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冶》是我国明代关于造园理论的一本专著，也是一部宝贵的历史文艺资料。作者对造园艺术中的指导思想、园址选择、建筑布局、山、铺地、借景等均作了系统阐述。

《中国的运河：苏州/杭州/绍兴/上海》是安野光雅的随笔画集，以四十幅绝美水彩配优雅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被遗忘的中国传统之美。
1985年5月，安野光雅由苏州开启“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皆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
安野光雅用一笔一画，尽展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便将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人们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为什么中国文化会产生这样的园林？
中国的园林何以成为读书人性格的写照？
在本书中，作者从古代绘画、赋文、器物以及现存名园中，寻找园林精神的蛛丝马迹，勾勒出中国园林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映射出中国文化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真腊风土记》为周达观于13世纪末奉使真腊(今柬埔寨)，归国后写成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柬埔寨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对辉煌的吴哥文化有详细记载。校注者在过去中外学者研究该书的基础上作了全面的校注，是研究柬埔寨历史和中柬关系史的必备读物。《西游录》记述了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至中亚的各地见闻，为13世纪初中国与中亚交通的重要史料。《异域志》是周致中根据元以前资料著录了210个国家和民族的地理、风俗、物产情况，文字虽然简略，但其中有不少已佚书的材料。

Serving as both an introduction to fifteenth-century Italian painting and as a text on how to interpret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tyle of pictures in a given historical period, this new edition to Baxandall's pre-eminent scholarly volume examines early Renaissance painting, and explains how the style of painting in any society reflects the visual skills and habits that evolve out of daily life. Renaissance painting, for example, mirrors the experience of such activities as preaching, dancing, and gauging barrels. The volume includes discussions of a wide variety of painters, including Filippo Lippi, Fra Angelico, Stefano di Giovanni, Sandro Botticelli, Masaccio, Luca Signorelli, Boccaccio, and countless others. Baxandall also defines and illustrates sixteen concepts used by a contemporary critic of painting, thereby assembling the basic equipment needed to explore fifteenth-century art.
This new second edition includes an appendix that lists the original Latin and Italian texts referred to throughout the book, providing the reader with all the relevant, authentic sources. It also contains an updated bibliography and a new reproduction of a recently restored painting which replaces the original.

*内容简介
从皇家废园到莘莘学子的梦想之地，北京大学校园的前身经历了怎样的建造过程？
未名湖畔的诗意景观险些被从校园规划的蓝图上永远抹去，博雅塔“中国式外壳”的建造本是一场耗资不菲的实验。“中国建筑复兴”的号召下，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样式”，燕园的缔造者们争论不休，规划者和实施者的分歧贯穿始终。
在这段往事中，有说着流利英语的国学大师、深爱着中国园林的异国教授、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对建筑问题负有责任的化学家，还有号称在内务府干过活的工匠……本书以一手史料、百余幅图片，再现他们的合作、争执、博弈、妥协，以及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时代狂澜中，燕园一步步拥有如今湖光塔影的历程。
*名家推荐
茂飞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关键建筑师之一，由他开创的以清代官式建筑造型结合现代技术的“适应性建筑”设计之路影响深远。唐克扬撰写的《从废园到燕园》借助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讲述了茂飞“适应性建筑”的代表作燕京大学校园及校舍建筑设计和建造的故事。除揭示了茂飞独到的设计意匠之外，他还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不仅是风格和意象演变的诗篇，其中也交织着工程本地化和项目各方精神与物质利益关系互动的插曲。
——路易斯维尔大学摩根建筑讲席教授 赖德霖
这是从历史的尘埃中拂拭出来的图景。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公明

《江南园林志(典藏版)(第2版)》文字部分包括造园、假山、沿革、现状、杂识五篇，论述中国造园的传统特色和一般原则，阐释假山艺术，介绍江南各地著名园林的沿革、现状、艺术特点并作出评价。《江南园林志(典藏版)(第2版)》是中国最早采用现代方法进行测绘、摄影的园林专著。书中述及的一部分园林现已残破或者废弃，这方面的资料尤具历史价值。

