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从北魏皇帝的即位仪式，看民族政治传统的遭遇、碰撞与变异。
海豚书馆系列之《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一、孝武帝元脩的即位仪式与“代都旧制”；二、内亚传统中的可汗即位仪式；三、内亚传统作为一个方法；四、内亚传统的连续性与中国历史的内亚性；五，附录一：内亚视角的北朝史，附录二：耶律阿保机之死。作者从北魏皇帝的即位仪式的代北因素入手，一方面观察拓跋 鲜卑政治传统与华夏传统的遭遇、碰撞及变异，另一方面考察鲜卑旧俗（所谓代都旧制）与内亚政治传统间的联系。

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古川道雄)是一本以十六国北朝政治史为具体内容，而以隋唐帝国形成根据和历史本质为问题意识的实证之作，也是作者著称的“豪族共同体理论”由以提出并得以成立的奠基之作。对于这本成名之作，作者自称：“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和形成动力，指出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作者深入到六朝隋唐社会的内部和基层，把摸这一时代的精神脉搏，揭示出从纷乱的十六国发展到强盛的隋唐帝国的历史内在逻辑，突破了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强调世界史基本规律而忽视中国历史特色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一种新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的成立。

名号制度是在北族政治发育过程中，从政治领袖的称谓名号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既复杂又多变的政治制度。本书通过对中国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强调在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随着政治题的演变发展而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由此为深入认识中古北族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以敏锐深邃的历史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了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剪裁成皇帝认可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

《颜氏家训》是北齐文学家颜之推作的著名家训，文字生动优美，思想内涵深邃。在这里是著名学者颜之推为一本著名家训编订的注解，收集历代对《颜氏家训》所作的可信注释，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有相当权威的意义。

本书根据史传、姓书的记载，参以石刻、方志、文集、说部等材料，考证《魏书·官氏志》所载胡姓，兼及两汉以来质子降胡和隋唐蕃将胡商，共考证一百九三姓，填补了我国史学领域胡人姓氏问题研究的空白，可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民族史研究参考。

《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由李凭所著。
《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论述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所建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历程。
以道武帝为首的一批在中原流亡过的拓跋贵族，由于感受过中原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积极地推行离散诸部措施，以剥夺部落酋帅的特权，促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建立起新型的平城政权。随后，道武帝推行了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特别是建立皇权和官僚系统，以取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从而将拓跋部推进封建体制的门槛。不过，拓跋部落的遗制仍然顽固地影响着平城政权，在皇位继承中兄终弟及遗制的干扰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且由此引发了道武帝末年的动乱。
平息动乱以后即位的明元帝，采纳汉族士人崔浩的建议，以太子监国制消除兄终弟及制的影响，，确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制，使其长子太武帝顺利地继承皇位。太武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太子监国制，但结果却使太子集团膨胀为与皇权对抗的势力，酿成了太武帝末年的正平事变。事变的结果，皇权与太子势力两败俱伤，母后势力乘机抬头。
由于建立平城政权之前拓跋部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代，母权制在拓跋部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影响，道武帝为了预防母后干预政治，建立起矫枉过正的子贵母死制度。然而，子贵母死却派生出来保母抚养太子的惯例，进而发展成为保母干预政治的现象。太武帝保母窦氏、文成帝乳母常氏都曾干预朝政。乳母常氏的干政最终导致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出现了与道武帝建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结果。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是母后权力的特大伸张。不过，它的产生虽然与母权制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此时的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近八十年，所以当文明太后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而非母系氏族时代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而且，文明太后推行的太和改制运动使得平城政权基本完成封建化过程，并为其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制度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权力膨胀到超越帝王的地步，却无法将这种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去世，意味太后临朝听政时期结束，标志拓跋皇权重新伸张。但北魏平城时代还延续了四年，直到公元494年，孝文帝为开拓新的政治局面，将国都迁到洛阳，才结柬了平城时代。
北魏政权的演变利用了平城这个政治舞台，平城则借助于北魏政权演变的契机获得跃进式的发展。处于那个时代最突出地位的平城，从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边陲军镇，一变而成为新兴王朝的京师。当长安和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屡遭战马铁蹄践踏而成为废墟之后，平城迅速聚焦百万人口，形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此基础上，平城政权在中原推行宗主督护制以羁縻汉族地主豪强，创造了内和外辑的安定局面。
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巴蜀，从西北的贝加尔湖到东南的江淮，各族政权络绎不绝地朝贡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纷至沓来地会合平城大古都。传统的农耕文明渗透人强劲的游牧文明之新鲜活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的升华。北魏在平城经营的一个世纪，是拓跋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

本书一是北魏前期基本史料的解读上提出了一些构想；二是提出了“儒家化北支传统”这一命题；三是在北魏基本政治结构及胡、汉关系格局的认识上有所推进；四是对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及相关史事作了进一步考订。目前，关于北魏开国是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拓跋早期及北魏开国之际史料的解读还缺乏共识，尚待建立、完善相对客观，可以帮助判断有关史事虚实或扭曲之况的参照系。二是在“汉化”、“封建化”这两个对北魏和北朝史研究具有基础意义的范畴上，其内涵和表述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必要深入讨论其前提、内涵及限度所在。三是尚未建立起拓跋代国到北魏建立的内在联系，亟须揭示这一历史过程的多个侧面，明确其间继承和发展的脉络线索。四是还有不少重要史实和领域存在悬疑或空白，尤其是一些因研究预设有误而导致的问题，更应走出认识误区，澄清研究的前提，尽可能取得进展。

苏小华所著的《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是由五组相对独立的专题构成的。最初的一篇是关于孝庄政权兴亡的思考。当时正在关注北魏宗室的演变，注意到宗室在北魏末年的分裂趋势，于是就从孝庄朝廷着手研究。在完成孝庄政权的研究之后，与之紧密相关的尔朱家族就成了下一个思考对象。之后，孝武政权与高欢的关系以及与关陇政权建立的关系的研究，又引出了对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政治文化的思考。由于学界对这两个问题研究比较充分，所以转而研究了北镇社会。在初步理清了北镇社会的几个特征后，感觉对北齐、北周、隋、初唐史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就北镇人物在东西政权中的影响作了一些工作。所以本书上起北镇起义下至隋末唐初，而这一段正好是北朝从一个统一政权经过分裂再走向统一的历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有探讨的价值。

《谣谶与北朝政治研究》，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导论、谣谶、佛道之争与高齐政治、谣谶、山东地域势力与北朝政治等。姜望来的这本《谣谶与北朝政治研究》拟以北朝时期某些重要谣谶为切入点，具体探析其政治、宗教、社会内涵及其深刻影响；透过相关谣谶之政治文化含义，进一步考察这一历史时期政权嬗替、佛道之争、地域势力变迁以及北朝整体政治进程的内在线索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