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War II drama about covert organisation Lifeline helping allied airmen escape after being shot down in occupied Europe, working with the Resistance and hiding from the Gestapo.

彼德•魏斯：萨德刺向马拉的一刀
张晴滟　刊发时间：2008-04-22 14:00:21　中华读书报
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了一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演出：彼得·魏斯的《马拉／萨德》(1964)。此剧经过彼得·布鲁克的导演手法的处理，在欧美进行巡回演出，西方世界为之震动。
剧本取材于马拉被吉伦特派的同情者贵族少女科黛刺杀的事件。该剧全部使用文献记载的二人的言论，杜撰了1808年在夏朗东精神病院病人的一次
演出。舞台展现的不是戏剧化的历史事件，而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萨德与马拉并没有记录在案的交往，为什么要让这两个不相干的人同台辩论？作者如是回答： “在萨德和马拉面对面的争辩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推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同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思想之间的冲突。”他进一步解释说：“马拉坚信人们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社会结构；萨德则认为只有当个人无拘无束，为所欲为，打开‘内心的牢房’，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对于人的内心是什么，萨德将它形容为个人的、难以启齿的、残忍的欲望，也就是兽性。萨德作为革命者对革命的必然性深信不疑，但他看到越来越多“一文不名的死亡”，难免感到恐惧，结果两头没着落，成了第三种立场的代表人物。对萨德来说，思辨更为沉痛：我本人曾是暴力的代言人，\)可是在我和马拉的对话中我不久就发现\)我说的暴力和他说的大相径庭。\)因此我对他的道路予以否定。\)一方面是急于用刀斧\)去把世界更变与改善；\)另一方面是让个人主义的制度\)凭借它自己的思想自行消亡。\) 因此诸位也就看到，始终还面对悬而不决的问题\)这就是我目前的境况。
而对作者魏斯来说，能与萨德这一极端相对应的非马拉莫属。“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还没有一个像马拉那样，在19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笔下被描绘得那么嗜血好杀的。”马拉的背后实际上站着一些历史学家口中的“贱民”。
马迪厄和鲁德都认为，“贱民”不光为了面包而斗争，“不是消极的工具，而且是受到了在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争夺政权的各政治党派的口号和思想的感染……在‘贱民’的头脑中逐渐有了自由、人权等新思想。”马拉是底层人民的喉舌，他不仅坚定，而且意识到了面前的革命任务正如“拉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拔”，十分艰巨。马拉的遗愿没有在萨德排戏、拿破仑执政的1808年实现。精神病院院长库尔米这个人物对当时也是当下统治者的影射昭然若揭：他在装束上模仿拿破仑，每当演出进入白热化，他即站出来，口吐冠冕堂皇的话语，同时指使屠夫打扮的男女护士迅速而安静地制伏反抗者。布鲁克版《马拉\)萨德》在纽约公演的1968年，美军正在越南以屠杀推行“自由”和“民主”。空旷的舞台上，科黛的谋杀和病人们的叫嚣都停滞了下来，这时马拉失焦的眼神投向了台下的观众，发出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警报：身居钢铁和大理石建的新城堡，\)从那里劫掠世界，\)偏又打出了\)传播文化的招牌。\)你们要留神。\)只要他们一高兴\)就会送你们上战场，\)去厮杀去打仗，\)为保卫他们的庞大财产。
演出结尾，笼子里的病人们发生暴动，与监管他们的护理扭打。这时一个舞台监督穿着现代服装冲上台去，吹了个口哨——演员们便停了下来，摘下假发，走下台来。观众鼓掌致意。演员居然像真正的精神病患一样，面露敌意，向观众鼓起掌来：“他们似乎在说：摸一摸你的良心，你们不过是共犯，袖手旁观。”魏斯不单单继承了文献剧的传统，更推进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手段。舞台以从未有过的近距离贴近现实，并对其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