★从普通人身边的细微之处，发现另一个中国
历史未必都是王侯将相的宏大故事，普通人的一日三餐、起居生活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倬云由社会史切入，分析民众的思想与日常生活，展现出鲜活、亲切的中国历史面貌。中国人为什么称自己是汉人？穿越到汉代，还能吃到炸鸡吗？南北方什么时候饮食分化？
★88岁学者的温情关怀，
留学，任教，客居美国六十余年的许倬云，心心念念的依然是同胞、故国。作者自言做了一辈子“旁观者”，但学会了设身处地，以体会领略的习惯。古人遭逢幸运时，为之欢呼庆幸；古人失误时，为之悲悯哀矜。由此感同身受，即于古事少一份苛责，多一份警惕。
★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发现中国文化特质
《万古江河》作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宽宏的视野，中正平和的笔调，对比中国与世界，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中发现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农业、家族、儒家思想等，造就了国人的历史与社会生活。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羽田正编著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的日文版于2005年出版，作者的写作背景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日本和世界媒体上的反伊斯兰报道，作者注意到“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与其他世界有所区分、甚至与其他世界有着二元对立意味的概念，为此，他尽其所能地利用阿拉伯和波斯语的历史资料，并参考了西文文献，去弄清楚“伊斯兰世界”概念是在何时何地形成的。作者的结论是“伊斯兰世界”应该只是作为一个存在于穆斯林心中的世界，即理念上的穆斯林共同体来使用，应与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这一地理空间区别开来。人们不应该继续不加思考地滥用“伊斯兰世界”这一概念。
《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出版后在日本国内获得了好评，许多新闻和杂志针对此书发表了书评，并获得了“亚洲太平洋奖特别奖”，2010年获得了伊朗的“Al-farabi国际奖”。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本书开篇缕述了中国古典园林——上古园林、西周园林、秦汉园林、魏晋南北朝园林、隋及初盛唐园林、中唐及两宋园林、明清园林的发展要略，之后从多种视角审视中国古典园林，如“天天之际”的宇宙观与古园林的四重境界，古园林对士大夫人格完善的作用，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古园林的“写意”手法，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与古园林的构景艺术等等。作者强调了这样一个主旨：中国古典园林的每一步演变都受到当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和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严格制约，包括园林艺术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本书为吴承明先生数十年的来的理论结晶，研究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经济运行，及运行的机制和绩效的经济史。由于作者认为经济史首先是在史学的范畴中，故以历史篇为全书上篇，分四章展开中西历史观的比较。本书下篇为方法论，分章阐述经济学上重要的理论，总结出“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的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思路。本书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本书从乾隆六十年开始，在整整五年的时间跨度中描摹宦情、勾勒人物，军国大事、两朝帝王以及许多朝廷大员涵括其中，而着力点仍在于禅让的三年。禅让的三年，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三个人：弘历，和珅，颙琰。这是大清王朝唯一一次禅让，也是一个政治结构复杂的时期，是清代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禅让，是弘历暮年浓墨重彩的一笔，评价虽远非他期盼的那样美好，却也是乾隆帝遵循儒家理念，希望将治统与道统整合为一的尝试。上皇逝后，嘉庆帝高扬起“守成”的旗帜，对求新求变公开斥责，对外部世界更为骄矜排拒，浑然不识间把国家带入深渊。同时，禅让的三年，是和珅由宠臣走向权臣的得意旅程，也是他的人生绝唱……

