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楠 — 译者 (3)
新城市危机 [图书] 豆瓣
The New Urban Crisis: How Our Cities Are Increasing Inequality, Deepening Segregation, and Failing the Middle Clas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作者: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 译者: 吴楠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7
近年来,年轻、受过教育、富裕的人重新奔向城市,促进了美国城市的复兴与繁荣,扭转了几十年来郊区人口迁移和城市衰落的趋势,但是住在城里的成本显著提升,不少穷人与中产阶层被迫搬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在美国大都会地区都有发生。
理查德?佛罗里达在《新城市危机》一书认为,“回归城市”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作者作为首批参与重新回到城市运动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在他的开创性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阐述了全球超级明星城市在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一系列棘手挑战:生活档次高档化,生活成本难以负担,种族隔离严重、不平等加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却停滞不前,原本随处可见的中产阶级居民区正在消失,美国大都市中产阶层普遍萎缩。
大都会城市的问题只是在当今城市化知识经济深刻危机背后的表象。收入不平等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会减弱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制约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新城市危机》一书为我们的经济弊病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诊断,并且为所有希望增长与繁荣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处方。
理查德·佛罗里达是伟大的先驱思想家,他率先探讨了创意人才的涌入是如何重振城市的。现在他迈出了下一步:探索怎样能把这种城市化变得更具包容性。佛罗里达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像往常一样提出了明智的新政策。让城市为所有居民服务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经济、政治和道德问题之一。“
沃尔特·艾萨克森 《时代》周刊前总编辑、CNN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新城市危机》一书中,以提出创意阶层的概念而闻名的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将注意力转向了我们时代的悖论:集中人才和经济活动的“聚集力”既是城市发展的引擎,也加剧了不平等。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同意他的每个观点,但城市居民、领导人和学生都能从他的启发性数据和想法中获益。不要被名字所迷惑——危机是把双刃剑。*后,佛罗里达展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具体计划,意在帮助我们实现更公平的新型城市化。 《新城市危机》不是为了引起焦虑,而是用一种充满启发性而尖锐的方式呼吁我们采取行动。“
罗伯特·J·桑普森 哈佛大学教授、《伟大的美国城市》作者
理查德·佛罗里达是学者,也是关心城市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发明的“创意阶层”一词,曾影响了不少城市的规划。他发现,城市的发达,并非一个所有人都得到好处的过程: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不平等逐渐扩大,美国中产阶级面临自己的危机。他诚实而犀利的观察,**浅薄的发展观,值得一读。他揭示的现象,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根基不稳的中产阶层,未来处境可能还会恶化——我称之为“软阶层”。正视城市危机,直面不平等,我们才能真正**软阶层时代。
徐瑾 FT中文网财经版块主编、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
基因之外 [图书] 豆瓣
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
作者: [美]彼得·里克森 / [美]罗伯特·博伊德 译者: 陈姝 / 吴楠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 6
人类是自然界中的奇迹。尽管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哺乳动物相似,特定的行为却让人类与众不同。无与伦比的适应力让我们占据了陆地上几乎所有的栖息地,我们的社会更加庞大而复杂,也比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的更具团结性。在《基因之外》中,彼得·里克森和罗伯特·博伊德论证了只有文化演化的达尔文理论才能够解释这些独一无二的特征。
《基因之外》提出了有关人类演化的根本性解释,论证了我们的生态优势和非凡的社会体系源于为适应复杂文化而产生的心理机制。里克森和博伊德认为,文化对人类的适应性至关重要,和用双足行走一样属于人类生物学范畴。通过引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田野研究,里克森和博伊德有力地展示了文化与生物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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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森和博伊德努力展示了他们独创的有关文化演化理论的核心要义,同时揭示此要义对于研究人类行为的意义,令人陶醉其中并得到启发……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著作,逻辑严谨、表述清晰。”——罗宾·邓巴,《自然》
身体的价值 [图书] 豆瓣
作者: [美] 约翰·特罗耶 译者: 林庆新 / 吴楠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
什么条件下,一具人体从科学、医学和法律角度才真正算是死亡的?更广义的说,何时一副躯体才真正死去?何时它才真正成为一具亡躯?
通过本书,作者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类遗体定义的模糊性。他指出,医学技术(如生命维持系统)和法律标准(如脑死亡判定)重构了传统的死亡边界,而防腐、摄影等技术又使亡躯获得了“准永生”的特性。
通过从19世纪遗体保存术到当代器官黑市等案例,作者试图揭示人类如何通过政治、法律和科技手段对亡躯进行控制与再利用,并批判性地指出,这种控制欲的终极后果并非人类解放,而是对“智人”本质的消解——当人类遗体被技术重塑为可无限改造的物件时,生与死的界限被异化为权力运作的场域。他特别关注艾滋防护服、“人体世界”展览等矛盾场景:前者将亡躯病理化,后者却将其娱乐化,反映现代社会对遗体的双重态度。
这部作品的核心命题在于:当亡躯成为技术干预和政治规训的客体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死亡的社会意义及其对生命定义的颠覆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