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帝国时代之前的吐蕃和中亚、进入中央亚洲之路、吐蕃帝国的西进、大食和西突厥人、突骑施联盟、唐朝和大食、后期帝国等。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

本书作者巴托尔德(1869-1930)是世所公认的中亚中世纪史权威。他的研究以中亚史为主，旁及伊斯兰史、中近东史地、外高加索史、伊朗社会经济文化史、穆斯林碑铭与钱币等等，而本书则被视为其一生学术的代表作。著者精通阿拉伯、波斯、突厥语，研读几尽以此三种语言撰写的中亚史抄本，并辅以多次中亚实地考察心得，故本书所述乃蒙古入侵前的突厥史，实际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装进攻，断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历史“。“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的，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本书由我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张锡彤、张广达父子据最为信实的俄文1963年版译出，又据巴托尔德审定的英译本作增补订正，翻译过程中克服了人名、地名、术语等的重重困难，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得以问世，足以飨久闻书名而未能一窥主旨的读者。
目录：
中文版译者序言
补记
1968年英文译本第三版序言
1963年俄文本第二版序言
1928年英文译本第一版序言
1958年英文译本第二版校订者附记
著者前言
绪论 史料
第一章 河中地理概述
第二章 截至十二世纪的中亚史
第三章 哈剌契丹人与花刺子模沙
第四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人
第五章 蒙古人统治下的突厥斯坦（1227-1269）
大事年表
文献目录
附录一
附录二
索引
跋语

NAMED ONE OF THE BEST BOOKS OF THE YEAR BY
New York Times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NPR • Seattle Times • St. Louis Dispatch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Finalist --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Notable Book
A thrilling and revelatory narrative of one of the most epic and consequential periods in 20th century history – the Arab Revolt and the secret “great game” to control the Middle East
The Arab Revolt against the Turks in World War One was, in the words of T.E. Lawrence, “a sideshow of a sideshow.” Amidst the slaughter in European trenches, the Western combatants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the Middle Eastern theater. As a result, the conflict was shaped to a remarkable degree by a small handful of adventurers and low-level officers far removed from the corridors of power.
Curt Prüfer was an effete academic attached to the German embassy in Cairo, whose clandestine role was to foment Islamic jihad against British rule. Aaron Aaronsohn was a renowned agronomist and committed Zionist who gained the trust of the Ottoman governor of Syria. William Yale was the fallen scion of the American aristocracy, who traveled the Ottoman Empire on behalf of Standard Oil, dissembling to the Turks in order gain valuable oil concessions.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was Lawrence. In early 1914 he was an archaeologist excavating ruins in the sands of Syria; by 1917 he was the most romantic figure of World War One, battling both the enemy and his own government to bring about the vision he had for the Arab people.
The intertwined paths of these four men – the schemes they put in place, the battles they fought, the betrayals they endured and committed – mirror the grandeur, intrigue and tragedy of the war in the desert. Prüfer became Germany’s grand spymaster in the Middle East. Aaronsohn constructed an elaborate Jewish spy-ring in Palestine, only to have the anti-Semitic and bureaucratically-inept British first ignore and then misuse his organization, at tragic personal cost. Yale would become the only American intelligence agent in the entire Middle East – while still secretly on the payroll of Standard Oil. And the enigmatic Lawrence rode into legend at the head of an Arab army, even as he waged secret war against his own nation’s imperial ambitions.
Based on years of intensive primary document research, LAWRENCE IN ARABIA definitively overturns received wisdom on how the modern Middle East was formed. Sweeping in its action, keen in its portraiture, acid in its condemnation of the destruction wrought by European colonial plots, this is a book that brilliantly captures the way in which the folly of the past creates the anguish of the present.

