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首先从集团（集体）生活得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中國文化要義。

本书初版于1922年，是梁漱溟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全书共五章，主要包括了本体论、认识论、文化观、历史观和伦理学思想五个部分内容。作者将西方的非理性注意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梁漱溟（1893-1988），原名梁鼎焕，毕生致力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和著述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本书记载了作者带着“问题意识”问学十年的心路历程，既有坐冷板凳写出的学术文章，也有富含感情色彩的短论，书评，“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文字。这学理层面的思索和感情和论述，反映了一个思想史学者的真知灼见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对精神生命的自我淘洗和执著追求。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1987年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他毕生致力于弘扬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圆善论》、《名家与荀子》等主要著作，并有康德三大批判之译注，均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共32册。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讲述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举凡从古希腊到西方近现代哲学都有论及且每有高见，并与中国哲学儒、佛、道诸家相比观，究明分际 与会通处。本书附录有新儒家研究专家罗义俊教授特为本书撰写的导读文，亦可资诸进一步认识牟宗三先生哲学思想和他的著作。

動物倫理學的出現，不僅為動物的命運爭取到道德的地位，
也突破了西方道德思考傳統體質上的盲點。
一種動物倫理學，必然同時是一種從評價的角度想像「動物的生命」的方式：動物的生命固然是自然的事實，但這種生命是否自有其價值，在實現某種值得人類承認的好事，故能要求人類的尊重與關懷呢？動物倫理學的一個關鍵主題在於，動物的生命是不是足以指向某種具有應然意涵的價值，從而用尊重與關懷為標準，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就有了「對與不對」可言。
本期的人物訪談是莽萍先生，談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本期另一個專題是「兩岸儒家」，包括：關於「新儒家」的爭論、港台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兩行反思、對於大陸新公羊學的初步省思等各篇專文。

本书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全集之一种。《学术与政治之间》收录了徐复观赴台前后的时事评论和学术随笔，这段时期是徐复观从政治到学术转变的时期，他把从政的体验逐渐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体验，把这些深切的关怀倾泻在字里行间，所以他把这类文字定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徐复观早年文笔辛辣，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在当时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的争议，《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还曾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全集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尽量还原了徐复观手订时的原貌，很多文章在大陆都还是第一次出版。

「思想36」的專題是：「天下」作為意識形態。
十餘年來，「天下」這個議題不僅是史學與政治哲學的學院問題，還涉及了中國人如何界定自身，如何想像世界，如何想像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具有非比尋常的現實意義。在此中國崛起的時刻，中國大陸知識人對這個概念的思考與運用，自然引起了周遭世界的關注。梁治平教授在這篇文章中，詳細地考察、梳理從趙汀陽、汪暉一直到晚近的多種重要著作，以及產生這些著作的宏觀背景。細讀之後，可以掌握整個「天下」論述的面貌，尤其是天下論述的意識形態脈絡，對讀者的助益極大。本期還有〈杜贊奇教授〉的訪談，以及其他多篇值得閱讀的文章佳作。

近些年來，美國領導地位的相對衰退、歐盟的整合危機、中國的強勢崛起，以及新興民主的向下沉淪，都歷歷在目。經濟全球化被保護主義所取代；人權的全球化遭到重挫；貧富差距在各國持續惡化；移民與難民激起排外浪潮，身分認同政治變成右翼民粹的溫床；各種威權政黨也接踵興起。
面對這樣的氣氛，《反思進步價值》（思想 35）思想編輯委員會邀集了台灣、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多位學者，共同探討「進步價值」在今天世局中的處境與前景。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意識到，經過近幾十年的沖刷，現代自由主義、民主共和主義以及左翼進步主義的根基，並不如過去所想像的那般穩固。進步價值需要藉不同的思考與論述來賦予新的生命。這件工作頭緒繁多，有待長期的耕耘、不斷的辯難。
《反思進步價值》還有〈走入馬共後代的家族史〉訪談，以及其他多篇值得閱讀的文章佳作。

唐先生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之巨匠，其代表作之一的《哲学概论》，为当代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规模最宏大的哲学介绍书。本书内容广泛，在哲学问题上包括逻辑、知识论、形上学、价值论及文化哲学各大范畴，且具世界性视野，讨论领域横跨古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沽大传统，其视角之阔，关怀之广，兼思考之精，可说前无古人。
在每一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唐先生均详举诸家观点，仔细辨析，然后再作整体探讨，深入各个哲学家的心灵世界，发现其哲学理念之根源，以见诸家学说同中有异，异中之同，使不同之哲学心灵得以各归其位，不致对立而无归；特别在人生价值之问题上，最后历尽古今中外各大哲之思想后，方更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之精粹所在。故此书不独为提供各种哲学知识之书，亦为会通不同哲学心灵、提供高层次哲学智能的巨著。读者浸淫其中，当得无穷启发。

本书为许纪霖、刘擎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
【中国作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在今天要实现的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还应包括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
新天下主义是对传统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超克。它抛弃传统天下主义的中心化和等级化倾向，又克服了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狭隘立场。
在世俗化时代，以“承认的政治”为原则，新天下主义将建立一种新的天下之普遍性。
------------------------
中华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应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许纪霖
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中国的思想资源，正如欧洲的理性主义和民主已经不只是西方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时代，我们处在同一文化地平线上。这部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同质化”的文化，而是意味着我们看得见别样的、同样丰富的风景，我们彼此看见。
——刘 擎

宋代以后儒家学者寻求宇宙-人生问题的困境意识，不仅影响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而且影响着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在外强侵凌下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过去久远年代里绵延不绝的寻求道德根基的文化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美国汉学家艾恺第一个开创了对中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的研究。年近七十的他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曾师从美国头号中国通，美国学术界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人费正清先生，并作为翻译接待了很多赴美的中国考察代表团。为了研究梁漱溟，艾恺近三十年间往返于中美之间，”最后的儒家”这个桂冠是艾恺冠以梁漱溟的，梁先生的一生都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主要事件和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先生如是说。作为中国的脊梁，他不舍众生，不住涅磐，希望把儒家的思想赋予到乡村建设运动之中。寻着历史的脚步，艾恺不仅是梁漱溟故事的记录者，也是梁漱溟忠实的追随者。

本书依据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立场，对当代新儒家、全盘西化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都做了深入的批评分析，这种研究目前在国内尚属空白，作者的分析较为细致，立论多人所未发，显示作者对这一主题已经过多年思考，确有独到见解，故此书的许多论点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