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按照编年体记事，详细记录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并且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代表了希腊古典史学的水平。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史学经典著作，可谓了解和研究世界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的必读著作，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受众面。较之国内已有的两个译本，该译本的突出特点是：从古希腊原文翻译，避免了其他译本的很多错误；并有大量研究性注释，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译注者近五六年来一直从事该书翻译和相关研究，不断检验译文的准确性，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保证了该译本的翻译质量和学术水准。

☆ 海外宋史领军人物刘子健成名力作，宋史名家虞云国长篇导读，邓小南、赵冬梅倾情推荐
首开士大夫政治研究之风气，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学术典范之作
☆ 批判性地融汇现代中国与日本学者的既有成果，集王安石变法研究之大成
重审士大夫政治的宿命，叩问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
☆ 从政治思想、官僚行为、政府运作发掘尚未凸显的王安石新政的新面相
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富国强兵并非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标
☆ 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
王安石新政的失败，是由官僚体制所依附的君主专制政体命中注定的！
————————————————————————-————————————
邓小南：
本书是宋史学界的典范之作。王安石及其新法新政，不仅是理解宋代历史的关键，也是影响近世中国的重要纽结。作者以白描笔法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宋代中国的改革”之简明全景，举重若轻地提炼出特定时代具有根本性质的议题，体现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作者重视政治性、结构性的研究解析框架，阐释收放自如，其深广的观察视域、通透的思考境界、简捷的表述方式，无不予人以深刻启发。
柯睿格：
所有对中国改革运动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甚或专家都应将其作为他们首要的导游。
赵冬梅：
译介一本发表于半个世纪以前、用英文写就、面向英文学术世界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著作，有必要吗？有！刘子健先生是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最具学术企图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他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比如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他的官僚分型理论，他对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之上。从刘先生的论述出发，研究可以继续深入，读者可以共同思考。
————————————————————————————————————
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作者指出，王安石的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的反对者并无二致 。问题在于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造、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实现这一理想。由此，作者着重分析了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聚焦吏役次官僚制，考察新政的政府运作，并以募役法这一新政核心制度作为个案研究，总结归纳新政的特点。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

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文士承担，“文人”和“官僚”一身二任，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探讨“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作者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本书由一系列有密切关联而又独立成篇的论文组成。论文通过结合心态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等诸多取径来重新观察唐后期到五代的政治文化，以唐后期的皇权政治和清流文化为考察重点，试图为唐五代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认识框架。本书强调从唐代特殊的政治心态和文化想象的角度去理解清流文化及其代表性群体在晚唐五代社会中的垄断和自我延续的能力，去捕捉促成这些现象的种种无形的力量，并解释唐代新政治文化的两个层面如何互动并产生新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使得唐帝国的政治文化理念在影响日益显著的同时也讽刺性地削弱了唐帝国自身的存在能力。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清代的政务运作，可体现为文书的流转过程，而最重要的政务文书题本与奏摺，又是朝会的主要内容。朝会与文书，是政治决策的要素及具体的呈现。君臣天不亮便须进入理政与朝会程序，这被清人概括为“辨色视朝”。 本书尝试疏通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政务流程与决策过程中诸多细节，包括清代三种朝会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决策中的作用，政务文书的产生和流转过程，垂帘听政、训政、归政时期皇太后、皇帝、军机处各自的权限，晚清的“廷议”，新政时期内阁与军机处的改革，辛亥革命前后两次责任内阁的区别，尤其注意对重要史料的细致解读和细节的深入挖掘，从制度史的视角，探讨晚清高层政治决策的特征。

