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的帽子》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作者通过七幅油画、一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探寻其背后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在看似无关的普通器物中，看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兴盛的跨洋贸易，看到军官的毡帽里隐藏有寻找中国之路的热情，看到一条由欧美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之河、烟叶数十年间便风靡世界各地。17世纪的人们，依托航海技术的发展，跳脱出囚困自己的周遭，想象并追寻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们赌上故乡，奔赴各地，将世界连为一体。一些普通人也被贸易旋风吹起，撒落到异国他乡。世界曾经孤立的的地区被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这个变革没有人预测得到，也无人能够扭转。四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对此恍若相识。

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后殖民和全球化论述诸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埃里克·沃尔夫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于同等领域的一般学者，他擅长将人类学的微观分析与宏观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体现出了一名人类学家并不多见的历史视野，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印证人类学 的理论。再加上他在求学期间深刻地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对此这本书也多有体现。
这本书运用马克思理论，以欧洲的扩张和征服为主线，通过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展示了期间多个族群的遭遇，强调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发展一种全球文化史，即人类是在相互联系中发展的。本书对欧洲与非欧洲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全球性历史分析，以及他对后者在参与和塑造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地位的肯定，为我们客观全面地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值得我们一读。
◎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选取公元1400年作为历史的参照点，详细阐明了那个时段的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世界的面貌；之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切入，提出亲属关系、附属纳贡和资本主义这三种生产方式，始终以生产方式的分合、冲突与重组为核心贯穿全球人类的历史；结合丰富的史料，对于15至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的殖民帝国时代，以及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至今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性扩张及其主宰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并叙述了世界上不同人群在遭遇这一系列巨变时所经历的不同变化。
◎ 媒体推荐
一本既富于智慧又具有生动的社会现实感的理论杰作。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沃尔夫的意图在于指出，欧洲的扩张不仅改变了非欧洲社会的历史轨迹，还重组了它们在欧洲介入之前的社会历史叙述……他具备的历史理论的广度令人震惊，而且他对历史上的“胜利者”与“失败者”给予同等重视。
——《美国社会学期刊》
在这本宏大而重要的书中，埃里克·沃尔夫在开头和结尾都强调，人类学必须要更加关注历史……想必，大家读到这样的评论分析会感到惬意的，它否定伪历史的异议，同时又重视挖掘原住民和农民的历史进程，而正是这些历史进程，才根本性地改变了原住民、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现状。
