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一个和平“爆发”的年代？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
文明的冲突是一个过时的预言？
……
面对林林总总的政治问题，作者带领我们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在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两个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下，建立起观察的参照系，将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比较的视野，去分析我们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进程，讨论不同国家的政治转型与国家能力，以及文化和经济对政治变迁的影响。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当我们将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能从此时此地抽离，获得一种俯瞰的视角，进而再聚焦定位现实，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名人推荐」
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
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刘瑜
以比较的视野辨析相似与差异，从妙趣横生的事例引向缜密的逻辑推论，澄清认知的盲点和误区，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抵达高深的学理分析，最终揭示政治世界的种种奥秘。刘瑜的写作天赋与学术训练功力都已为人所知，在这本书中，二者达到了几近完美的融合，为我们呈现出真正深入浅出的典范。
——刘擎
什么叫“可能性的艺术”？在这个年代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整套影响我们生活、塑造我们日常社会行为的政治制度，还有什么可能吗？
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制度的出现、形成、演变的空间何在？很多时候要透过比较才看得到，而由刘瑜老师来讲述，则是再精彩不过了。
——梁文道
「编辑推荐」
★ 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继《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出版近10年后，政治学者刘瑜新作出版。在保留其理性而灵动的语言风格、清晰而缜密的逻辑叙述的基础上，这一次，她带我们跳出一时一地的政治，从高处看国际格局，形成广阔的俯瞰视野。
★ 全方位、多角度的政治比较视野。围绕比较政治学两个核心维度——政治转型和国家能力，将不同国家、地区、古今纳入其中，带来全方位的比较。同时，书中不仅有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的分析，也有对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墨西哥、泰国、智利、伊拉克等的介绍；在分析经济发展、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时，也会剖析失败案例，以此突破认识的偏见，将当下问题纳入历史长河，以历史为尺度，形成看问题的比例感，跳出现象，对问题做出公正的判断。
★ 政治在社会中，从政治之外看政治。“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政治在文化中”。本书通过分析南非的转型、智利经济政策的选择、美国的社会运动以及韩国的观念变迁等，带我们认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途径，理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制衡关系、政治选择与政治行动的可能。
★ 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化为通俗的讲述。本书基于作者在看理想平台的音频节目而成，保留了作者通俗的讲述风格，同时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优秀的写作能力以及对现实的敏锐分析，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以易懂的方式讲给我们听。
★ 对多变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思考，形成社会洞察力。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政治的多变与不确定性让我们对它的思考很难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将“此时时刻”和无数的“他时他刻”联系起来，以此形成明晰的社会洞察力。
★ 于差异中寻找规律，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政治是复杂的，但不是随机的。本书通过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将每个国家编织在同一网络下，以此理解他国，也照见自身，于差异中寻找规律，进而定位现实，理解我们自身。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本书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这本书更生动，更接地气。
喜欢刘瑜文字的人，在本书中仍然可以找到惊喜，她是幽默的：“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她还是犀利的：“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书中内容，包括、国际时政、政治书评影评以及一些个体化思考的杂论，更为多样化，阅读上带有跳跃感，但并不会有断裂之感，相反，用刘瑜自己的话说：“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奇葩说导师、得到App课程主理人刘擎讲透西方思想史
◎马东、罗振宇、陈嘉映、施展等倾情推荐
◎邀请你穿越时空，与19位闪烁着光芒的思想家对话
◎来一次思想的碰撞、一场观念的探险
人生的意义，人们向往的自由和公平的价值，人类文明的复杂冲突与未来趋势……这些让你困惑的大小问题，过去也困扰过韦伯、尼采、萨特等杰出的头脑。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出阐释，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标识。在这部讲义里，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19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讨论工具理性的利 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全球化等议题。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在这19位大家的生平故事中，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你还会在思想大厦之上，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在这里，与其说制度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
