點綜合性大學歷史系，史學碩士。長期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和中外關係史研究，著有多部關於毛澤東研究和當代中國歷史的著作。

卜偉華，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現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曾編輯多種中共黨史資料叢書，合著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等書；也是最早從事文革研究的學者，發表過〈紅衛兵運動與「文革」前的學校教育〉、〈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北京紅衛兵運動大事記〉等論文多篇。

史雲，在重點大學畢業後歷任大學講師、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問題的教學與研究，特別專注於1970年代以來的中國研究。發表過多種有關中國當代經濟體制變革、周恩來經濟思想、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文化大革命人物的研究著述。

李丹慧，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冷戰國際史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外交史。主編有《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等書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蕭冬連，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當代中國史學者。主要著作有：《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國年輪（1961）》；合著有《强國的方略——中國五十年社會主義戰略的演變》；合編有《中國改革大詞典》。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内容简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毛泽东一生都同莫斯科有着不解之缘。
30岁的毛泽东入选中央局，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然而从莫斯科回来的政治局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到苏区一年半竟然从没想到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有什么本领；俄国人把毛泽东视为“亚洲的铁托”，斯大林、莫洛托夫竟然当面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气愤地回忆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声都不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惊人内幕，斯大林一夜之间威信扫地，毛泽东表示中国不能摘斯大林的像；赫鲁晓夫传话过来：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不怕分裂，来一个“大闹天宫”；边界冲突忍无可忍，大战来临，林彪差点下令炸掉密云库……
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文中所及中共历史上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都是鲜为人知的。当这些触目惊心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卷展现在眼前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政治记忆是构建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各种政治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对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争夺。争夺合法性的具体历史实践并不是本书重点关注的对象，本书的核心旨趣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争夺合法性的基本规范和主要技术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围绕着政治记忆在多重层面上的刻写行为展开的。作为必要的理论铺垫，什么是合法性和政治记忆，谁来争夺合法性或者谁是政治记忆的刻写者，以及合法性危机中突显出来的正义难题等诸如此等问题，自然也属本书讨论的范畴。本书首先围绕合法性和政治记忆的概念，讨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其次讨论了政治记忆的刻写主体及其社会背景;再就是分析了政治记忆是如何通过刻写行为完成合法性建构的。

该书是南京大学周海燕副教授历经七年、通过多次多地实地研究和扎实文献研究完成的博士论文。
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Nicola Spakowski（德国弗赖堡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三位 先生为该书作推荐并代序：
就当代中国政治及社会史研究而言，周海燕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著作，有着杰出的贡献。关于党治如何掌控民众对复杂历史事件的记忆，周著阐明了它的基本模式与诸种内涵，其意义远超个案研究。
这一运动的过程，是关于威权统治与政权合法性的宝贵课程；对毛时代的中国如此，对后毛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是。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政治学教授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运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战争中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模式，后来成为战后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然而，我们对这场运动知之甚少，甚至于那些我们笃信不疑的事实，也不过是在宣传“南泥湾精神”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诸种神话的一部分。
周海燕的著作改变了这一状况，她用关于政体合法性和记忆政治的分析框架，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党是如何将“南泥湾精神”作为政治工具和政治建构、以动员民众达成诸种目的的过程。
从三五九旅，到英雄的模板化、政治口号的创造，再到历次唤起“南泥湾精神”的热潮，直到当下作为商业工具的“红色旅游”，周著还延展了南泥湾的完整叙事。
通过展现一场著名政经运动的建构与再建构，《记忆的政治：大生产运动再发现》透视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该书堪称学术著作之典范：言其中肯，察其关键，思之明悟，读之愉悦。
——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历史学教授Nicola Spakowski（史明）
以社会记忆和话语分析理论为基本框架，围绕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及其后形成的各类叙事文本作话语分析，周海燕厘清了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揭示了权力和话语在其间相互纠缠的关系，并对大生产运动及其相关记忆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解读。
凭借丰富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作者确证了一个堪称精湛的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大生产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救因经济困难而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所做的战时应急性政治动员，同时也是运用“劳动”手段对人群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控制的基本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起来”、“鱼水清深”和“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等核心语义代码，是如何建构大生产记忆的核心——“南泥湾精神”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