自汉代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人习惯上将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之为西域。广义上的西域包括西亚的条支、南亚的身毒和亚洲以远的大秦，而狭义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为核心的中亚地区。西域的历史，特别是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域的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重要山系，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数列东西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伸展出一些支脉。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给畜牧和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控扼着古代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活动过。公元6世纪阿史那突厥兴起后，很快发展到这里。唐朝和吐蕃分别于8世纪中后期和9世纪中期无暇顾及西域以后，突厥语诸部族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10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开始较大规模地文化转型，并且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发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辽和蒙元时期，虽然有大批游牧部族从漠北进入天山地区，但这并没有改变突厥语诸部族是天山地区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没有中断这一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近代以来，国外许多东方学家都关心突厥语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探讨过8至10世纪天山历史的某些问题。并且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时，突厥文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开始对天山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为西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动力。
本世纪初以来，与西域地区历史特别是8至10世纪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成果见于巴托尔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论著。这位著名的俄国／苏联学者几乎研究了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讨了许多重大事件，勾划出了其历史线索。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纲》（1893）、《中亚科学考查报告（1893—1900）》、《突厥斯坦简史》（1922）、《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等论述至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书和寻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向导。不过正如巴托尔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汉文，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
本世纪上半期研究有关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米诺尔斯基整理、翻译、研究、注释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马尔瓦兹（A1-Marwazi）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这些史料和米诺尔斯基的研究对本文有直接意义。他的缺陷也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
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学者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并结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活动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不过沙畹的研究以8世纪中期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开始。
伯希和具有广博的语言学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细部研究。虽然他并未系统论述8至10世纪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历史，但他涉及了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与本文有关的、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鹘史料》、《钢和泰藏卷杂考》、《托古兹古思和十姓回鹘》，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对西部天山地区的历史涉及较少。
在研究西域地区史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能广泛利用汉文文献，又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纪整个天山地区的历史。他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范围，使他的许多重要结论与历史原貌相差较远。在日本老一辈学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他就此发表的一些论著虽然并没有超出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见解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条道路。
40—50年代以来，前苏联对西域地区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成果，如对西部天山地区中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有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前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大部头地区通史等等，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就本文论及的时期内西域地区史而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对汉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够。
国内对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对8至10世纪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我们的课题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成就中有两方面特别重要。首先，对和田塞语文献（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在汉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语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种新的当地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增加了某些历史细节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些时间座标。其次，在国际藏学发展的推动下，一些学者重视利用藏文史料，结合汉文等文献记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吐蕃在西域活动的论著，弄清一些历史疑点，为我们研究突厥语诸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些障碍。
总之，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绘出一幅有关8至10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活动史的更清晰的画面。

The forgotten story of Central Asia's enlightenment―its rise, fall, and enduring legacy

In this sweeping and richly illustrated history, S. Frederick Starr tells the fascinating but largely unknown story of Central Asia's medieval enlightenment through the eventful lives and astonishing accomplishments of its greatest minds―remarkable figures who built a bridge to the modern world. Because nearly all of these figures wrote in Arabic, they were long assumed to have been Arabs. In fact, they were from Central Asia―drawn from the Persianate and Turkic peoples of a region that today extends from Kazakhstan southward through Afghanistan, and from the easternmost province of Iran through Xinjiang, China.

Lost Enlightenment recounts how, between the years 800 and 1200, Central Asia led the world in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ize and sophistication of its cities, the refinement of its arts, and, above all, in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in many fields. Central Asians achieved signal breakthroughs in astronomy, mathematics, geology, medicine, chemistry, music,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mong other subjects. They gave algebra its name, calculated the earth's diameter with unprecedented precision, wrote the books that later defined European medicine, and penned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poetry. One scholar, working in Afghanistan, even predicted the existence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five centuries before Columbus. Rarely in history has a more impressive group of polymaths appeared at one place and time. No wonder that their writings influenced European culture from the time of St. Thomas Aquinas down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had a similarly deep impact in India and much of Asia.

Lost Enlightenment chronicles this forgotten age of achievement, seeks to explain its rise, and explores the competing theories about the cause of its eventual demise. Informed by the latest scholarship yet written in a lively and accessible style, this is a book that will surprise general readers and specialists alike.

《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套装全2册)》从莫理循自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至新疆乌鲁木齐。莫理循拍摄了大量路上所见自然景象、人物、遗址、建筑的照片。他尤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景物着迷，有时会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景观拍多幅照片，如嘉峪关的照片即极具代表性，他总计拍摄了近20幅，而且在报道中详加叙述，对于其历史、现状一一道来。读者对着照片，辅以报道，即可对当时嘉峪关的状况产生深刻印象。莫理循通过照片逐日详尽地记录了从星星峡至乌鲁木齐沿途所见北疆的山野、客栈、当地居民、差人、废墟或某地区同时存在的新旧两城。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乌鲁木齐拍摄了主张“新政”改革的巡抚王树根等官员的照片，也留下了被流放此地的维新人士彭翼仲、保守势力代表之一载澜等人的身影，并且保留了一些载澜本人拍摄的照片，《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套装全2册)》选人。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流放新疆的张荫桓同样引起莫理循极大的关注。早在l898年当年，莫理循就曾为营救张而煞费苦心，但为张荫桓所婉拒。来到乌鲁木齐后，他一路打听张荫桓的下落。原来，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慈禧太后下令将张处死。莫理循拍下了张被行刑的地点。这张照片以及前述图片，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均弥足珍贵。