《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本书是个人回忆录。作者是一位女性，记叙了德国和苏联前后入侵布拉格的情景，及个人的婚姻录和日常生活。不但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富于文学性，目前已经翻译成十多国文字出版，很受欢迎。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书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而新颖的探讨。
本书以神策军为逻辑切入点，分别以神策军的创建及其演进、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政治、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为四个逻辑层面，逐层讨论中晚唐宦官政治的诸多表现。中晚唐“宦官政治”是继东晋“门阀政治”之后，皇权政治的另一种变态形式，也是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演进发展的逻辑主线。它由皇权政治中来，最终又回归到皇权政治中去，对五代及宋初政治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本書是我的「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我傾盡心血之作。
由於受到资料的限制，這不是一本最格的「史」依然是個案研究的彙集，但我又希望其具有某種史」的意義。於是在對個案的選擇上，很費了一番功夫。我给自己定了兩條原则，其一是注意個案的典型性。因此，不僅有被能為是「自由主義、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作家沈從文，而且有郭小川這樣的「老延安」，顧準這樣的老地下黨員，一心嚮往革命的共青團員杜高，還有各具特色的知分子：「鄉村建設派」的梁漱溟，「鄉村胡風派」的胡風、舒蕪，教育學家陶行知，企業家盧作孚，與農民有密切聯繁的作家趙樹理，學者王瑤，詩人邵燕祥，自然科家束星北等等。其二，儘可能選擇1949年以後歷次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时象或涉及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代表人物，這樣在研究的背後，就有了一個歷史發展的線索。

本书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公元前91年八月，西汉都城长安被戾气笼罩着。遵照皇帝的旨意，一群胡巫（有可能来自中亚）在禁苑、宫殿和朝中高官的私邸宅基大肆挖掘，寻找用于祝诅巫术的人偶。军士将感应到巫蛊邪气之处团团围住，将蛊者与夜祠者尽数收捕。
这一幕血淋淋的政治惨剧在江充指控太子刘据亦参与了巫蛊阴谋后达到了高潮：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刻有诅咒受害者形象的木俑。无以自明的太子诛杀了江充及其随从，自掌禁军。此时并不在都城的武帝闻变后火速回驾长安，同时命最忠诚于自己的军队镇压这场叛乱。
作者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和比较，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导致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成为其后三公九卿的主体，从而促成了第一个儒家帝国的兴起，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中可谓独辟蹊径。

他是马克思笔下旧时代的开明专制 领袖，也是基辛格极力推崇的“均势外交”代表人物；
.
他的一生既见证了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朝的兴衰沉浮，也左右了世界秩序的走向；
.
从反对拿破仑、遏制法国大革命，到恐惧欧洲革命，他开启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梅特涅时代”。
.
【内容简介】
在历史叙事中，梅特涅一直以与一切自由、民族力量反其道行之的敌人形象出现，是反动的化身。相反，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希曼却为这位影响欧洲四十余年的国务活动家赋予了全新的形象。希曼教授在新史料的基础上，第一次精准且形象地阐述了19世纪上半叶梅特涅在诸多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以及有哪些动机在长时期驱使着他……梅特涅的思想在当时颇为现代，他对社会历史的诊断也洞若观火、极富预见性。所有这些论断与人们到目前为止加罪于他的指责迥然不同。
.
【本书获誉】
一部杰作。
——约戈•西姆海斯，《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
.
沃尔弗拉姆•希曼为传记写作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约翰内斯•威姆斯，《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人们当然可以继续为梅特涅作传，但能更好吗？这将十分渺茫。
——安德里亚斯•法姆戈，历史教授，2016.10.25
.
为具有牢固学术基础的、永葆价值的、著述优秀的历史类书籍，干净利落地树立起一个范本。
——马提亚斯•施蒂克勒，《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卷304/1，2017
.
多民族欧洲的幻想家……从一个遭人愤恨的反革命分子，变成一位多民族欧洲的思想先驱，以及一位对弱者的需求有着细腻敏锐感觉的政治家。
——托马斯•温特，《艾夏赫日报》（Aichacher Zeitung），2018.2.17
.
日后谈及梅特涅，此书将为起始。
——蕾娜特•瓦格纳，梅尔克在线（Online Merker），2016.7.13
.
沃尔弗拉姆•希曼将以他的这部传记改变梅特涅的形象，因此，本书会在长时间内作为一部标准著作而存世。
——乌尔斯•布尔曼，《每日邮报》（Die Tagespost），2016.6.4
.
确定无疑的是，历史学者沃尔弗拉姆•希曼以他几近千页的传记，让一百五十年来的“梅特涅研究”成了一堆废纸。
——贝托尔特•泽瓦尔特，《文学世界》（Literarische Welt），2016.3.19
.
沃尔弗拉姆•希曼写了一部关于梅特涅侯爵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安格拉•默克尔应该仔细品读。
——亚历山大•卡曼，《时代》（Die Zeit），2016.2.18