——《辩证人类学期刊》
沃尔夫提出历史是相互联系的，不是隔离开来的……这本富于吸引力和启发性的书……我敢说，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又新颖的观点……通过强调一个共同的过去，沃尔夫远离了令人厌倦的“白人”中心论和“非白人”边缘论，相反提议欧洲和世界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一种更为复杂、更有见识的关系。
——《欧洲动态》
沃尔夫的经验性知识非常丰富……他依靠对时间和空间现象进行技巧性的选择，挑选出来的现象能够适当地代表全体……这本书写得很不错，具有人文关怀。
——《民族报》

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本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专注于实践和程序，而不是官方政策和协议，重新审视了贸易的成功和失败。作者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本书最后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反思极为深刻。全书论证透彻严密，翻译语言精练流畅，可读性强，是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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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初期的状况，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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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随着每天日常运作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 更清楚地了解外国人之所以信任广州贸易体制的原因，这促使了来华外国船舶急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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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三种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第三章分析把大型船只引至珠江狭窄水道航行的全过程，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官员如何控制这些船只的来往。第四章通过补给品贸易以及外国人获得物资和劳力以满足需要的方式，探讨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维持生活。第五章分析由通事所执行的官方程序，这些程序使海关监督能够控制贸易，登记在册以便征收关税。探讨完广州贸易发展的基础之后，本书接下来分析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衍生出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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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回顾贸易管理中的一些重要做法，这些做法旨在掩盖短处而使整个体制运转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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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通过观察白银、鸦片和大米之间的联系，专注讨论贸易的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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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探讨其他若干促进和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比如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和代理商等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并不是贸易内部机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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