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女性与小说”。之后她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并于1929年出版。
伍尔夫讲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困境、历史对女性的偏见、女性面对的共同命运以及女性贫困对其创作的影响等问题；提出女性要认清自身的境遇，积极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独立思考，自由生活，发挥出女性的最大优势，成就自我。
“女性身上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创造力，生来复杂且强大……她们的创造力和男性的极为不同。这种力量是几个世纪的严厉约束换来的，它不可替代，如果遭到遏制或者白白浪费，那绝对是一万个可惜。”

苏珊•桑塔格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及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苏珊•桑塔格全集”是她所有作品的汇编，分为“论著”和“文学”两大板块（并包括其子戴维•里夫编辑的“日记”两卷），共16卷，280余万字。“苏珊•桑塔格全集”是迄今为止整个华语世界引进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当代西方第一流思想家、评论家以及文学家的作品全集，而且是独家版权，在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评论界、文学和文化界以及出版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反对阐释》是苏珊•桑塔格最著名的文集之一，是奠定其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地位的成名作，评论的锋芒遍及欧美先锋文学、戏剧、电影，集中体现了“新知识分子”“反对阐释”与以“新感受力”重估整个文学、艺术的革命性姿态和实绩。

"Seeing comes before words. The child looks and recognizes before it can speak.""But there is also another sense in which seeing comes before words. It is seeing which establishes our place in the surrounding world; we explain that world with words, but word can never undo the fact that we are surrounded by it. The relation between what we see and what we know is never settled."John Berger's "Ways of Seeing" is one of the most stimulating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s on art in any language. First published in 1972, it was based on the BBC television series about which the "London Sunday Times" critic commented: "This is an eye-opener in more ways than one: by concentrating on how we look at paintings ...he will almost certainly change the way you look at pictures." By now he has.

什么是'灵光'？
本雅明在书中为“灵光”下了个定义：它是“一种奇特的时空交织，一种独有的、无论离得多近都总是带有距离感的表象或外观”。作为具体体现，本雅明把它描绘为人参悟自然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氛围：“夏日午后休息，对着天尽头的山峦或头顶上播撒树阴的枝条凝神追思，直至这个凝思的时刻与之所关照的事物的物象溶为一体——这就可谓吸纳了山峦或枝条的灵光”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辑录本雅明论艺散文四篇：《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绘画与摄影》、《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全文讨论「艺术」及其产物在历史的脉络中如何因为艺术生产工具的发明而产生质变与量变，并讨论这种变化的过程如何渗透到文化的场域中，使文化场域中的权力重新被界定。

《知觉的悬置》考察了现代注意力的悖论性质，一方面它是个人自由、创造力与经验的根本条件；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及规训体制有效发挥效力的核心因素。克拉里论证了我们有意识地观看或聆听事务的方式，来自人类知觉性质的关键性演变，这一演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那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以马奈、修拉和塞尚的作品为例）深深地卷进了欧洲视觉机制的这场深刻变革。

我所谓群体意指一小群反抗势力。当两个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群体。反抗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缺乏人性。凝聚的这群人是读者、我以及这些文章的主题人物—─伦勃朗、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画家、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乡下人、古埃及人、对描绘孤寂的旅馆客房很在行的一位专家、薄暮中的狗、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子。意外的是，我们的交流强化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坚信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说的相关话题往往是谎言。我写过的书，就属本书最迫切。
—─约翰•伯格
本书中，约翰伯格继续反向思考、大胆批评，在这本2001年的新作《抵抗的群体》（The Shape of a Pocket）中，收录文章二十四篇，分别是他在苏黎士、马德里、瑞典、法兰克福、赫尔辛基等地以不同语言发表的讲演与文章，基本观点集中于对现下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批评，文字依旧有着浓烈的批评色彩，John Berger曾在访问中提及，这是近几年少数几本迫切着非出不可的一本书。 书中以对法国史前艺术的观察，古典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伦勃朗、德加，以及个性强烈的墨西哥女画家弗丽达，20世纪雕塑大师布朗库西（Brancusi）等人的作品，以及相关的历史社会分析，在经济狂飙的今天，约翰伯格始终警觉社会对艺术的欠缺理解与现代艺术本身乏善可陈，是一本权威敢言且殷切提醒的书。