在《独裁者手册》这本书里，梅斯奎塔和史密斯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这一政治现象的理论，即：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民意选民、实际选民、胜利联盟的数字多少来描写。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都是事实上的非民主国家。据此，很容易明白：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
不得不提，对任何想理解政治的真正运作方式的人来说，《独裁者手册》都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政治还是商业界的政治，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并且是历史家、军事著作者、诗人和剧作家。
在作者的几部学术名著中，《君主论》是最小的一部，但也是最有名的，它使马基雅维里身后获得举世周知的名声。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内容简介】
著名的当代思想家、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曾告诉我们国家的视角为什么是错的。现在，在这本简短易懂、极其个人化的新作中，他论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视角为什么重要。他用引人入胜、斗志昂扬，甚至幽默的方式，捍卫重视地方性知识、常识、个体创造力、自发性的无政府主义思维，令我们能够审视世间百态……小到学校、工厂、养老院、游乐场里的日常社会政治互动，大到民众抗议和革命。
【编辑推荐】
书中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也无关政治立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可以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如红绿灯的设置、抄近道形成的小径、地名的设置、林场或种植园的管理、游乐园的设计、科学文献索引体系的意义、养老院与老人间的关系等。通过带入无政府主义者的非国家视角，斯科特讨论了这些现象中蕴含的悖论。例如福特的种植园反映了一些为追求效率而设定的规程反而造成了效率的缺失，危地马拉当地农民的果园看似杂乱无章的表面安排后面之下却又更科学的逻辑。总之，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大家撰写的关于自发性的随笔集，这本小册子中汇集了对生活中小事的思考，有助于读者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

本书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 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在本书中，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这个肮脏的时代握手言和，或者闭上眼睛装睡。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止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直是政治哲学乃至人文思想领域内享誉至高的作品，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巨著，它深化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论述，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大成，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本书清晰地阐明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个人只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就应该拥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个性自由（行动自由），而这一原则的实施，有赖于对政府及社会权力的界定和限制，这也正是本书最早的中译者严复先生将其译为“群己权界”的渊源所在，这种思考对每一个迈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以赛亚•伯林
对于那些渴望一个开放与宽容社会的人，穆勒仍然是他们的立场的最清晰、最诚实与最有说服力的表达者。关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与志向，穆勒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萨拜因
自由本身的价值激起他内心一股热流和激情，这是穆勒其他著作里没有见过的。这使《论自由》与弥尔顿的《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并成为捍卫自由的经典著作。
哈罗德•拉斯基
很少人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地坚持着道德标准！没有人像他那样热忱地追求着正义！与卢梭相比，他的情感之火似乎烧得苍白无力；但是卢梭的感染力深入人心之处，也正是穆勒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地方。和任何人一样，他高举着理性之灯，这盏灯由于他的存在而发出更加璀璨之光！
李 强
穆勒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赋予自由主义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从心理学、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等角度为当时已经达到黄金时期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并以充沛的激情与清晰的逻辑对个人自由的理想作出强有力的辩护。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小王子》是许多人热爱的文学经典，但又不仅仅是一本文学经典。周保松在多次重读《小王子》之后，对书中小王子的选择与行动，又有新的感悟与思考。这是一本关于文学的哲学札记，是一个书迷与读者的阅读分享，也是周保松写给五岁女儿的成长礼物。
全书共十五章，周保松用他的哲思和童心，每 章以小王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的困境与际遇为切入点，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对驯服、梦想、生命、责任提出新的思考与解读，思索生活的意义与美好，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近距离看美国”之四《如彗星划过夜空》，依旧是以书信形式来表达内容。全书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通过记述发生在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后的一系列故事，梳理美国宪政民主从源头、发展到相对成熟和付诸实践的基本过程。作者循着制宪会议的进程，一步步讲述并层层推出对美国宪法中有关制度设计的思想土壤、历史机遇、基本理念的思考；描述出美国早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面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遵从游戏规则，于交锋和妥协中显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对美国宪政制度中可忧虑的问题和历史的局限等做了分析。