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描述和解释了控制、支配和影响贸易的主要内容和要素后，第九章将讨论这些要素如何互相作用以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同时阐述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结语分析广州贸易体制无法继续维持而土崩瓦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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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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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岱克的著作论述了在广州的东南亚人、西方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先前被认为僵化的广州体制如何变化与发展，合法和非法的贸易如何在广州协同共生，以及广州体制如何瓦解等诸多问题。过去那些只关注中英冲突的老一套论调，看起来需要重新检讨了。——彭慕兰（Ken Pomeranz）
该著作是基于中国和欧洲档案中迄今尚未被利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对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进行详细研究的首部成果。它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这部精心研究的著作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要突破。——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莱顿大学教授
有关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展开，但处于中外关系核心位置的广州贸易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通过耙疏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资料，范岱克的著作让我们深深受益，该著作最终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图景，揭示了通常被认为以腐败和停滞为特点的广州体制背后，所掩盖的基本合理性与共同利益。——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荣获奥斯卡十二项提名的《荒野猎人》背后残酷、血腥的皮毛交易史，更是一部北美殖民扩张的历史
【内容简介】
在《毛皮，财富和帝国》一书中，埃里克·杰·多林记录了旧的毛皮贸易的兴衰。海狸、海獭和水牛被屠杀，它们珍贵的毛皮被制作成奢侈的帽子、大衣和雪橇毛毯。阅读这本书，就可以理解殖民者是如何开发、利用北美殖民地并在此定居，以及在此过程中原住民印第安人也因毛皮贸易的兴起而交替地变得 富裕或者被剥削。正如多林都揭示的，既是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是一种造成毁灭的药剂的毛皮，与美国历史上的诸多关键性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法国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美国革命，1812年战争，同时也和天定命运的拖拽和西部开发有关。
【本书获誉】
本书与多林另一本关于美国捕鲸行业历史的著作相得益彰……作者梳理了能够提供皮毛的哺乳动物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与扩张中发挥的作用……对一段容易被忽视的血腥年代的精彩而及时的描绘。
——里克·伯恩斯（Ric Burns），纪录片制片人
埃里克·杰·多林对于这个国家的皮毛交易历史的精彩论述是关于这个美国最令人着迷的行业之一的最受欢迎的流行历史著作……昨日胜景的完美重现！
——詹姆斯·A.汉森（James A. Hanson），皮毛交易博物馆首席历史学家
出色的叙事技巧，将美国皮毛交易在经济、环境和政治层面的丰富内涵融合进引人入胜的故事……历史题材写作的最高境界。
——彼得·德鲁米（Peter Drummey），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斯蒂芬·T.赖利图书馆馆长
《皮毛、财富和帝国》内容全面、研究深入，是关于北美洲皮毛交易的可读性极高的历史著作，这段历史是解释美国成为一个大陆国家的关键一环。
——罗伯特·M.尤里（Robert M. Utley），国家公园管理局前任首席历史学家

全书从第一艘抵达中国广州的美国船说起，从关注独立之初的美国热衷对晚清帝国茶、丝绸、瓷器以及鸦片贸易开始，描绘了诸多中美关系的历史趣闻。

