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上篇着力于人的特点的研究，指出人具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活动，并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下篇从这一定义出发，对各种文化现象，诸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进行全面的探索。书中探幽析微，旁征博引，充分体现了一位哲学大师的睿智与精深。

本书体现了作者近年的主要关切即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自主性问题，认为唯有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挺拔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为此，本书上篇提出了“新时代的通三统”问题，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中篇则提出，全球化加速带来的所谓“空间化”和“当代性”导致文明空洞化和庸俗化的危险，对此必须自觉地拉长时间和历史的长度来强化文明的厚度和深度；下篇论述了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主张，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成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即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

作者强调：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树立的一个新观念便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觉地把“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做中国人意味着属于当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西方主导下争取文化独立的文化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获得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完全被西方所笼罩的非西方民族是没有尊严的，因此，做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有历史的可能性。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社会主义”，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含义是21世纪的最伟大课题。近百年前胡适留美时曾言：“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中国大学之真精神和真生命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

《将错就错》是甘阳的随笔文章结集，分八辑，近一百六十余篇，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作者于美游学期间对于社会、政治、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

辑录韦伯学术早期的四篇主要论作，是为以往韦伯
研究所忽视，现今则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文本。展示出
韦伯在最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的问题意识和独特方法。
韦伯在此阶段思考的中心问题，乃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
所引发，即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
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困境。
编者整理的韦伯生平著述年表，是一份了解韦伯的
重要文献资料。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
济学家，著述有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其中《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经
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三联书店即出）。

中国在八十年代展开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空前活跃，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敏锐深思的青年学者和思想家。其中以探求西方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为目标的思潮，曾一度引起海内外的关注。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拓展和深化，出现了以甘阳为首的一群青年学者，他们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开启了中国思想界与西方人文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本书选编的是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它们从多个侧面折射出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各种风貌。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中，我们仍然依稀可以看到那场热情而不失理性的文化热潮；我们也或将通过它们唤醒我们正在失去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意识。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反叛”主要是通过美术、电影、小说、诗歌、建筑这些最能见出文化情绪和前卫意识的感性文化领域来反映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状况；下编“彷徨”则力图着重反映出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当代西方文化的研究和思考。

"现代性"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思考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极大的困惑，因为它意味着：现代化的进程并不只是一套正面价值的胜利实现，而且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负面价值。 自由、民主、法制这些基本的正面价值实际上都只是在商品化社会中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商品化社会由于瓦解了文化传统而必然造成"神圣感的消失"，尤其商品化社会几乎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更使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到在现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最根本二难困境正在于此。
目 录
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
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
古今中西之争
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
《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前言
儒学与现代

《走出疑古时代》。作者李学勤先生，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1992年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以来，走出疑古已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书是作者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高质量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六篇，第一篇论古代文明，第二篇神秘的古玉，第三篇新近考古发现，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第五篇海外文物拾珍，第六篇续见新知。主要涉及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化、中原与边远地区的文化交流、早期的中外关系等主题。
李学勤先生的名著《走出疑古时代》初版于1995年，1997年又出了修订本，均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该书又由长春出版社出了新版（2007年1月）。如李先生在初版《自序》中所说，该书是其“继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而且所及范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前段，即自文明起源到汉代初年”。后面两个版本与初版相比，只是增加了《续见新知》一编，收入初版之后李先生新作的十来篇相关的短文，并校正、修改了初版中的“一些错误之处”。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先生1992年针对中国近代乃至古代“疑古”思潮提出的一个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又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走出疑古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而且“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入必读书目”（新版《出版说明》）。
1992年，李学勤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这篇号角性的著名演讲，可谓恰逢其时。该文“编者按”强调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1995年，李学勤将相关论文集为一书，《走出疑古时代》被作为导论置于书首，并即以此为全书题名。 本书1995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等撰有书评，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院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为必读书目。1999年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1997年，此书再出修订版，流传颇广。伴随作者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和思想界。

中国在校的大学本科生已经超过两千万人，如何改善大学的本科教育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题，着重讨论如何转变我国大学数十年来形成的传统本科教育模式，从以往那种只注重专业教育而缺乏通识教育的本科培养模式，转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本科教育模式。许多学者提出，本科教育和大学人文教育应该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的模式，使之转变为研读古今中西原著经典的方式。为了改变时下我国大学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现状，应精心设计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最基本的必修课，以经典（包括人文经典和现代社会科学经典）阅读为中心，建设大学本科人文教育的主干课程，作为全校本科生必修的“共同核心课程”。这些意见和建议无疑有利于开阔探索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思路。
本书是首届中国文化论坛的实录，不仅收入了会议论文，而且保持了会议中的现场提问、回答和讨论，力求再现思辨严肃而气氛热烈的论坛现场。

政治經濟學大師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研究拉丁美洲時發現他所謂的知識分子的總是敗北情結：即他們對於所有改革的嘗試都以妥協告終，並且總有這樣那樣不符合西方的本質的判斷。

本書編者希望能告訴讀者和那些有敗北情意結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謂「西方的本質」，在西方也是具有爭議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矯正價格和矯正所有制的典範，不應稅為解決發展中國和杜會主義國家問題的萬應靈丹，歷史不是給定的，只有人才能寫歷史。詹隼(Charles Johnson）等人曾說，如果按照傳統的經濟分析，日本很多事做得不對，然而也許正因為做得不對，它終使日本成為了一重要的工業大國。

本書作者希望和讀者一起去繼續探討：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是否已帶來了一種熊彼特所說的「破壞性創新」的思想轉變了呢？

大学改革为何如此难以取得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大学改革本身涉及了某种内在的困境，而任何大学改革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困境，找到相应的出路，就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教育之所以可能，在于传统的存在，而教育总是通过“温故知新”来传承和更新这一传统。如果传统没有任何价值，教育也就毫无意义了。然而，大学改革总是会面临改造教育赖以进行的“传统”的艰巨任务。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之间的微妙关系，要求大学改革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和完善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主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传统上。

在21世纪新的处境下，对于孔子、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发展等等大问题，中国学术界亟需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予以深入全面地考察和思索。本书以儒学与中国社会变迁、当代公共论域中的孔子与历史文化传统、儒家与社会重建、大学教育中的孔子与儒家经典、儒家与公共伦理等七个主题，深入探讨了孔子与当代中国发展关系的问题。

本书由甘阳、刘小枫等国内一流的学者撰写，并整合了当今中国学界最优秀的青年学者的思想努力，全书集中探讨了当下最为关注的热点理论问题，在中西文化思想系统的张力之间，以多元而独特的话语，尝试探讨了涉及西方古典学、现象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在中国当代文化背景中得以生长，并激起思索的 最前沿的理论，力图摆脱长久以来积淀于汉语学界的西方话语系统和思维的定势，在对具体问题和崭新思想方式的讨论与应用中，赋予中国文化精神以新生命。
本书既是当代中国学界近年来理论思考的总结，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展望，它的出版，定将引起海内外汉语学界的全面关注，推动当代学者理论思考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