本书收集20世纪至今具有代表性的西方艺术理论文献27篇，主要涉及艺术理论基本问题、现代主义与先锋派、艺术与其社会语境、艺术史及其社会体制、艺术的符号与风格等五个方面，囊括了现代西方艺术思想领域较为重要的主题，展现了一幅西方艺术理论发展的现当代图景。每篇文献之前，附有简短介绍，以便读者能对相关作者、思想有更深的了解。

《后娘主义：近观中国当代文化与美术》是《独自叩门》的续编，收录了作者发表于《读书》等刊物的艺术随笔37篇。作者以个性独特的思想方式触及了艺术界、思想界的潮流、现象和艺术家群体、个人的状态，表述了对当代艺术的冷静观察与直觉感受，尤其关注“前卫艺术”。全书分“前卫概念”、“美人/艺人”、“文化眼光”、“精英之后”四个部分，配有彩色图版100余帧。

本书萃取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献之精华40篇，其中近一半为新译，涵盖罗杰·弗莱、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迈克尔·弗雷德、T.J.克拉克、罗莎琳·克劳斯、本雅明·布赫洛、哈尔·福斯特、伊夫-阿兰·博瓦、格罗伊斯等重要批评家的名篇佳作，包罗形式分析、图像学、艺术社会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前卫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主要批评方法。选集以各个时期的典范之作呈现20世纪艺术批评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凝练艺术批评的基本范畴，反思艺术批评写作的基本理据，为深入认识艺术批评的方方面面提供参照。从批评的典范，到批评的理论，本选集涵摄内容宽广，进阶层级有序，体现了编辑体例上的创新。既适合一般艺术爱好者收藏翻阅，也适合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史的专业学习者用来作为参考书。一书在手，可总览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的“地形”概貌。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首次将弗莱的重要文章汇于一集。这些文章极大多数属于第一次结集出版，因为它们原先都发表于现在较难找到的专业杂志上。还有一些则从未发表过。这些论文再现了这位批评家长达40年的艺术生涯，覆盖了从弗莱对后印象派极富影响力的提升，到艺术教育、博物馆业、建筑、设计艺术乃至文学、舞蹈对视觉艺术的意义等广泛的主题。里德还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背景介绍，评价了弗莱的遗产对当代艺术的贡献

《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是沈语冰教授继《20世纪艺术批评》出版十三年后，进一步深化、细化现代艺术史论研究的成果。在独立或合作翻译欧美艺术史经典十二种的基础上，沈语冰教授广泛搜求，剔抉爬梳，将原作的学术渊流、内在理路、方法新变以及后世接受等，简洁明快地呈现出来，堪称十年磨一剑的佳构。
除勾勒英美现代艺术史论基本地形图的“导论”外，本书主体部分由罗杰·弗莱、格林伯格、施坦伯格、夏皮罗、T. J. 克拉克、乔纳森·克拉里等六个专题组成，涵盖了现代艺术史写作中的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现代图像学、精神分析、艺术社会史与视觉考古学等重要理论和方法。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本书作者以一个观看者的身份，抓住观看艺术作品时独一无二的经验，并将之以文字表达出来。这些文字及艺术作品的汇聚，形成了《形象工厂》。
艺术作品的身体是熠熠发光的，但观看者在看到它们时第一时间所需求或追问的作品意义（假如确实存在的话），确是含混的，是迷团状的。批评家的职能在于用文字照亮这些谜团，让观者看清作品所分泌、放射或辐射出的意义的光彩与形象。这样说，仿佛艺术作品的意义空间与秩序完全是自主性的，是自为存在的，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批评家以文字不仅照亮了艺术作品的意义空间，把艺术作品的意义纳入一种秩序，而且，他还让作品的意义形象更清晰、更饱满，他用文字文字提高了艺术作品的
力量强度，让作品所蕴含的能量更具爆发力，让作品所辐射的力量走的更远。从这一意义上说，批评家的文字是艺术作品意义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体现出这种能力。我们能在本书中看到，汪民安正体现出了这种能力。