《强权与富足》的主旨就是要诠释过去一千年来世界各区域的贸易模式及其演进、全球范围的长期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强权与富足》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破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方法，以世界七大区域为单元，概述它们在过去1000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域际贸易流动及各区域内的大国兴衰。二是突出军事力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强权和国家富足都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三是强调地缘政治既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因，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结果。

本书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和细致地勾勒了它从起步到发展至顶峰，再到成为殖民地统治代理机构的转变，最后逐渐瓦解的全过程。 全书共11章，首先介绍了不断崛起的诸国东印度公司，其次叙述了胡椒、肉桂等香料及棉织物的进口与销售，进而分析了英国东 印度公司的融资形式、组织架构、商品构成等，随后介绍了南海公司及其引起的金融危机，以及此后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变化，最后述及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变化及其瓦解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脱工业化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商业资本家的发展历程显得尤为必要,从这一点来看，本书对于现代商业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自序
海洋史論集導言：近代初期亞洲的海洋貿易網絡
本書收錄個人過去一、二十年間有關海洋史研究的一些作品。個人研究的重點原本放在明
、清社會經濟史，但因為碩、博士論文都與國際貿易有關，不知不覺走進了海洋史的領域
。海洋無限廣大，海洋史涉及的問題也茫然無際。因為我長期不在歷史學界就業，與本地
的主流學者往來不夠頻繁，經常獨立摸索，也就難免異想天開，東衝西撞。不過，老天待
我不薄，一路上還是得到國內、外很多朋友的啟發；而我也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珍貴的資料
與資訊；有時候竟然也有機會親身到海上漂泊。由於海上的珍奇太多，常叫我流連徘徊，
以致於多年來想完成的一本通論東亞海洋史的專書，一直無法殺青。現在借著出版論文集
的機會，把一篇講稿改寫如下，請讀者指正。因為是講稿，因此有時東拉西扯，內容不算
均衡，也不夠周延。附註原本只供自己參考，因此有些出處並未註出。不過，我的目的只
是陳述部分個的想法，作為一個引子。稍微深入的研究，還是有勞讀者翻閱後面的文章吧
。
我研究的時代，大致上以十七、八世紀為中心，往前後再推衍一些。往前，可以推到154
0年代，往後則推到1840年代，實際上以1540-1840這三百年間為重點。這段期間相當於明
代後期至清代中葉。選取這段期間的原因如下：（1）就中國來說，1567年以前實施海禁
，法律上片板不許下海；（2）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琉球（沖繩）經營東南亞貿易，其所
買賣之商品透過朝貢貿易，轉銷中國，使中國人民可以取得合法的南洋胡椒、蘇木等商品
；（3）日本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未曾與南洋直接貿易，主要透過與中國的「勘合貿易」
取得南洋商品，或者藉由鹿兒島薩摩地方與琉球之交易取得少量同樣的東西。但因1549年
以後，「勘合貿易」永遠停止，同時琉球又中止其南洋貿易。這兩件事合起來使日本無法
獲得南洋產品供應，於是日本船開始南下，發展成為所謂的「朱印船貿易」；（4）葡萄
牙人在1514年首度出現在中國沿海，其後在廣東到舟山之間流竄，1548年被朱紈擊敗，逐
出寧波雙嶼地區；1554年佔領澳門，並在三年之後永久佔領該地，將它發展成為一個貿易
中心；（5）西班牙人在1567年佔領菲律賓群島南部的宿霧（Cebu），1571年建立馬尼拉
成為其東亞之交易中心。……（6）1840年代，中國因為鴉片戰爭而開放通商口岸；日本
則在1852-53年間，因培理（Commodore Perry）來航而打開門戶；1858年英國取消東印度
公司，將印度等東方殖民地移交給王室，也就是由英國政府接手管理。英國工業革命在1
760年代發軔，但其在亞洲取得經濟上的優勢，也要等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具體化。另一方
