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者和普遍就业的社会中，贫穷是一回事。在消费者社会中，穷人是另一回事。在后者社会中，生活项目围绕消费者的选择而建立，而不是围绕工作、专业技能而建立。“贫穷”曾经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主要指向有缺陷消费者的困境。这种差异改变了贫穷的体验方式，对于拯救苦难产生重大影响。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鲍曼的这部作品，对于消费者社会及其影响进行了反思和论述。在本书中，鲍曼书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对其社会后果进行盘点，并考虑了与贫困作斗争和减轻困苦的各种方式的有效性。
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政策学的研究者会发现，这是关于含义不断变化的一个持久社会问题的一本无价之书。

泡沫经济年代的日本社会，宛如梦幻泡影一样变化无常，又像断梗浮萍一样飘忽不定，到处充斥着不安的色彩。
被眼前的欲望迷住双眼而深陷连环债务不能自拔的他们，
在IT革命的洗礼中被机器同化的他们，
在食欲和失衡的内心世界间痛苦挣扎的他们……
每个人都在成功强迫症的驱动下随波逐流、筋疲力尽。我们究竟想要做什么？想要度过怎样的人生？漂泊于饱食时代的新穷困人群，将会走向何方？
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日本终于走出了战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饥荒时代，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减少人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仅仅是从“贫困中的贫困”转变为“繁荣中的贫困”。在这个不再为温饱发愁的新时代依然陷入穷忙和债务缠身的极限状态的人们，被称为“饱食穷民”。他们既是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企业战士”，又是这个残酷竞争社会的牺牲品。
本书记载了这样一群“饱食穷民”的故事，他们中有因自我迷失而参加心理咨询团体寻求慰籍的OL、难耐超负荷的工作节奏而人间蒸发的金融从业者、背负贫穷家庭期待而在东京打拼的保险销售者、为了不落人后的生活水准被贷款消费逼入窘境的夫妇……一边是超饱和、让人身心临近崩溃的工作状态，一边是同侪压力和鼓吹消费的宣传导向下的过度购买，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日本人的阴影，害怕竞争失败而跌入底层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埋藏在每个“饱食穷民”心中，也预告了即将到来的泡沫经济崩溃的危机。
本书是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描写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社会问题的经典之作。

本书围绕消费这个中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剖析，向人们揭示了大型技术统治集团是如何引起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并在此基础上对阶级社会里的各个阶层重新进行了划分。 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 --让·鲍德里亚 如果说，《物体系》一书的重点为揭露当今世界存在的功能性有序结构，那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命题；而《消费社会》则试图走进形下的经济生活中发现一种新的支配和奴役关系：消费者与物的关系竟然不再是人与物品的使用功能之间的关系，它已经转变为人与作为“全套的物”的有序消费对象的被强暴关系了。这是一个无限的消费意义链环和强制性系列。以我的理解，这正是今天市场经济的消费结构中生成的欺骗性的伪欲望场境。消费场中，人是被一个看不见的铭记凸状锁链捆住并强迫消费的。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强制性并不是外在的可感的东西，而是消费中的诱奸！因为，这种强制性的实施恰恰是通过一种被幻象引诱中的自愿。

