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浙江谈义乌工会经验时，我说过改革与工会主席宿命问题，善始善终者少；
陈伟光主席的忧思录，对于我而言则是慰灵曲乃至安魂曲，回顾自己的劳工研究，初始有一种理想主义，之后却遇到平生未曾有过的风险；
有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名校任教，我也曾自问同样的问题，总体上的回答曰：不后悔，真的不后悔。为什么？因为幸遇了新状态、新风貌的工人和工会主席，并且希冀着新生代、新族群。
座谈会上问陈主席，“忧”在何处？陈主席回答：行政化的体制能不能改变，特别是工会自身、工会内部对改革阻力很大，2010年省委对本田事件的态度明确，才看到希望；工会问题的实质是必须形成压力，可以借助党政或政府形成压力，真正则在于工人的觉悟和团结；特别应该警惕的是，不要以维稳为名而剥夺工人的觉悟和团结，当然这不是要搞无政府，是为了真正实现对工人权益的尊重和社会的和谐。
——冯同庆

在当代中国，干部分布于中国的党、政、军、社、群等每一个结构之中，存在和运作于国家与社会的几乎每一个领域。
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中国近百年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及其发展——中国党、军、政各方的基本格局和党建国家、党治国家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其中，实践和逻辑发展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干部支撑起厂革命政党、军队和政权，其执掌和运行着国家的政权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干部国家”，干部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中作用巨大。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由此决定了作为支撑和维系中国党建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干部国家必须实现民主化和制度化。但是，政党的干部与国家的制度化隐含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得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的公共权力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走出于部国家是民主化的需要；从现代国家成长的规律讲，走出干部国家又是—个制度化的过程。
所以，对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而言，走进干部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出干部国家则是现实及其发展的需要。

“政策试点”，是中国治理实践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具体形式包括各式各样的试点项目、试验区等。作为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一项治国理政策略和政策方法论工具，作为对于渐进性转型路径和“摸着石头过河”思维的具体实现形式，“政策试点”在中国治理实践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有目共睹，是从中微观层面来理解中国政策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标识。
本书以历史归结和现实归纳为切入点，对中国各级政府开展政策试点及推广行为的经验事实进行全方位系统梳理。全书在基于对大量典型试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工作基础上，客观和严肃地对“政策试点”这一政策过程领域里的“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抽象，从一个特定视角展示中国政策过程的内在逻辑，讲述政策过程的“中国道理”和“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