面，英國在工業化開始之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free-trade imperialism）當道，
主張藉由廉價商品打開市場，不以建立有形殖民地為目標。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左右，
因為法國、日耳曼及美國等國家也工業化成功，其產品加入競爭，英國被迫放棄「自由貿
易帝國主義」而走回有形帝國的老路。
在這三百年間，活躍於東亞地區海域的海洋貿易家，主要為西歐、北歐來的商人與華人貿
易家，其次則為其他的亞洲在地商人。這些人和他們所經營的貿易，也就是我個人的研究
興趣所在。
不過，因為種種不擬細說的因緣，收在本集子裡的文章，也有幾篇超出我平常研究的年代
。這包括了〈談熙寧十年注輦與三佛齊入貢中國事──關於地華伽羅（Deva Kulottunga
）〉、〈宋、元史籍中的登流眉與單馬令──以出口沉香到中國聞名的一個馬來半島城邦
〉與〈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蘇木、胡椒與長頸鹿〉等文。雖然逸出我的主要研究時代
，倒也因為要寫這幾篇文章而讓自己有機會熟悉較早時代的海洋史，接觸更多的中、外文
獻。此外的其他文章，大抵為有關近代初期東亞海洋史的作品。
* * * * * * * * *
亞洲是世界最大的洲，除了以烏拉山系與歐洲分隔的部分外，都被海洋包絡。不過，鄂霍
次克海及北極海通常不被利用來從事海上貿易，其他廣大的亞洲海域則都加入了近代初期
的海上貿易。倫敦大學的教授喬都立（K. N. Chaudhuri）在其大作《印度洋的貿易與文
明》（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一書中，稱呼這一部分的亞洲海
域為廣義的印度洋。在近代初期，歐洲人，特別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
ische Compagnie, the VOC）及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the EIC），就
把這個區域稱作"de Indie"或"the Indies"。所以喬都立也不算錯，但是聽在東亞人士的
耳中，可能不甚入耳吧。一般人還是認為馬來半島以西到非洲東岸的海域，才是真正的印
度洋。
海洋四通八達，不易分界。對海洋史感興趣的人，更不想畫地自限。以下的敘事會提到涉
及海洋貿易的全部亞洲臨海地區，不過重點會擺在東亞，也就是東北亞與東南亞。然而，
在近代初期的亞洲海洋貿易史上，印度其實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提供棉花、
棉布、藍靛及鴉片等重要商品在亞洲範圍內行銷，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大量的亞洲金、銀，
因此有關印度的問題不免也經常會被提到。印度以西的西部印度洋地區，包括紅海與非洲
東部在內的海洋貿易也很發達，但是在近代初期對東亞貿易的影響較小，原則上也就暫且
略過了。
「海洋貿易網絡」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以下主要只講三個問題，分別是：（一）港口與航
道；（二）商品與人員的流動；（三）貿易導致的文化交流。
十五世紀末年歐洲人開始由海路前來亞洲，十六世紀以後轉趨積極。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蒸
氣輪船發達以前，帆船為主要的運輸工具。這三百年間的亞洲貿易，因為有歐洲人的介入
，因此在航道的部分，我們還可以細分成以下三個範疇來認識：（1）跨洲貿易，由歐洲
船舶主導；（2）亞洲內部的國際貿易，英文稱作"intra-Asiatic trade"，但在近代初期
的通行用法則稱作"country trade"，當時的中文譯作「港腳貿易」，歐洲船舶與亞洲船
舶共同經營此一範疇的貿易；（3）各國的沿海貿易或島際貿易（nusantara trade），由
亞洲船舶來承載貿易商品。
就近代初期海洋貿易所涉及的國際貿易（包含跨洲貿易及亞洲境內的國際貿易在內）商品
而言，名目繁多，不過絲綢、棉貨、香料及茶葉被當成是最大宗的商品。此外，蔗糖、食
品和其他文化性的商品也同時在沿海貿易及島際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人員伴隨著商品一
起移動，暫時性的也吧、永久性的也吧，人口移動往往帶來文化上的相互學習與容受。這
種學習與容受事實上是交互作用的，而非有所謂文化程度較高者向文化程度較低者灌輸的
單邊現象。
以下將先行討論港口與航道，談一下航道的經營者，再談一下貿易商品的內容，最後則要
講離散社群以及文化交流。因為重點在貿易，所以花在處理商品的篇幅會多一點。
一、航道與靠泊港
航行是海洋貿易的先決條件。我們說過，在近代初期，航海的交通工具是帆船，而貿易商
所使用的航道則受到以下三個因素來規範。第一、航行條件。諸如季風、海洋地形（沙洲
、礁石之類），以及洋流（如黑潮）；第二、靠泊港（ports of call）的位置。一個港
口會被航海貿易家選定前往停靠，那是因為該港口可提供集中商品、分銷商品的服務，或