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
那朋友似的、地狱般的、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他者已让位于同者。如今，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扩散之势愈演愈烈。使社会体害病的不是异化、退隐、禁令和压制，而是过度交际、过度信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如今的时代标志不是由他者带来的压迫，而是由同者造成的抑郁。当今社会中有诸多极具标志性的现象，譬如恐惧、全球化、恐怖主义等，韩炳哲的新作所探究的正是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的同质化的暴力。
韩炳哲用他的文章和书籍开辟了一条横穿当代文学之林的甬道。他的书不求你我点赞，只求警醒世人。
——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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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本书讲什么？
在没有他者（朋友、爱欲，甚至是地狱）的世界里，彻底自恋的自我只会身陷沮丧，迷失方向，无意义感，最终导致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本书深入揭示了“同质化的恐惧”——所有人、事同化到丧失了边界；作者对同质化的分析和批判，依旧是在数字信息时代大背景下展开，并努力从传统和经典中发掘自我与他者“共在”的空间。
2．作者的观点是什么？
（1）如今的病态时代标志不是压制，而是抑郁。具有毁灭性的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来自内心。网络和数字媒体改变了这一切，数字化的世界清除了他者的存在，同质化的恐惧席卷整个社会。
（2）恐怖活动是同质化暴力的一个恶果，是以独特性的恐怖对抗全球化的恐怖。
（3）做自己，求真我，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这些词汇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成为带有强制性的自恋。我沉溺在自我之中。抑郁便是源于自我性力的自恋式积滞。
（4）数字化媒体是“去身体化”的。它遮蔽了目光的交流，夺走了声音的“纹理”，使他者之语言、他者之思想、他者之时间纷纷销声匿迹。
（5）如今众声喧哗的倦怠社会里没有倾听可言，而未来的社会或可称为倾听者的社会。人们需要一场时间革命，开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一种容纳他者的神圣时间。
3．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1）人之自恋自古已然，当代社会的网络平台和数字媒体、智能手机助长了这一趋势，但人们是否由此感到价值实现和人格完满？在被“赞”包围的小小自我里，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已被无情恼！本书对于反思技术尤其是数字信息技术在当代社会对人的感知、自我感知、交往和社会控制等问题具有极大启发意义。
（2）思想面对当代社会现状，将会说些什么？思想者应该怎样思想，写作？韩炳哲作品的主题和风格，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样本。
4．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
（1）韩炳哲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西班牙《国家报》）。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社会情况和人类心灵，被誉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杨小刚）“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思郁）。
（2）兼具韩国人的浪漫气质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具有“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夏可君）。
（3）哲学小品式的文字风格，长于思辨，而又胜在言传。韩炳哲的作品简洁、明快，“充满灵性，锋芒毕现”（贾克防）。诸位中译者的认真细致和精敏才思也为中文版增色颇多。
（4）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为其《爱欲之死》作序。韩炳哲在欧美已产生较大影响，作品被译成近20种文字，包括巴迪欧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韩炳哲做出了回应和评赞。
阅读韩炳哲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法国哲学家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韩炳哲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5．中文版作品及其评价。
（1）韩炳哲作品系列图书共9种，包括了作者主要和有代表性的作品，计划于2019年7月份出齐。
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
《精神政治学》（已出）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已出）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已出）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6月即出）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疲怠社会》（6月即出）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6月即出）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8月即出）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8月即出）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8月即出）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2）在国内学界迅速觅得知音。来自哲学界、艺术界、文学界、传播学界、IT界的诸位大咖分别对韩炳哲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最敏锐、最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资深翻译家，深圳大学
韩炳哲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时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从而被重新编程，然而对于后果如何却陷入了盲目和麻木。在群里，每个人都是个人，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他自己。
——张志伟，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韩炳哲以其哲学的睿智与分析的犀利，迫使我们去反思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生存情调与伦理处境。……在他的思考中透露出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夏可君，哲学家与策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韩炳哲，这位德国哲学训练、韩国文化浸润的思想性学者，激活了我们早已麻木的爱欲能力。
——林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大数据的应用，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精准……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空间与自由需要重新被思考，重新被定义。
——郑悦，《IT经理世界》杂志
对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阶级社会的分析，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答案就在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哲学家对主体的超越性之中。
——毛竹，《世界哲学》杂志
韩炳哲的哲思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以其一贯的犀利，带给我凝视深渊的勇气。
——贾克防，西北师大哲学系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精确、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面宰制。……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

【编辑推荐】
★为什么我们会买了又买？为什么买得越多反而越不快乐？
商业化将个体从刻板的集体秩序中解放，却又将人投入“自由”的束缚。人们用钱换产品，用产品换幸福，将买买买当作自我实现的方式。消费者最终与全球化生产链末端的工人一起，沦为消费时代的奴隶。
★200年消费主义 简史，商品如何成为世界性的新宗教
一本书囊括两百年消费社会的演进与变革。我们如何从生产者“进化”为买卖机器？如何通过社会演变的历史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在这本书里，读懂消费社会，看清消费陷阱！
★一份兼顾深度与可读性的消费主义认知图谱
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深度解读，冷静克制的论述、丰富的史料、贴近生活的案例与视角，或许是认知消费主义及其对社会、伦理、个人心理影响的绝佳简明读本。
★拨开消费主义迷雾，完整再现商人、资本、广告与媒体的合谋
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我们在物质与精神上美好但虚假的“必须”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广告和媒体上通过描摹幸福的消费场景，创造美好生活的模板，将我们纳入消费主义的逻辑，最终成为永远追求出众却又毫无个性的噩梦。
★在消费社会，我们孜孜不倦地建设着名为“自我”的终生工程
在商业世界里，品牌、价格、市场掌控了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消费者将定义自我的权力拱手相让，必须通过挑选市场提供的商品和符号，才能塑造自我。广告、公关、媒体如何“制造”合格的消费者、将人异化成消费的机器？
【内容简介】
万有引力社会议题书系“万相”001号作品。
短短两个世纪，世界就从农业社会彻底转变为商业社会，在这个极度便利、高速发展的消费时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力量的崛起，也催生了全球社会与政治的多重变革。品牌、大型百货公司、公关和广告的繁荣，商品价值的过度包装，无不影响着人类自我认知、自我实现的方式，使我们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进化”成了“买卖机器”。
本书从18、19世纪商品经济发轫的欧洲入手，展现了消费主义、商业文化诞生和发展，并成为现代生活中心的过程，揭示了世界向消费社会的转变和商人权力的急剧上升，是如何将我们制造成“消费者”的。
【媒体推荐】
本书考证详细、引人入胜，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消费社会历史的窗口。
——法国《解放报》
安东尼·加卢佐的文字虽然充满雄心，但又非常容易理解。正如他所说的，消费并不是从始至今都像今天这样占据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这本书探讨了社会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向“消费社会”发展的过程。
——法国经济月刊《经济新解》
此前，已经有不少批评声指向过度膨胀的消费社会及其必然结果——“人类变成买卖机器”。50年前，让·鲍德里亚在他著名的《消费社会》一书中就描述了这一现象。但是，向消费社会转变的历史是怎样的？其背后有着怎样的复杂机制？消费主义如何接二连三地进入城市、家庭和媒体？在《制造消费者》这本论述清晰而引人入胜的书中，社会学家安东尼·加卢佐破译了消费主义演变的迷人轨迹。
——法国文化周刊《电视全览》（Télérama）
本书作者没有理论自负、没有展现意识形态，而是用有据可查的文本为读者展现了多种视角及例证，浅显易懂地讲述了1800年到2000年消费社会的演变。
——法国科普月刊《为科学》（Pourla Science）