【2014年美国亚洲研究年会列文森图书奖】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通过探研伶人、观众、剧作家及清廷之间的种种关联与碰击，揭开了十八、十九世纪北京商业戏园的面幕……（该著）研讨深入，文笔精妙，分析入微，本身就是一场风骚独领的表演大戏。——美国亚洲研究协会2 014年列文森图书奖颁奖词
·
【内容简介】
清代的北京戏曲流派百花齐放，吸引了大量观众。它就像一种文化黏合剂，跨越社会阶层、性别和文化，成为清代北京城公共话语表达的重要场所。
作者通过“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三个部分探讨戏曲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呈现了戏曲在清代北京的重要地位。从对戏曲表演的描绘中作者带给我们一部近代北京的社会文化史。
·
【学者推荐】
此书是我近些年读到的最让人兴奋的关于清史的著作……引发讨论是一本历史著作最重要的贡献，在郭安瑞的书中，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罗威廉（William T. Rowe）
·
郭安瑞对北京戏曲的研究是透彻的、令人信服的，且引人入胜的。本书将成为中国戏曲、帝国晚期文化、清史、性别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史恺悌
（Catherine Swatek）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
·
犹如置身于清代北京戏园，在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此书是一场活泼的、撩人的、具有高超技艺的表演。郭安瑞对于戏曲的博学和激情使她对清代商业戏园中性别、阶层、宫廷政治的研究充满生机。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书。——柯必德（Peter J. Carroll）《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作者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了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决策过程，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唐代最常见的几种基层文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全书共分七章。前五章分别探讨了校书郎、正字、县尉、参军、判司、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等若干种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则综合讨论这几种文官的共同课题，诸如俸钱、任期、办公时间与假期等，最后一章描绘出两幅唐代基层文官的“理念型”，可与史书所见真是唐史人物做比较。
本书虽为研究官制的专著，然征引了大量唐史人物作为例证，读来生动有趣，既可为研究唐代基层文官制度之工具书，又对理解唐代士人之仕宦生活大有助益。

★奇迹，源自最大限度的激辩与妥协。
★美国大中学生必读书 内地首次授权出版
★专家资中筠、贺卫方、刘苏里、刘瑜一致推荐
1787年夏，美国费城。一场原本只为修补旧条例而召开的联邦大会，结果演变成要制定一部闻所未闻的宪法。五十五位代表，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三岁，来自十二个立 场各异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激辩四个多月，有人出言威胁，有人离场抗议，连主席华盛顿都写道：“我真懊悔跟这档子事沾上关系。” 而正是在几近绝望的气氛里，会议缔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这部宪法，孕育了当今世上最富强的国家。
这奇迹如何诞生？本书带你直击联邦制宪会议上唇枪舌剑的激斗，看美国先贤如何“吵出”开启两百多年国运的不朽文献！
◎ 许多历史学家花费笔墨描写这个特殊的“奇迹”，但没有人能写得比这位美国一流的传记作家更生动。——《科克斯书评》
◎所有讲述联邦制宪会议的著作中可读性最强的一部。——《图书周刊》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已为世人所熟知，而宪法诞生的艰难曲折过程鲜为人知。这一过程的深远意义可能超过宪法本身。200多年前，一群特殊的人物在费城完成了一件当时看来几乎不可完成之事。本书以小说的笔法生动地再现了那历史场景、个性各异的人物和尖锐对立的政见。最后居然“求同存异”于一部宪法中，书名“奇迹”决非夸大。专业学者和一般读者都可从轻松的阅读中获益良多。——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 225年前，被富兰克林称为“一次实验”的那场历经127天的美国制宪会议，犹如宇宙洪荒，开天辟地。本质上，它是人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一次空前的建国行动。事实上，导致它失败的因素，远远大于成功——南北邦之争、大小邦之争，农工邦之争，以及随时展开的新（西部）老（东部）邦之争……即使围绕《弗吉尼亚方案》展开的辩论，任何一项主要条款，都会使会议毁于一旦，但它最后成功了。其成功要件，是规则、隐忍和妥协。本书力求回到制宪会议现场，还原会议时代背景，论人论事，无不活灵活现。比麦迪逊《辩论》引人入胜的，是作品补充了宪法草案批准过程中，同样充满博弈的精彩故事。它予后世建国的启示，有甚于其后果的辉煌。——刘苏里（学者型书人、万圣书园经营者、中国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是著名史学家张海鹏领军打造学术传统，重开百年视界，再现问题热点，章开沅、杨天石推荐作序。
20世纪初叶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党治政治体制在传统中国的开始。党治即是以党治国，同时亦含其也冶党的面。关于国民党的党治历史，学界的研究迄无间断，而对其治党内幕，举若党员的发展、管理，组织的建立、运作，以及它的成分构成、行业比重、社会基础，甚全中心与外围、核心与派系、于政与于军的关系等，却间存空白，或未深化，更不系统。因此，本著专注于是，断以1949年为限深入其中，详探究竟，终藉一手资料，得出其为弱势独裁政党的结论，故无能治国是其必然的宣示已寓其中。