★★本書榮獲2021年美國歷史協會約翰費正清獎★★

★★全球唯一中譯本、獨家收錄中文版作者序★★

 

第一本從察合台語檔案探討近代新疆文明衝突的重量級作品

從穆斯林的東突厥斯坦，到大清帝國的新疆省

晚清中國征服者追求的儒家理想社會

如何摧毀新疆穆斯林與漢人的日常生活

 

　　「《異鄉人之地》是一部建立在豐富史料及精彩分析的卓越著作，書中充滿令人難忘的細節描述，涵蓋一群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梅爾清，《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作者

 

　　本書作者透過多語言史料的相互映照，闡釋湘軍集團所推行的教化工程背後的思想淵源及政治脈絡，並透過檔案紀錄中的漢人士兵、突厥穆斯林及回民事蹟，還原近代新疆社會的真實圖像。

 

　　《異鄉人之地：清帝國在新疆的教化工程》描述十九世紀末晚清時期，中國本地湘軍集團重新征服了新疆地區，並嘗試以儒家社會的理想來改造這個「異鄉人之地」，將穆斯林教化為漢人。然而，這樣的教化工程卻對當地人民的身分認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隔閡、不平等和暴力，最終推動「東突厥斯坦」在地民族意識的形成。

 

　　首先，本書跳推傳統官方敘事，透過漢人士兵、突厥穆斯林及婦女的平民視角，真實呈現近代新疆的社會生活圖像，涵蓋了婚姻、家庭以及宗教習俗的層次。本書指出，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而非宗教，是族群衝突的核心原因。雖然官方政府透過「通事」這樣的翻譯官僚，試圖進行調解與融合，但轉譯的結果往往造就了更激烈深層的衝突，而非平順的融合過程。

 

　　再者，本書深入爬梳左宗棠為首的湘軍集團網絡，並結合官方文書及雜史記錄，呈現湘軍集團和清帝國中央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互動，如何影響新晚清疆社會的發展變化。而湘軍集團的行動背後，有著更為深層的中國文化脈絡──經世思想作為指導原則。再者，本書進一步分析湘軍的統治理念，揭示湘軍在新疆實踐經世思想的過程中，以儒家為核心的同化政策如何逐漸轉向殖民主義的方向。

 

　　本書最大特點，在於採取新清史觀點與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將湘軍集團的教化工程與同時代歐洲殖民主義的「文明使命」進行比較。這樣的比較不僅打破了過往以帝國核心為出發點的歷史敘事基調，也從邊陲的角度出發，重新檢視中國歷史中隱而不彰的邊緣與核心關係。這樣的視角不但使讀者能夠深入理解新疆歷史的深層變化，同時也重新詮釋了中國歷史的近代脈絡。 

 

　　本書指出，儘管許多學者都著重於分析當代新疆衝突的民族主義訴求，但這種身分認同的形成過程非常複雜，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民族主義，還包括階級和宗教因素。湘軍的教化工程造成新的社會結構和話語，並促使穆斯林社區開始表達自己的身分認同，帶來穆斯林社區抵抗統治者的影響。理解晚清新疆社會的身分認同變遷，對於解釋當代新疆的現況至關重要。

 

本書特色

 

　　一場身分認同的巨變！十九世紀末，重新征服新疆的大清帝國，嘗試以儒家理想改變穆斯林社會。本書揭示儒家及伊斯蘭文明衝突所帶來的深遠影響，由暴力及規訓而引發的社會分裂、不平等，直到今天仍然持續作用中。

 

　　儒家教化工程與突厥穆斯林：中亞的穆斯林社區，自元代以來信奉伊斯蘭教、使用突厥語言。然而，由儒家知識分子主導的改造計劃，嘗試改變穆斯林社會，導致當地產生文化衝突、社會不平等及日常暴力。

 

　　身分認同的轉變：歷經晚清同化時期的穆斯林，在抵抗外加的認同與重新定義自我身分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共同血統的神話，而成為日後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起點。

 

　　當代衝突的起源：《異鄉人之地》不僅呈現近代新疆社會的關鍵變化，更闡釋族群衝突的核心並非宗教或道德觀念的不同，而是帝國與邊陲的統治及暴力問題，這對於理解當代新疆的現況至關重要。

 

專文推薦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侍建宇｜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副研究員