中国当代前卫艺术近十余年来百象纷呈，蔚为大观，已成为国际艺术界的一股引人注目的现象。著名美术史家、艺术评论家尹吉男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察觉中国艺术的这一新动向，并以独特的犀利笔法、潇洒文风，对于这一新潮流中涌现的重要艺术家、作品及流派予以深刻批评，不仅富于洞见，而且语言精彩，引人入胜。
作者自述：
不少朋友劝我写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史》之类的书，那本该是当代史学者必须干的事。我的兴趣眼下还不在于此。对于艺术我或许是个很主观的人，一个艺术品和艺术现象触碰了我的视线并不一定都会产生结果，只有触碰到了我的心灵才会写点什么。这本书中的文字差不多是我“写点什么”的一个结果。因此，最恰当的书名莫过于“独自叩门”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之门我都能叩开，机会虽然很多，但契机却很少。有的时候也难免为徘徊的过程“写点什么”。我的文字无疑义成了每个读者平心来面对的门，不管叩开与否，一切都要随缘。开门所及，或许是有心人的迷惑，或许是无心人的风景。
谈艺术的文字不是鸟类学。本来很平易近人的东西已经让理论家说得过于玄秘啦，逼得大众对之特别看待。如果衣冠不整，心存他念，真是不敢踏入艺术殿堂的大门，一见艺术家使张皇失措。我总觉得，艺术只有在一个人平视的时候才能看得见，因为它是与人的心灵直接相关的东西。仰视只会看到苍茫的云雾以及缭乱的星空，而且对人格化的脖子也不公平。我逐渐体会到，艺术其实是每个人的生活因素；对于自己，我常常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我既不仰视，也不俯视，更不希望与我振动数相近的朋友们产生仰视的疲惫，包括对我的文字。其实，读者的有艺术感受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两个人平视的时候才更易于沟通、理解，以至于产生灵魂间的友情。
并非所有主流艺术当中的人或作品都能造成我“写点什么”的契机，只不过是很有限的一部分。这原因很多，比如说，有些与我隔得太远；有些没能勾出我个人的内心问题；有时自己对“写点什么”发生了厌倦；还有的时候无暇动手，神游到别处去了。总之，这一切最终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本身是否需要。我本心是不想把对艺术的说三道四当成与个人生活太远的职业，生怕自己的勉强扰乱了别人平素的节奏，谁都不轻松。
说起副题“近观中国当代主流艺术”中的“近”字的含义，大致有两层：一是在时间上离现在很近，二是在空间上离我很近。说到底我是想不自觉地达到在近处能使心灵看个明白的亲切状态，并与自己的生活相契合。客观地说，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作品也有不属于主流的，但对我生活过的那些“时刻”却很特别，他（它）们导致了我“写点什么”的契机，使我的个人生活多了一些内容。近观的视线容易清楚，而且可以平视。一旦自己回顾这些近观所得，就觉出很多文字的背后都有故事或情结，的确与生活史有缘。
把门叩开时希望平视到一张朴素的脸，我想读者也希望生活充实，这才是艺术的真谛！用个人阴谋使大家失常，那是帝国主义。好在这一点我已及时警觉。
尹吉男记于北京

这是罗杰•弗莱对塞尚艺术的经典研究，初版于1927年，它清晰，敏锐，具有高度的原创性，现在已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典范之作。弗莱本人就是一位画家，他拒绝当时流行的批评模式，提出形式而非内容才是艺术最基本的表达元素。塞尚的作品最切合弗莱的理想——对自然的一切方面赋予形式的表达。在此书中，弗莱既努力探究塞尚艺术风格的发展进程，同时也精密细致地推敲个别作品的内在构造机制。其结果是一部文采斐然、生动活泼的书，对画家和学习绘画的学生而言它拥有技法方面的价值，它还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种充满真知灼见的洞察，展示了塞尚艺术不可思议的魅力。弗莱的生前至友弗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认为此书是弗莱最伟大的作品。

觀看我們的症狀演出，穿梭於層層覆蓋的文字或是視覺符號之間，我經歷了各種不同的情境與感受，迷戀、騷動、挫折、嫌惡、憤怒、摧毀、恐懼、哀傷、憂鬱、無語。我發現，我些牽動其實都與作者以及我自身的個人歷史與時代脈絡息息相關。因此，透過閱讀與書寫，我企圖完成的工作是要了解我自己以及我所面對的歷史。在研究與書寫的過程中，我重新回到了歷史與記憶，整理我自幼到成長的體驗，我所看到與聽到的蛛絲馬跡，以及我今日持續面對的問題。

