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間超英趕美 迅速躋身列強
看明治維新如何逆轉日本劣勢
打造全球絕無僅有的翻身傳奇
1973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得主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教授扛鼎之作
集結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
西方史學界探索日本明治維新的典範
比斯利的《明治維新》是一部史論結合的歷史著作。大體上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依次探討維新政治的各個階段。導論以簡明的方式討論至一九七○年為止，有關解釋和評價明治維新的性質、地位和歷史影響的主要學說及代表學者、著作。
第一至四章展現日本政治的中心如何從幕府政權的問題（內憂）轉向對外政策的問題（外患），而後依序討論「改革的大名」（第五章）、「不滿的武士」（第六章）、「攘夷運動」（第七章）、「攘夷的失敗」（第八章）以及「恐怖主義的失敗」（第九章），在諸多嘗試後，日本最終選擇了「維新運動」（第十章）。其後的四章探討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改革。在結論部分，比斯利總結道，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他認為，貫穿幕府末期到明治初年諸多政治事件始終的「紅線」，是從對外來威脅的意識走向國家認同的意識，並以要求國家統一和獨立的方式表現出來。伴隨這一進程的，是經濟快速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出自中下級武士的「有才之人」（man of talent）進入日本的統治階級。而正是這些「有才之人」選擇了「明治維新」，主持了明治初年的改革。所有這一切等於一場革命嗎？比斯利明言他不願意使用革命一詞來描述明治維新的性質，因為在明治維新運動中，武士扮演了統治的角色，而在運動結束之後建立的明治政權中，他們仍然占據統治地位。在明治社會中，「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元素，在為國家富強而奮鬥的旗號下共生共存。有鑒於此，比斯利反對把明治維新定性為「資產階級」、「農民」、「絕對主義」或「右翼分子」運動。
中國是比斯利寫作這部著作過程中不時觀望的參照對象。
它的導言也是全書的第一句話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幾十年裡，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來自西方擴張的威脅和壓力。」這些威脅和壓力使兩國都陷入政治和軍事的危局，對兩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都形成致命的挑戰。兩國對這些威脅和壓力的最初的反應也多有相似之處：「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敵視，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願地承認自身在『財富和力量』上的劣勢」。然而，這些反應在中日兩國所引發的後果卻大相徑庭。在前者那裡，對內保守主義聯手，對外節節退讓，直至王朝覆滅和革命到來；但在後者那裡，「以夷制夷」卻獲得了成功，一系列建立「現代」國家政策的實施使它最終成為一個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強國。「於是，與日趨貧困、內戰不已的中國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國與發展工業之路」。緊接著這段話，比斯利斬釘截鐵地寫道：「明治維新乃是這一對比的核心所在。」
身在與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台灣，時值這場撼動日本歷史的革新屆滿一百五十周年，本書值得讀者駐足一覽。

《明治维新》内容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涉及到了许多不仅仅对日本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它部分是亚洲对19世纪西方扩张做出的回应。因此，研究明治维新就触及到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性质以及它们与现代世界变动的关系的问题。同样地，维新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称之为革命。人们一定会问：这是怎样的一种革命？与其他时期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巨大的政治动荡相比又如何？另外，将它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动荡区别开来的一系列特征，在本质上究竟是日本独有的？抑或是源于西方卷入的事实和性质？最后，既然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其进程对经济增长理论至关重要，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的激进重建是前现代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仅仅是其结果？
《明治维新》的作者是威廉·G.比斯利。

本書開始於一齣序幕：共產主義的崩潰。這個誰也沒有預料的事件，在幾周之內，為成千上萬的東歐人民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但是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紀呢？那些後共產主義的國家會找到一條通往民主和繁榮、通往「西方」的道路嗎？或者他們將會發現他們是在貧困和壓迫中掙扎，就像億萬生活在「南方」的人民那樣？悲觀主義也許正如波蘭人所說的，是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本書作者以冷靜的、或許是低沈的筆調，辯證民主與經濟制度之間的關係。但是作者的用意不在於提供預言，而是在闡明建構民主和轉變的經濟體制道路上，所具備的典型性障礙；儘管每個國家有著不同的出發點，但是由於她們都有著相同的目標，因此，向民主過渡時所遭遇到的障礙都是相同的。那麼決定結局的因素是什麼？本書作者在內文中有精闢的分析。

一部史论结合的历史著作，一个集四分之一多世纪的研究和反思成果。费正清东亚研究奖获奖书目。
明治维新的历史涉及到了许多不仅仅对日本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它部分是亚洲对19世纪西方扩张做出的回应。因此，研究明治维新就触及到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性质以及它们与现代世界变动的关系的问题。同样地，维新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称之为革命。人们一定会问：这是怎样的一种革命？与其他时期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巨大的政治动荡相比又如何？另外，将它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动荡区别开来的一系列特征，在本质上究竟是日本独有的？抑或是源于西方卷入的事实和性质？最后，既然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其进程对经济增长理论至关重要，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的激进重建是前现代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仅仅是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