者是可以避風以便等待季風的轉換，或是該地可提供新鮮飲水乃至於新鮮食物的補給；第
三、在地政權的態度。
在近代初期，舟船是聯繫為水面所隔開之陸地的唯一工具，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飛機。各種
形式的舟船，不管把它們被叫作ships、junks、perahus，或是其他的名稱，絕大多數的
亞洲航海家都得想辦法利用季風以加快航速、都得留意規避淺灘、珊瑚礁以及其他的海洋
地形條件。如果行程不算短，這些航海家還得找地方補充生水，要是可能的話，也要找尋
新鮮食物。最後，因為航行的根本目的不就是貿易嗎，所以決定靠泊港的最重要因素還是
那個特定的港口有沒有可供出口的適當商品，或是那個港口是否有良好的腹地或具有不錯
的行銷系統，能讓進口的商品銷售得出去。但是這也不能由航海貿易家單方面的一廂情願
來決定，因為每個港口都屬於某種政權，要不要讓外來者到某個港口貿易，就要看該港口
政權的享有者怎麼想、願不願意。
基於以上的考量，近代初期東亞的貿易航道多少就已經被劃出來了。如果讀者有興趣，不
妨去看一看1619年張燮所編輯的《東西洋考》這本小書，該書的卷九〈舟師考〉的一大部
分，就記錄了十七世紀初中國貿易商船的航道，分成「西洋針路」與「東洋針路」。當然
，向達從英國牛津大學抄到的《兩種海道針經》也是不可錯過的。
張燮在敘述針路，也就是航道時，為每一個定點指出下一步航程所應選用的羅盤針指向。
此外，他更提到了幾個關鍵性地點，所有的航海家都必須在那裡為其續航的進程作一抉擇
。我們把《嶺外代答》、《諸蕃志》、《島夷志略》、《東西洋考》、《海國聞見錄》、
《海島逸志》、《海錄》……等等航海文獻合起來看，就很容易發現這些關鍵點，舉例來
說，至少包括了中南半島南端外的崑崙山（Pulo Condor）、馬來半島東南端的地盤山（
Pulau Tioman。今譯作潮滿島，古代文獻亦作地盆或茶盤）及竺嶼（Pulau Aur）、爪哇
島東部雅加達港北邊的十二子石山（Kepulauan Seribu，意為「千島群島」） ……等地
點，都是航海上的重要地標，帆船必須鎖定這些地標才不致於迷航。
不只是中國航海家這樣做，就是歐洲船舶也不能例外。這在他們的文獻中也常有記載。在
此不妨舉《巴達維亞城日誌》的一條記錄作例子：在該書1653年1月12日條就提到Kepula
uan Seribu（千島群島）為一航行地標，書中用荷蘭文稱為"Duysent Eilanden"。中村孝
志在註中就說Duysent Eilanden「意指千島嶼，位於Djakarta灣外北北西五十公里，爪哇
海上（南緯五度四十五分，東經一百六度三十五分）之小島嶼群。」其他如潮滿島、崑崙
山等也經常被提到。
中國清代的著作者有時更明確地指出地點的關鍵性。這些我們現在直接拿兩件十八世紀的
中文文獻來給讀者參考。其一為1730年陳倫炯著的《海國聞見錄》，該書云：
茶盤（Pulau Tioman）一島，居崑崙（Pulo Condor）之南，毗於萬古屢山（Pulau Beng
kalis）之東，皆南洋總路、水程分途處。
十八世紀末旅居爪哇的王大海在其《海島逸志》中也說：
噶喇吧（Kelapa）在中國西南洋中，從廈島揚帆，西過廣東外七洲洋4，至安南港口轉南
，經崑崙（Pulo Condor）、茶盤（Pulau Tioman），至萬古屢山（Pulau Bengkalis），
又轉西經麻六甲、三笠，南過嶼城，而至其地。
都指出崑崙島與潮滿島皆是重要的轉折點。專就中國船而言，不但在十七、八世紀時如此
，其實打從宋、元以來也都以崑崙島、地盤山和鄰近地盤山的竺嶼為轉折點。
其次，我們得考慮靠泊港的問題。在近代初期，也就是歐洲人東來之前，許多的亞洲貿易
港早已存在。歐洲人介入亞洲貿易之後，有一些新的港口冒出來，也有一些舊有的港口被
取而代之。我們翻一下地圖，可以發現以下的港口，在近代初期的國際貿易（包括跨洲貿
易及亞洲內部貿易）中，都扮演過一定的角色。
對馬 Tsushima
長崎 Nagasaki （廣義而言，包括平戶 Hirado與出島 Deshima）
沖繩 Okinawa （即那霸 Naha）
上海 Shanghai
乍浦 Zhapu
廈門 Xiamen （Amoy）
廣州 Guangzhou （Canton）
臺灣府 （安平；鹿耳門；臺南）
馬尼拉 Manila
噶剌吧 Kelapa （Batavia；Jakarta）
泗水 （Surabaya）
三寶壟 （Semarang）
馬辰 （Banjarmasin）
錫江 （網加薩；Makassar；Ujung Pandang）
下港 （萬丹Banten；Bantam）
會安 （Hoi-an；Faifo）
大城 （Ayutthaya）
北大年 （大泥 Patani；Pattani）
巴鄰龐 （舊港 Palempang）
亞齊 （Aceh）
馬六甲 （Melaka；Malacca）
吉打 （Kedah；Alor Star）
丹老 （Mergui，在緬甸Myanmar的Tenasserim）
繼續往西而去，接下來就是印度沿海各口岸。
我們拿十八世紀初年，清廷對南洋地區實施海禁時（1717-1727），學者藍鼎元的觀察來
看，他提到當時中國船靠泊的國家與港口的情形如下：
南洋番族最多：呂宋、噶喇吧為大；文萊、蘇祿、麻六甲、丁機宜、啞齊、柔佛、馬承、
吉里門等數十國皆渺小。……安南、占城勢與兩粵相接；此外有東（柬）埔寨、六坤、斜
仔、大泥諸國，而暹羅為西南之最。
引文提到的國度或港口，包括了呂宋（馬尼拉）、噶喇吧（巴達維亞、雅加達）、汶萊、
