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Don’t Belong Anywhere - Le Cinéma de Chantal Akerman, explores some of the Belgian filmmaker’s 40 plus films. From Brussels to Tel-Aviv, from Paris to New-York, this documentary charts the sites of her peregrinations. An experimental filmmaker, a nomad, Chantal Akerman shares her cinematic trajectory, one that has never ceased to interrogate the the meaning of her existence. Thanks in great part to the interventions of her editor, Claire Atherton, she delineates the origins of her film language and her aesthetic stance.

一个年轻女孩把自己关在公寓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做自己的事，她在厨房里度过了一个夜晚——一直哼着歌。

离家两月，女作家回来后发现一个朋友的朋友住在自己家，而且一点也没显出要离开的意思。此人的存在非常影响写作，为了避开他，女作家把自己关在卧室，越来越少出门，过上了禁闭一般的生活…… （豆瓣电影字幕翻译2.0小组）

阿克曼的《夜话》是一组小插图，描绘了许多人在一个夏夜中的幻想和戏剧性时刻。这部电影几乎没有对话，依靠一系列显著的对比来达到效果:一个闷热的夜晚，深刻而痛苦的激情描绘以一种鲜明而模糊的方式呈现出来，背景是一个无精打采、乏味的布鲁塞尔。
被认为是仅次于让娜 迪尔曼的该导演另一部杰作

女演员德尔芬·塞里格和录像艺术家卡罗尔·罗索普洛斯的会面将我们带到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的中心。她们手中拿着摄像机，用傲慢、不妥协和幽默进行激进的斗争。

纽约的城市图景，并行的是现实中艾克曼倾读母亲来信的段片。信是居住在比利时的母亲写来的。艾克曼这部早期的实验电影，是对他乡旅人的距离的最好的描述。

《让娜·迪尔曼》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它是阿克曼1975年的一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影，它又是一部著名的“女权主义”电影，它还是一部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富革命精神的电影。总之，阿克曼这位拍片数极少的比利时女导演凭借她二十出头拍出的这部电影，就足以让无数的影评人、电影史学家为她 树碑立传了。它的独特、先锋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相信，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如此奇妙的观影体验了！
影片内容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影片其实是从第一天下午到第三天的下午，仔细算下来也就两天多一点），影片的拍摄手法也十分“简单”——固定长镜头（影片中的机位选择非常严格，比如说厨房是正面、侧面两个机位，算下来全片也就只有十几个机位），影片场景同样十分“单调”——超过90%是在让娜?迪尔曼所住的公寓里拍摄的。

在360°圆形全景拍摄相机慢慢平移整个公寓（或内部）。当它第一次通过卧室没有人有，但每次它说明了房间又香特尔·阿克曼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再忙着做什么（剥橘子，吃一个橘子等）。当她最后被看见她打哈欠和躺在她的床上。相机继续平移不过10分21秒的电影之后玩完，她无法看到睡着了。

影片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在空空的公寓中，一个女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把房子粉刷了两遍，不停地移动着家具，一遍遍地给她的情人写信，并把信的内容像日记一样读了出来；
第二部分，女人拦了一辆卡车，她和卡车司机在一个酒吧前停了下来，俩人进去，司机边喝啤酒边和她谈论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有自己的私生活；
第三部分，女人来到她情人的公寓，屋里的女人不让她在哪儿逗留。女人说她饿了，她的情人让她进屋，并给她饭吃，让她在这住一夜。饭后，两个女人做了爱。第二天早晨，女人离开了公寓。

　　在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Wim Wenders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拍摄计划，他邀请了所有来到电影节上的导演，给他们一个房间，一架16毫米的摄象机，还有10分钟的胶片，请他们在这台承载过他们最初梦想的机器面前，在一个观察自己又被自己观察的见证者面前，陈述自己对于“The future of CINEMA”的看法。
　　CINEMA，如果我们现在翻开一本中英辞典，会看见它在英文中的含义包括了“电影”与“电影院”。而在1982年的5月，时代正在将“电影”慢慢从短暂的定义中剔除，Cinema在电影发明的最初几十年里将电影与电影院捆绑在一起，然而正如我们成长的最初将爱情与婚姻当成一回事一样，岁月的行进并不会容忍最初的美好。电影院不再是电影传播的唯一选择，电视与录映带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再扩展一步来说，电影也不再是影象制作的唯一形式，人们可以开始在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上观看仅仅是几秒钟前从月球上传来的图象。
　　Wim Wenders的纪录片计划邀请了这届戛纳电影节上的所有导演，其中包括了Werner Herzog（赫尔佐格），Rainer Fassbinder（法西宾德），Steven Spielberg（斯皮尔伯格），Jean-Luc Godard（自以为是的戈达尔），Antonioni（安东尼奥尼）。他们被邀请到戛纳Martinez宾馆的666号房间去完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10分钟自由陈述，他们是一些普通人，是一些狂想者，是一些在未来即将到来的时候充满绝望与颤抖的试探的人。而当所有的导演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陈述之后，Wim Wenders把这部纪录片称做“Chambre 666”（666号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