本书是作者在复旦大学政治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的。本书力求成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政治学普及入门读物。这部书正是为那些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而写的。通过本书，作者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认知，帮助读者理解政治学领域的重大议题、主要理论与基本方法，帮助读者养成健全与系统的政治思考能力。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是时政类超级畅销书。

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恋婚姻？我们认为法律必须保护合同的有效性，但为什么一些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却被法院推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是公正的，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性。我们能否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社会规范即体现人性，又体现客观性？“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正是我们期待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路径：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一：历史的漫长终结”。
随着“冷战”结束，狂乱的二十世纪终于趔趔趄趄走到终点，福山重提过去几个世纪来伟大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将通向什么样的终点？相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正处身在哪儿？
在本书中，福山提出，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福山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当代思考，既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哲学教育，又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命运这些最深刻问题的发人深思的探寻。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5）——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二：重新带回国家”。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

人生而在群体之中，与众人之事休戚相关。善用理智来思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
群体该如何组织，才能让其中的众人追求良善生活？权力、财富、自由、权利，怎样分配算是公平？遵循社群传统价值重要，还是自由发展个性重要？对待少数、弱势、外来群体，用什么方式才符合正义？
在这本影响了几代人走上思考公共事务之路的书中，牛津大学哲学家、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沃尔夫搭起理解政治的框架，从自然状态、国家、民主、自由、财产五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切入，带出从柏拉图、霍布斯到罗尔斯、诺齐克的众多政治哲学家的洞见和争鸣。当然，每个时代对正义的追求都有疏漏，沃尔夫整合2500年来的思想资源，回应性别、种族、身心障碍、性取向、移民入境这些当下论题，追问每个人的正义、每个地方的正义能如何实现。
不管是古老的争论还是全新的挑战，政治哲学都不可能，也不应该给出一锤定音的解答。它能带来的，是讨论公共事务时应有的明晰和平正，是让我们更清晰地思考，更理性地谈论，更真诚地关怀。
读完这本书，也许我们仍会有很多疑惑，但回望时就会发现，哲学已经带我们离开了稀里糊涂的无知，走近了见多识广者需要面对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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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几代人的经典通识，第三版全新推出。
牛津大学哲学家乔纳森·沃尔夫致力于将严谨的学理探究应用于现实问题，从哲学角度思考公共事务。他的这本《政治哲学》于1996年首版出版后，立刻成为广受认可的通识著作，影响众多年轻人走上思索公共事务之路。
20多年来，这本通识著作影响了几代人，现已经更新到第三版。第三版不仅在细节上有不少增补，末章更是整章重写，体现了政治哲学近年来的新进展，以及沃尔夫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公共议题讨论的经验，回应了女权、种族、移民等等当下热议的话题。
2. 六大问题环环相扣，搭建思考公共事务的框架。
作为政治哲学的通识入门作品，这本书无意囊括从古到今一切学说，而是用六大核心问题搭建思考框架，通过追问自然状态、国家、民主、自由、财产、全球正义等六大问题，我们就能了解思想家希望解决的困境，进而掌握理解政治哲学的窍门。
3. 用通俗的语言说深刻的事，使从古到今的思想鲜活起来。
沃尔夫擅长用通俗的语言说深刻的事，因为他已熟知那些哲学巨著中的精妙思想，也反复思考过怎样将其传达出来，应用于现实。他不仅用问题激发思考，用思考带动理解，还用贴近的例子来阐发高深的著作，比如用航海旅行的例子来反思柏拉图对民主的思考，在餐馆点菜的场景中解释罗尔斯著作中蕴含的理性选择。他用语言的力量让看起来可畏的理论平易了起来。
4. 立场平衡，理性温情。
对于与自身休戚相关公共事务，人们的立场往往非常不同。沃尔夫并不向读者灌输自己的观念，而是将不同思想传统的不同看法平衡列出，让它们互相对话，启发读者运用自己的理性，理解不同的立场，完善自己的观念。他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存有温情的理解，这让他对公平正义问题的阐发更有力量。
5. 学者交口称赞，政治哲学导论的标杆。
《论政治》作者、普林斯顿/牛津元老级政治学家阿兰·瑞安称之为“政治哲学导论应有的样子”，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汉普希尔、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达德利·诺尔斯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还没有见过比沃尔夫这本更好的政治哲学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