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郊外的龙华新区，有一处大型职业介绍所“三和人才市场”。
周围小巷内，残破建筑物林立，廉价网吧、旅馆、杂货店等百余家店铺鳞次栉比。众多年轻人或在网吧内瞌睡，或露宿街头。
本片在绚丽奢华的中国硅谷-深圳，倾听从社会底层支撑着制造业大国的人们的心声，关注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的年轻打工者们的现实。(kamonka)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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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作家梁鸿在其生命困顿匮乏之时，重返故乡，探访梁庄生活内部的驳杂与丰沛，叙述梁庄生命个体的迁徙与流转。前后历时五年，铸就《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关于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关于每个流落在外的异乡人，关于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中国在梁庄》，经过五个月的调查采访，还原了梁庄近四十年来的变迁史，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记录了中国的转型之痛、乡村之伤。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序论：政府行为与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财政包干的效应和后果、分税制改革及其影响等。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作者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
本书选材新颖、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堪称有前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

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书中的逻辑不仅能够分析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性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本书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作者参考了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对古代官阶的研究模式进行了系统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线索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与概念。基于“品位—职位”视角，把官阶研究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分别讨论品秩的构成要素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品位结构的样式与间架，品位性官号和位阶运用规则等。进而由技术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的二重性出发，对中国古代官阶制的特点、品位结构变迁的重大线索和各个层面，提供了较全面的阐述。本书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以及认识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政治，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雷德侯是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本书一经面世即引起西方汉学界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的观点被广泛引述。
作者从多个方面，既依照历史的线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也按照、艺术的门类，材质工艺的区别，深入到中国文化 与审美观念的层次，分析了中国艺术与工艺，揭示出中国艺术史中最为独特、最为深厚的层面。作者说明了中国的艺术家不似他们的西方同行，他们不寻求忠实地再现自然物象，而是探索代替模仿的方式，直接地创造出成千上万甚至无限的艺术品。他也为读者指出，模件的思想如何贯通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文化，中国宗教以及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叙述了民国都会学院精英在政治、学术的交互拉力中虽取得国际化，但在国内环境中却无所适从、渐入颓唐的艰难过程，是作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领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

青春。友谊。爱情。婚姻。财富。阴谋。玄幻。三十年中国立体浮世绘。
九篇相互独立的小说，以客观现实、沉着冷静的笔触，共同描绘出一个当下中国的立体浮世绘，被比作中国当代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和你》是一部写给青春和爱情的赞歌，《我想和你去麦加》则呈现了浓墨重彩的少年友谊。《米兰的饭局》讲述了一位美女海归面对光怪陆离的都市诱惑、身陷迷局的故事，《浮世独白录》中的人群则被时代裹胁着，把个人命运置于黑白两道中间无法自拔。《生日快乐》是一则有感于频频发生的会计师过劳死新闻故事而动笔的小品，《伤城》则大胆涉及同性恋情。在《雨生》、《北纬四十七度的春天》以及《度假》中，作者凭借纵横商场腹地经年的人生阅历，向读者呈现出“上流社会”中各色人等幽暗而不易为普通人察觉的人生况味，令人唏嘘。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这些范畴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积而成的。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读书人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不断调校音调，加入自己的声音，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

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被认为参加“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四年多才被释放，于是有了一段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三十年后，他“一念再起”，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个个故事，并不是在借此怀旧，也不是要揭露什么，而是边写遍琢磨这些陈年旧事如何参与构成了自己的“现在”。角度是很个人化的，当然也免不了打下适当的“烙印”。一个喜欢读书，崇尚知识的年轻人，生在那样一个年代，又遭遇牢狱之灾，其人性的磨砺和人生的思考，都带上了某种传奇，严酷的色彩，这一切，在叙述时，又因为岁月的流失而呈现出从容的气度。作者自认为“里面的”故事，也不过就是人的一种生活，一种境遇。

This book analyzes a new trend in Chinese cyber-nationalism by studying the incident of “Diba expedition” in 2016. Written by communica tion scholars from the U.S. and China, the eight chapters examine the history, mob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new cyber-nationalism, the evolution of symbolic devices, and the impact of ICTs, consumerism, fan culture, and internet subcultures on cyber nationalism. Situating the “Diba expedition” and the new cyber-nationalism in the media ecology of social media, mobile internet, smart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new-generation ICTs, the authors illuminate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official nationalistic education, commercial culture, and grassroots internet culture.
https://www.routledge.com/From-Cyber-Nationalism-to-Fandom-Nationalism-The-Case-of-Diba-Expedition/Hailong/p/book/978113833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