边扫边读、可视可听的古典音乐启蒙书
22个二维码、12位音乐巨匠、18首名作导聆视频，扫码开启古典音乐之旅；
刘岠渭教授带您聆听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选段）
http://v.qq.com/boke/page/w/0/g/w0300tqbrsg.html
刘岠渭带您聆听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选段）
http://v.qq.com/boke/page/l/0/3/l0195d2hwa3.html
刘岠渭带您聆听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选段）
http://v.qq.com/boke/page/n/0/4/n0176hhcl54.html
多年以来，像传教一样，刘岠渭四处举办讲座，向民众介绍古典音乐的美妙动人之处”，媒体如此记录。这本书，正是从作者两千多场精彩讲座淬炼而出的。全书分为“西方音乐史的足迹”“音乐家的故事”“通往古典音乐之门”三大部分。“西方音乐史的足迹”简洁有力地梳理了五百年西方音乐史的发展脉络，虽非面面俱到，却逻辑严密；“音乐家的故事”讲述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伯特、勃拉姆斯等10位音乐大师的艺术经历、风格，个人传奇，笔法妙趣、读之饶有兴味；“通往古典音乐之门”分门别类地浅析了古典音乐的种类、作品。书中最后部分更详述了普通的爱乐者欣赏古典音乐必须具备的基本态度和方法，“音乐的一切内涵都在声音中，抛开心里的恐惧与偏见的阻碍，直接观照音乐的美感”“在语言停住的地方，开始了音乐”“听音乐没有所谓‘懂’与‘不懂’的问题，应该在意的是心灵够不够沉静，专注力够不够让音乐将你纳入，成为它的一部分，这些才是一个真正的爱乐者所要努力去追求的”。本书文字优美、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适合作为普者的入门读物，同时，为增强读者对音乐的直观感受和理解，随文附印22个二维码，链接了作者对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柏辽兹、普契尼、柴科夫斯基、马勒等12位音乐大师的18首经典作品的导聆视频；读者可以边读边扫，感受被誉为台湾“古典音乐传教士”的刘岠渭的现场讲座的风采和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对艺术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艺术品的传统媒介和样式被大大解放，一切对创造的观点都在逐渐改变。如今，中国艺术也正在融入这一变化之中，了解之前西方发生了什么，对当下的读者会有所借鉴。美国重要的当代艺术杂志ARTFORUM创刊50年之际，杂志的主编与其他高级编辑们一起讨论了杂志最有历史性的文章，编选成这本能够体现美国当代艺术评论历程的文集。侧重有历史价值而难得介绍的老文章，同时亦体现出艺术史的变迁。这些文章都是伴随着艺术发展的鲜活记录和评判，已经成为美国、欧洲美术史论阅读的基本文献。学生、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画廊人员、建筑师、设计师——在其中都能找到许多关键思路和熟悉词汇的源头。

罗伯特•休斯打破偶像、绝无虔敬、热情洋溢、学识渊博，被认为是美国最佳艺术评论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几位伟大的艺评家之一。休斯在这本评论集中，对形形色色的艺术家提出了绝不妥协的观点，如霍尔拜因与霍克尼、约翰•辛格尓•萨金特与弗朗西斯•培根、洛克威尔与毕加索、华托与沃霍尔，等等。休斯涉笔成趣、新鲜生动、极善表达，以几达百篇最优秀的散文唤起并界定了一系列艺术家的世界、作品和本质，并使之能为我们所了解，而且他敢于当头面对艺术与金钱这样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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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罗伯特•休斯是美国最具争议的艺术评论家——也是最好的艺术评论家。”
——《名利场》马丁•米勒
“他的攻击准确到致命的程度……他关于‘清澈明朗、深思熟虑、诚实而又冷静，这仍然是绘画艺术的主要美德’的基本信念，成为他最热情奔放的写作支柱。”
——《华盛顿邮报》多尔•艾什顿
“足智多谋，幽默机智，很有见地，编年史般地记录了艺术与金融投机联姻之后的疯狂蜜月。”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