古代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人类自由的心灵创造出许多种类型。谁想要知道如今称之为历史学的是关于什么，就必须理解这个类型的多样性和它们的起源。
在本书中，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告诉了我们，希腊史学、希伯来史学与波斯史学之渊源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希腊史学伟大的修昔底德传统和希罗多德传统的兴衰与希伯来史学在《马加比书》出现之后消失的原因，以及希罗多德传统、古文物学者到现代社会学的传承和这个统绪与源自于修昔底德传统的古典—现代史学的对立、融合；作者还指出，罗马人接纳了希腊史学，并创造了民族历史的书写形式，这种接纳从此决定了欧洲史学的未来：欧洲民族史学与史学的古典特性即来源于此；最后，作者叙述了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首创的基督教会史学，它受到希腊史学多方面的影响，却又有超验的意义，以使徒传承和教义正统为支柱，创造了关于神圣制度与普世教会的历史，其对历史进程赋予意义的天命观，在18、19世纪开始渗透进现代历史的书写，促成了历史哲学的出现，而随着现代的兴起，又因基督教与人间事务的深刻纠葛，使得教会历史存在的权利被广泛地质疑。
历史学将走向何方？作者问道，历史学与社会学还会继续分离吗？教会历史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将会如何？现代历史哲学与现代史学最终是否能协调一致？一切疑问的解答与对未来的预言依然有待我们再一次回到一切历史的开端之处。

★内容介绍
“日本”的国号是何时诞生的？“日出处天子”时候的日本就是现在的日本吗？我们熟知的大伴氏、物部氏、苏我氏与臣姓、连姓的氏族制度源于何时？为什么日本起初多女天皇？
本卷为“岩波日本史”第一卷，是一本基于现代考古学前沿成果而推出的全新版“日本”前史。探究“日本人”的祖先究竟何时、自何处来到日本列岛，日本的稻作起源，以及关于邪马台国的最新学说，等等。为我们还原了日本本初的风貌。
------------------------------------------------
◎了解日本史的入门读物。本书是日本面向青年读者的普及型读物，论述晓畅，趣味性和可读性较强；
◎成套的日本通史在国内的译介很少见，况且是由日本人自己书写、日本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岩波日本史》。对于想全面了解日本历史的读者，本书是不错的选择。
◎“日本前史”的考察与探究。我们所习称的“日本”国号诞生于何时？日本社会的原始景象是什么？为什么历史上出现了多位女天皇？吉村武彦着力于探明日本社会的“基层”，还原日本起初的形态。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本别样的“日本前史”。世人多熟悉伊邪纳岐和伊邪那美的神话，但在《古事纪》和《日本书纪》之外，还有鲜活的考古发掘成果。本书即从考古资料入手，对日本社会的原初予以考察和探究。
作为“岩波日本史”第一卷，还原了日本最初的历史。
中文版特别收入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撰写的“岩波日本史”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