本译文集收集了西方学界研究“世界史”早期历史故事的一些基本文献：自希腊化时期始，经罗马帝国再到中世纪晚期。
本文集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以两篇希腊化时期的原典起头，然后是两位当代西方古代史权威学者关于西方古代史书的论文，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古代史书撰写的文体和性质。随后五篇论文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共通史”（今人也称“普遍历史”或“世界史”）书写的出现，与亚历山大大帝梦想打造的帝国以及随后崛起的罗马帝国有怎样的历史关系，“共通史”观反应了当时的西方智识人和帝王有怎样的“天下”观。
在拉丁基督教的视野中，古希腊罗马智识人的“天下”观具有了新含义。第二单元以第二罗马帝国即基督教帝国奠立时期的尤塞比乌斯起头，以12世纪罗马教廷的帝国式权力即将达到顶点前夕的约阿希姆收尾。在20世纪的历史哲学大家斯宾格勒和沃格林看来，这位约阿希姆决定性地影响了近代欧洲人的“普遍历史”观。鉴于我国世界史学界的约阿希姆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这一单元选译了一篇西人辑录的约阿希姆文萃。

《云溪友议》，唐范摅撰，是少数有单行本存世的唐人笔记之一，较多涉及中晚唐诗事、史事，不少重要唐诗、轶事赖本书方得以流传。如《中山悔》载刘禹锡自述昔年醉后荒唐，“司空见惯”一诗即源出于此。《题红怨》记述了宫女红叶题诗的传说，后世戏剧小说遂因之而敷衍。《蜀僧喻》录王梵志诗十八首，是敦煌卷子外zui早大量载录王梵志诗歌的文献。《闺妇歌》则记张籍力荐朱庆馀，“画眉深浅入时无”一句脍炙人口。宋以后之诗话、史籍对该书多所采摭。《云溪友议》记录的唐人轶事今在各种传世或出土文献中能觅得或多或少的印证，其蕴含的历史真实值得关注。即使一些显得荒诞离奇的记载，也可借以窥见唐代鲜活的社会历史风貌。本次校勘多本，参稽群籍，精心点校、深入笺释，以便读者参考、利用。

Alongside the scores of travel books about China written by foreign visitors, Chinese travelers' impressions of their own country rarely appear in translation. This anthology is the only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in English of Chinese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hrough the nineteenth. Early examples of the genre describe sites important for their geography, history, and role in cultural mythology, but by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mid-eighth century certain historiographical and poetic discourses converged to form the "travel account" (yu-chi) and later the "travel diary" (jih-chi) as vehicles of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autobiography. These first-person narratives provide rich mater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attitudes of Chinese literati toward place,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self.
The anthology is abundantly illustrated with paintings, portraits, maps, and drawings. Each selection is meticulously translated, carefully annotated, and prefaced by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writer's life and work. The entire collection is introduced by an in-depth survey of the rise of Chinese travel writing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Inscribed Landscapes provides a unique resource for travelers as well as for schol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t, and history.

《世界观的革命》是一部观点犀利的论文集，作者都是顶尖的学者，他们认识到世界观概念在理智与实践上的巨大重要性及其对人不可忽略的意义，于是对西方思想中自希腊希伯来时代，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世界观进行了追踪探索，分析了西方文明历史的、哲学的及文化的根源，考察了直到今天还在挑战的那些观念与运动。这部书包含了世界观入门思维所需的一切，博学而透彻，必将使有志学者获益匪浅。

By the tenth century CE, Mount Wutai had become a major pilgrimage site within the emerging culture of a distinctively Chinese Buddhism. Famous as the abode of the bodhisattva Mañju r (known for his habit of riding around the mountain on a lion), the site in northeastern China's Shanxi Province was transformed from a wild area, long believed by Daoists to be sacred, into an elaborate complex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Building a Sacred Mountain, Wei-Cheng Lin traces the confluence of factors that produced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argues that monastic architecture, more than texts, icons, relics, or pilgrimages, was the key to Mount Wutai's emergence as a sacred site. Departing from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cholarship, Lin'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goes beyond the analysis of forms and structures to show how the built environment can work in tandem with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to provide a space for encountering the divine. "A well-researched, serious, significant book on fascinating subjects with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civilization."-Nancy Steinhard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