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于繁多的语言学术语?纠结于不知道看哪本语言学的着作?论着期刊多如牛毛，思路混乱，头脑发麻，欲登堂而不知门径?研究选题毫无头绪?来瞧瞧这本书吧，帮你理清思路，一起来讨论语言的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语言从哪里来，将来会怎样，我们的汉语为什么和英语不同，为什么要学英语，为什么要使用汉语拼音，为什么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汉字的字体，为什么要用计算机研究语言，修辞手法能不能计算，为什么语言研究那么难，为什么语言研究有那么多禁区，为什么语言信息产业如此红火……
本书在语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下，将语言学和汉语的基本问题，用对话的形式来讨论，步步推进，深入浅出地揭示语言的神奇与奥妙。对语言学、现代汉语、词汇语义学、计算语言学等方向的科研人员、本科生、研究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文化创意产业是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途径，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方式，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前行离不开对本土文化创意与市场结合的历史的关注，鸳鸯蝴蝶派在这种本土创意的市场化过程中长袖善舞、尽显才智，推动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李斌的《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主要以他们为视角切入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历程，力图揭显出这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界的本土力量的历史地位及其引发的当代启示。

《动宾搭配的语义分析和计算》将认知语言学理论、语料库语言学、语言计算理论和机器学习技术融合起来，围绕动宾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问题展开研究。基于大规模数据，对不同动词对宾语选择限制的多样性和强度差异，做了系统标注和统计分析。从主观性和认知事件框架的角度，揭示了动宾搭配多样性的深层次约束，描写了词语褒贬的指向问题，利用选择限制对动宾搭配的转喻本体做了自动理解实验并验证了隐喻理论的有效性，对明喻句的自动识别实验取得良好效果。

《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是一本研究中国货币与宏观经济问题的书。作者在本书中使用多部门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探讨了货币总量的来源以及货币供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问题。书中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信用货币创造机理及其与经济结构变化的关系。二是运用信用货币创造理论来分析存贷差等问题。三是离岸市场发展与货币创造的关系。四是潜在经济增速与货币需求问题。五是研究产出与通胀动态问题。六是有关货币供求与产出、通胀动态变化的研究。七是货币总量需求和货币化比率（M2/GDP）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和机理。八是货币与结构性通胀问题。通过作者这些科学的研究、规范而清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充分地理解我国经济中的很多重要的货币和宏观经济现象，深化对诸如货币“超发”问题、存贷差问题、人民币“走出去”以及货币政策的功能与定位等问题的认识。相信每个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读者，阅读此书后都会有重要的启发和收获。作者李斌研究员和伍戈研究员长期在中央银行从事货币政策工作，具有较广的宏观经济视野和丰富的一线政策操作经验，逻辑思路也是他们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积累形成的。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教授亲自为《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作序，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对书给予了充分肯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副院长白重恩、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讲席教授许成钢联袂推荐本书。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经济转型期中国的宏观经济以及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窗口，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集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再现了郭沫若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

对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调控的探讨。这是个老问题，一般性的讨论也比较多。比较而言，强调规范性和系统性，是《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的一个特点。《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包括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传导机制及其效果比较，政策转型的现实选择以及开放宏观格局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实际上，《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的涉猎范围早已超过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讨论。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 国民带来极大的震撼，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社 会各界的愤慨，并引发国人奋发图强的各种社会思 潮，在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李 斌著的《拒日图存(中国对日二十一条交涉及其影响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向中国提 出二十一条要求的预谋、背景、过程从不同层面进 行分析，论述了双方总的对策、策略、结果，并阐 释了“二十一条”主要内容的交涉过程，较为全面 地梳理与探讨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对中国内政 外交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 局变化的深层民族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