　　熊倉潤｜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副教授

 

好評推薦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侍建宇｜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

　　張中復｜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前系主任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楊海英｜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

　　喬舒亞．弗里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蔡偉傑｜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熊倉潤｜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副教授

　　（按姓氏筆劃排列）

 

　　「許臨君是一位擅長收集、閱讀和翻譯艱澀珍貴材料的專家，他為我們提供一個窺探十九世紀末邊疆社會的窗口。《異鄉人之地》是一部建立在豐富史料及精彩分析的卓越著作，書中充滿了令人難以忘懷的細節描述，涵蓋一群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作者

 

　　「許臨君結合其驚人的語言技能，以及廣泛的檔案研究和概念分析，呈現出清代吐魯番生動的社會生活及日常百態。《異鄉人之地》是一個精細入微的歷史記錄，更是一項卓越的學術成就。」

──阿迪卜．哈立德（Adeeb Khalid），《製造烏茲別克：早期蘇聯的國家、帝國和革命》作者

 

　　「透過本書對清朝殖民統治之理論及實踐的豐富探討，我們看到暴力和規訓如何持久地塑造新疆的群體身分。作者許臨君運用其豐富的多語言工具爬梳日記、紀念碑和法庭案件文件，進而揭示在晚清新疆的殖民過程中，漢人及其中介者，與被殖民的維吾爾人之間的日常生活互動。」──瑪麗安娜．坎普（Marianne Kamp），《烏茲別克的新女性：伊斯蘭、現代性和共產主義下的揭面》作者

 

　　「在這本優秀的專著中，許臨君描述晚清新疆平民的身分認同邊界是如何被塑造的。本書使用吐魯番的突厥、滿洲和中國來源的多方文獻，介紹當地的精英、來自湖南的儒家官員、通曉多語言的當地通譯與說漢語的穆斯林等人物。他的敘述生動地描述文化衝突、身分認同、性別意識形態、殖民紀律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且巧妙而具有說服力地與今天現狀相互呼應。」──喬納森．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熟悉的陌生人：西北中國穆斯林的歷史》作者

 

　　「撰寫一部關於任何歷史時期社會的『底層歷史』，都不是容易的任務，但《異鄉人之地》是一個出色的例子。本書為探索現代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歷史，並提供啟發性的見解。」──王元崇，德拉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透過理解一百五十年前晚清湘軍集團在新疆展開的儒家教化工程，對我們理解現代中國政府如何治理新疆的行動有寶貴的貢獻。」──《亞洲書評》（Asian Review of Books）

 

　　「作者以十分特殊的歷史視野，並運用老維吾爾文（察合台文）地方文本在內的豐富史料，重新檢視新疆在清末經歷穆斯林抗清事變後，清廷體制再度以「教化」之名，對這個失而復得的化外之地實施文明化的正當性及其矛盾。這種似新實舊的措施，表面上跳脫了以往鎮壓穆斯林反叛後「善後」的傳統模式，其實是更加凸顯出中原儒家統治觀與中亞突厥伊斯蘭社會間，並企圖建立共生關係的複雜性與弔詭性。本書雖著眼於歷史，但對於理解當代新疆治絲益棼的局勢，有著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張中復，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前系主任

 

　　「清末新疆建省時，給的名字是「甘肅新疆省」；臺灣建省時則先稱為「福建臺灣省」。新疆與臺灣相距頗為遙遠，可是兩地倒有頗多的共同點或相似處。因此，閱讀新疆能帶給大家的意義遠遠大過新疆本身。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之後，就常常將要被流放的人送往新疆。這些人往往本是大官或者有錢的生意人，因此漢人的文化因子在左宗棠重定新疆之前，已經埋下。本書的重點著重在「新疆回變」以後的種種事情，特別是漢文化的強勢導入，頗具意義。」──陳國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異鄉人之地》資料來源豐富，理論分析深刻，為中國史、維吾爾歷史以及殖民主義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貢獻。……許臨君將清代新疆的殖民主義置於中國現代史與全球帝國主義中考察。同時，他也展示這項殖民工程如何在影響地方層級的事物，因為該區域的多數穆斯林人口要與日益干涉人民生活的省政府調整關係……藉由聚焦在中國政府與當地穆斯林之間的日常互動，以及國家的意識形態律令如何被本地人民理解、重新想像，與重新利用，許臨君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這些現象背後的歷史脈絡……他具備了從晦澀難解的檔案文獻及其他稍縱即逝的資料中抽繹出生動敘事的天賦。」──喬舒亞．弗里曼（Joshua L. Freeman），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