何为现代财政国家？要具备怎样的要素，或是要避免哪些陷阱，才能向现代财政国家迈进？为什么现代财政国家在英国和日本出现，而中国却没有呢？
本书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研究英国、日本和中国三个国家财政制度的发展变迁。回答了以上的问题。
作者选择三个时段的制度发展案例来进行比较历史分析：1642年至1752年的英国，1868年至1895年的日本，以及1851年至1911年的中国。作者挑选这三个国家和时代为案例，独具匠心：首先，在变革之前，这三个案例在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其次，由于变革前分散型财政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三者都出现了财政困难的问题，财政困难也成为变革发生的关键背景，即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及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起义；第三，这些重大事件产生的财政压力，迫使当政者去积极寻求解决财政问题的新途径。
三个案例中，制度发展的最终结果和过程顺序各不相同。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之后，通过将其债务类型转换成由间接税收所担保的永久债券，成功转变为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现代财政国家。日本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集中征收间接税，发行长期国内公债及确保政府纸币的可兑换性，从而成为现代财政国家。中国在1851年以后经历了一系列财政制度变革，例如，国家财政日益依赖由领薪政府官员征收的间接税，汇兑方法被纳入国家财政制度的运作，但却未能实现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转变。
通过三个历史案例，本书考察了新制度从产生至确立的完整过程，从而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以及管理国家财政。对现代财政国家演变过程进行的比较研究，以两个不同路径的成功案例（英国和日本）和一个失败案例（中国）为基础，本书最终探寻了新制度建立的因果机制。

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始終積極主張出兵朝鮮，甚至在美軍越過三八線、蘇聯拒絕出動空軍等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力排眾議，毅然決定派兵入朝，其初衷除了對中蘇同盟的考慮，還有沒有想到朝鮮問題？
1956年朝鮮勞動黨發生內亂，金日成索要逃亡中國的延安派幹部，毛澤東大發雷霆，一反常態地對朝鮮內政進行干涉，原因何在？
1958年中國全部撤回駐朝志願軍部隊的動議是如何提出的，難道其目的就是像當時人們理解的那樣，為了政治宣傳和逼迫駐韓美軍撤退？
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金日成就提出要與中國結盟，但為甚麼中朝同盟條約在戰爭結束八年後才遲遲簽訂，而且是與蘇朝同盟條約同時簽訂？
中朝兩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用鮮血凝成、經歷過戰火考驗的中朝人民的傳統友誼將世世代代流傳下去……六十年來，這套話語連續不斷，令上層和民間，均對中朝關係懷抱著「大哥」對「小弟」的一廂情願，卻在在事與願違。忽明忽暗的朝鮮半島局勢，未來還將持續很長時間。為什麼中國用鮮血換來的盟友並沒有真正地成為中國的「外藩」？中朝關係的結紐，究竟是怎樣造成的？
作者以毛澤東、金日成兩位領導人的平行視角來展開論述，兩位政治領袖各自的縱橫捭闔與你來我往的角力，造就了特殊的中朝關係：中國領導人仍帶有傳統的中央王朝觀念，把包括朝鮮在內的周邊國家都視為同一陣營或可能聯盟中的被領導者，試圖打造一個革命的「天朝」，而金日成一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謀求朝鮮的獨立地位和個人（及家族）的專制統治。儘管毛澤東理想中的「天朝」最終還是在他去世後走向了終結，但是毛澤東和金日成的政治巨手合力確定的中朝關係的「基調」，在他們兩人身後，仍然不斷地影響著後來中朝之間的每一次歷史選擇。

本書通過對陝北「驥村」村民長達15年的田野訪談，結合其他史誌資料的記載，重新講述了土地改革、農業集體化、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包產到戶等「大歷史」下的普通村民的個人、家庭、社區的生活史及其演變，並由此考察和解釋農民與國家、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的複雜動態關係，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理解共產主義文明的過程和邏輯。 本書的理論架構鮮明，全書論述緊貼底層社會研究理論和斯科特（James Scott）關於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理論這兩條思路進行。豐富的第一手材料與第一人稱的引述編排，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著作中獨樹一幟。

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制定黨的路線和確定全黨的領導人。本書細緻描述了中共黨代會的運作方式，深入分析了對於中共政治而言，黨代會上受到操控的會議、討論和選舉因何意義重大；揭示了威權政體須借用正式機構內的動員儀式和程序化運作以尋求政權的合法化。本書既是比較政治學界的理論創新，亦是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現狀的重要書目。

本书系文件汇编, 收录了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共创建期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的文章, 文件, 反映了一大代表在此时期的建党思想, 社会思想, 以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观点等, 从而为研究中共创建史提供翔实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