一个有信仰的君子如何说“不”
《爱的艺术》《逃避自由》作者、“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弗洛姆经典作品
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艾里希·弗洛姆
在《论不服从》这本文集中，艾里希•弗洛姆清楚说明了“ 服从”和“不服从”究竟意味什么 ：服从人性和人道社会的目标，不服从各种偶像。他的论述至今仍有相关意义：反对盲从因袭，对司空见惯的“陋识”部分持批判的立场。弗洛姆的洞见结合了社会和政治现象所获得的心理学，促使他在一段时期内支持美国社会党，投身和平运动，呼吁采取裁军步骤。在这些活动中，他对各类人云亦云的“常识”以及官方的政治话语实践了他的不服从态度，他所服从的是心智健全的思考方式，与阿尔伯特•施韦泽、伯特兰•罗素等先知哲人们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

【编辑推荐】
◎社会景观考古的巅峰作品
◎以一种更具才气和诗性的语言，本书表达了与德勒兹、瓜塔里、本雅明和福柯相似的怀疑
◎资本主义每时每刻都在操控我们的生活，睡眠作为最后的抵抗，也难逃被终结的命运
···
【内容简介】
21世纪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每时每刻都在操控我们的生活，迫使我们陷入无尽的奔忙，让我们注意力涣散，感知力受损，并破坏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生命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不停地运行。
睡眠是人们从纷繁世界中抽身而退且暂作修整的必要行为。由于它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因此永远与24/7体制的要求相冲突。资本主义对睡眠的侵蚀也愈演愈烈。以北美地区为例，20世纪初的人每天要睡10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也许，我们将进入无眠时代。
···
【媒体及名人推荐】
数码乌托邦正在网状地捕捉消费者的每一个踪迹和冲动，使其快速无产阶级化。 我们须拿出超控制艺术、自由和梦想，来反制被自动控制的这个社会，去开始一个新的关怀时代。这本《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是对我们的一记当头棒喝！
——陆兴华，哲学家，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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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魅力十足的小书。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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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驳斥精良凝练的程度有如一行纯可卡因。
——《洛杉矶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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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黑暗而充满才气的书。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 《艺术论坛》（Art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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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如何辗转潜入到我们生活最私密的部分的讨论，睿智又有趣……《24/7》探索的是生活在当今时代无休止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它复杂多样的影响之下的人类个体、人类梦境和这个种族的未来，这探索极为精细巧妙。
——反击（Counter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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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是克拉里社会景观考古的巅峰作品，大概也是这一类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作品。它的作者是这个星球上思想最为透彻新颖的研究者之一，他的博学为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在《24/7》里，克拉里对广阔繁多的知识碎块天衣无缝的编织组合，让人联想起米歇尔·福柯的作品……它具有一种道德热情的烙印，这为克拉克的论争提供了燃料，也突出强调了那些岌岌可危的事物，尤其是人类的未来——既在物质层面上，也在情感层面上。另外，它极具可读性。
——《流行议题网》（Pop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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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提出的观点很机智……狡黠富有远见。
——欧文·蒙哥马利（Erwin Montgomery），克里斯汀·鲍姆家萨博 《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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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式的电子交易的幻影将商品深深地印刻进我们身体的肌理，独独留下睡眠以供片刻喘息。乔纳森·克拉里以其对于看似永恒的当下的敏锐批判刷新了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麦肯基· 沃克（McKenzie Wark）， 《解体的景观》（The Spectacle of Disintegration）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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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7式的世界里）我们在被迫持续生产的同时，消耗我们自己、我们的世界以及想象一个共同未来的集体能力。这是对当代生活的模式和节奏的绝佳评论。
——朱迪· 迪恩（Jodi Dean），
《共产主义的视域》（The Communist Horizon）