 

　　「本書探討清朝在一八七七年弭平新疆回變，收復新疆後，新一批的湘軍統治菁英如何推行新的儒家教化政策以維持新疆的長治久安。這段歷史實際上也是我們理解維吾爾民族主義起源以及當代新疆衝突局面的窗口。作者指出湘軍菁英在清末新疆所推行的儒家教化工與與歐美殖民主義的特定形式非常相似，藉此也可以說明殖民主義在非歐美的脈絡下如何浮現。本書另外的特點在於運用了華南研究的歷史人類學方法來回答美國新清史所提出的問題，這表現在作者對吐魯番多語種地方檔案的運用上。可以說本書是第二代新清史研究者透過整合不同學科方法來研究清代新疆史的最新成果。對於清代邊疆史、歷史人類學以及殖民主義有興趣的讀者而言，相信本書不會讓你失望。」──蔡偉傑，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
内容简介：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既是一部突厥简史—— 读者从中可以管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也是20 世纪西方突厥历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学者研究突厥历史的路径和范式。作为该领域内的第一部“文选”，我们希望《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能对读者了解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有所裨益。
本书所收9 篇文章和1 篇书评，都是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德国、美国、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有研究突厥历史和语言的深厚传统。当然，中国学者对突厥的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考虑到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汉语文献相对容易获得，所以就没有将其纳入本书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一取舍，也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外国学者在研究突厥和突厥语人群历史时的关怀和问题意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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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continually and bitterly ashamed' that the Arabs had risen in revolt against the Turks as a result of fraudulent British promises of self-rule, Lawrence led them in a triumphant campaign which revolutionized the art of war.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recreates epic events with extraordinary vividness. In the words of E. M. Forster, 'Round this tent-pole of a military chronicle, T. E. has hung an unexampled fabric of portraits, descriptions, philosophies, emotions, adventures, dreams'. However flawed, Lawrence is on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most fascinating figures. This is the greatest monument to his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s.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197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氏、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氏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氏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或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斡《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于志联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氏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

該書稿是目前突厥史學界關於突厥、鐵勒與迴紇等部族構成和演變軌跡考證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以漢文史料為根基，有效運用古突厥文與古藏文史料，充分吸收國內外學界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嚴格遵循歷史比較語言學相關規則的基礎之上，對不同語言史料中出現的有關聯的專名進行盡可能細緻和精確的審音勘同，提出了關於「三窟」、「九姓」、「十姓」、「十二姓」及「三十姓」等漢文史料中用以指稱突厥、鐵勒與迴紇等部族的一系列專名涵義的最新見解。其中，關於薛延陀同迴紇阿史德部及突厥第二汗國關係的研究、關於迴紇藥羅葛部兩次建立漠北汗國的研究、關於中古時期東西方史料共同出現的可薩與卑失部落的研究、關於後突厥復國元勳暾欲谷家世的研究、關於兩姓阿跌進入後突厥核心集團的研究、關於突厥執失部落在早期東突厥對隋唐關係中獨特地位的研究以及關於亡國後突厥十二姓餘眾流亡避難在北庭附近區域的研究等，都立足於細緻入微的考證，並得出了與以往研究不同的結論。該書稿對於進一步推動突厥史學界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學術貢獻，同時對於唐代前期的政治史、民族史和軍事史研究，對於唐代的蕃將研究、藩鎮研究和安史之亂的研究，以及對於中古時期的北方民族史及內陸歐亞史等研究的推進也具有重要的啟迪與參考價值。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所述年代约八个世纪，在此期间，伊斯兰这一新的信仰日益兴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影响着中亚大部分地区、西伯利亚南部边缘地区及中国东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与早已确立的各种信仰展开竞争。
在如今蒙古地区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各民族扩张具有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些民族先是突厥人，接着是契丹人，最后是蒙古人。
突厥游牧部落的西迂，对后来从阿富汗向西通过伊朗到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的种族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突厥，以及规模小得多的蒙古从乌浒河以南向阿富汗和北印度的军事扩张，对这些地区也将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突厥各民族的迁移而带来的变革，因13世纪蒙古入侵而加剧。这一地区始终满足于吸收周边各种文明的影响。然而，从长远看，佛教中的喇嘛教在蒙古和西藏奠定了基础，而伊斯兰教则在河中、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各族人民中扎下了根。在东欧，首先是俄罗斯，突厥一蒙古金帐帝国的建立对这一地区的历中进程产生了持久而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