本书的主旨在于讨论作为现代生活中一个经济因素的有闲阶级的地位和价值，但是要把讨论严格地限制在这样标明的范围以内是办不到的。因此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以及一般不列入经济学范围以内的一些社会生活特征，这里也不得不给以相当的注意。

日本经历第三消费社会，尤其“3·11大地震”，让日本民众幡然醒悟，已经被摧毁的物质，即便恢复原貌又有什么意义？物质已经不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在灾难中成长的日本，又一次领先跨入了第四消费时代。
日本消费社会第一人力作，预言瞬息万变的消费潮流，每每言中！作者潜心研究30年，将日本社会，自1912年起，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消费时代，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的消费；第二消费时代，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如破竹；第三时代，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而如今，日本已进入第四消费时代，即重视“共享”的社会。
新时代的消费理念，已经从崇尚时尚、奢侈品，经历注重质量和舒适度，进而过渡到回归内心的满足感、平和的心态、地方的传统特色、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上来。本书不仅是高层管理者收集信息的最好资料，更是迷茫的80后，新生代的90后，上班挣钱下班shopping的食色男女，最有品位的消费指南。

作为西美尔文集的一种，本书由以货币哲学和性别哲学为主题精选出来的、最能体现西美尔独特的社会学（或文化哲学）风貌的10篇论文以及两篇分别代表了国内外西美尔研究水准的研究性论文组成。此种编排，可谓文集类书籍中的经典。西美尔文风的生动优雅，加上选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及精深的学术修养，共同造就了本书的精品地位。
从内容上说，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宏大”社会学，西美尔的社会学带有更多的经验、感觉特征，他注重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生命感觉，这使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有独到的深刻，值得我们借鉴。

让·波德里亚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是其最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阐述之一。

为什么免费的巧克力让我们疯狂？为什么百老汇剧场里价格越高的位置卖得越火？为什么100 万美元带来的愉悦感，400万美元才能让它翻倍？为什么议价时，一定要抢先报价，而且一定要狮子大开口？
威廉·庞德斯通告诉我们答案：价格只是一场集体幻觉。在心理学实验里，人们无法准确地估计“公平价格”，反而受到无意识、不理性、政治等不正确因素的强烈影响。
营销专家们很快就把这些发现应用了起来。“价格顾问”建议零售商怎样说服顾客多付钱或少付钱，谈判教练也提供类似的建议帮商务人士谈成交易。全新的价格心理学要求商家设计价签、菜谱、返款优惠等。 可以说，价格是最为普遍的隐形说服大师。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一个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大潮让人无法独善其身，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构建身份认同的渠道。本书紧扣“消费”这一线索，讲述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变化。在20世纪历史光影的诡谲多变中，购物和消费主义如何把这个古老的国家改造成今天的模样，消费者的集体面孔又是如何被一次 次地篡改与重塑。本书重新梳理了这背后繁复纷乱的历史线头与社会群像。
作者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还隐藏着一个小体量的历史，它真实而琐碎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藏于每个家庭的锅碗瓢盆里，潜伏于我们目光无法达及的晦暗幽深处。由这些历史细节编织而成的，是消费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每个消费者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在购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并改变着这段历史。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我们为什么会浪费丰盛晚宴中的精致食物，却对一张打折优惠餐券念念不忘?
在做生活中的各种决策时，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正在做出明智的、理性的选择。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本书中，丹•艾瑞里带我们进入了行为经济学领域，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颠覆了人们曾经普遍认同的我们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无论是咖啡、减肥，买一辆车还是谈恋爱，我们的决策行为中总是带有各种非理性。
找出存在于不同领域行为和决策背后的各种力量，针对影响我们个人、企业，以及公共生活的普遍问题，找出解决方法，这正是行为经济学所要做的。
非理性是人类的本能，是主宰人类行为和决策的隐性力量。然而，这些非理性的行为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是有系统的、可预测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可预测的非理性。

《奢侈与资本主义》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财富积聚和过度消费现象。城市的扩展、王室宫廷的享乐之风引起了道德价值的变化：对性的放纵，宫廷中国王大臣的情妇。高级妓女的出现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挥霍无度与追求奢侈的习气。作者对有关现象作了详细的研究，列举、分析、比较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揭露了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的隐蔽部分，被称为是一本“充满趣味而且大胆的书“。它使读者对奢侈与资本主义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奢侈与资本主义》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袖珍经典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