蘇祿、馬六甲、丁機宜（Indragiri，在蘇門答臘）、亞齊（Aceh）、柔佛（Johor）、邦
加馬辰（Banjarmasin）、吉里問（Cirebon）、安南（舖憲，Pho Hien）、占城（惠安）
、柬埔寨、六坤（Ligor；Nakhon Si Thammarat）、斜仔（Chaiya，一稱赤野，今稱猜耶
）、北大年（大泥，泰文Pattani、馬來文Patani）、暹羅（大城，阿猶地亞Ayutthaya）
。
不是每一座港口都向有意前來的貿易家開放。當地的統治者往往有一定的決定權。如果這
個統治者實力堅強，則可逕行決定是否要開放貿易、對誰開放。舉個例來說，十七世紀上
半期，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越南中圻的阮（Ngyuen）氏政權不甚相得，因而無法在會安
順利地展開貿易；相反地，他們倒能取悅北圻的鄭（Chin）氏，因此也成功地在舖憲建立
起一座商館，並且維持到該世紀末年。另一個例子是西屬菲律賓群島及其主要港口馬尼拉
。西班牙人只許澳門葡萄牙人、中國人及亞美尼亞人（the Armenians）的船舶進港。英
國船因此經常僱用亞美尼亞人當名義上的船長（nakhoda）、掛亞美尼亞旗幟，以便順利
進港貿易。一直要等到1780年代以後，馬尼拉港才陸續對各國開放。
二、商品與人員的流動
商人開發並且利用航運網絡來從事海洋貿易。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將船運及貿易的網絡區
分成三個層次。跨洲貿易由歐洲人經營。在近代初期，那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
度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丹麥亞細亞公司、法國之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等等。
來到東方以後，歐洲人也經營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英國人把這種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稱
作「港腳貿易」（the Country Trade）。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佔居歐洲人貿易的一大成
分，特別是在十七世紀前半。不過，早在歐洲人到臨之前，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就已經長
久存在了。因此，即使是在歐洲人現身東亞之後，也仍然有相當高的比率的亞洲境內跨國
貿易還是由亞洲人自己來操作，由不同國家的人在不同的單一或多條的航道上從事貿易。
我們把這種亞洲人自己經營的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簡單概括如下：
（1）東亞
1.東北亞（主要由華人經營，有一小段時間日本人也南下從事南洋貿易）
2.東南亞（由華人及在地土著經營；後者特別指馬來人及武吉士人，the Bugis）
（2）南亞（主要經營者為印度人，印度教徒及伊斯蘭教徒都有，民族種類複雜）
（3）西南亞洲及東非（主要經營者為印度人及出身阿曼的阿拉伯人）
此外，還有一些沒有強大祖國可以歸屬的亞洲國際商人，例如亞美尼亞人、祆教徒（the
Parsees，Parsi），甚至於猶太人。他們都在亞洲的海洋貿易上擁有獨樹一格的地位。
當歐洲人來到亞洲時，他們得調適自己以加入這種亞洲境內國際貿易的架構。以下為了節
省篇幅，稍後的論述將只舉荷蘭及英國兩家東印度公司為例。
若就亞洲海域各國的沿海貿易及島際貿易而言，它們幾乎全由該國的商人來經營。這裡也
舉幾個事例說一下。例如日本就有所謂的「北前船」（kitamae-nune），從事以北方海產
交易南方農產品的買賣；中國沿海及大陸與臺灣之間，也有名目繁多的各種帆船從事農產
品、手工業品的買賣；至於印度尼西亞各島之間，則有當地船舶perahu運載糧食、香料、
日用品（包括吃檳榔用的荖葉sirih）……等等。隨著時間下移，華人也加入了印尼的島
際貿易，這多少也是因為喜歡「分而治之」（apartheid）的荷蘭人在背後支撐所致。
接著是有關商品的問題。以下將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東亞海洋貿易的商品。第一部分針對
歐洲人所交易的跨洲貿易及港腳貿易商品；第二部分處理亞洲人所經營的亞洲內部貿易、
沿岸貿易及島際貿易的商品。請隨時記得：亞洲人所主導的貿易網絡同時也是歐洲人貿易
的補給線。換言之，亞洲人利用境內貿易、沿海貿易及島際貿易，一方面也為歐洲集中貨
物，另一方面也行銷歐洲人進口到港的商品。
（1）歐洲人所交易的跨洲貿易及港腳貿易
對歐洲人而言，其來到亞洲的最初目的，本是為了取得特定的亞洲產品運回歐洲以銷售牟
利，因此在乎的是可在歐洲找到市場的亞洲商品，一如達伽瑪（Vasco da Gama）回答到
古里貿易的突尼西亞商人的話，說葡萄牙人前來亞洲，為的是「尋找香辛料（spices）及
基督的信徒」。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時的情況為例，其買賣的內容可以簡單摘要
如下：
主要出口商品：香辛料（胡椒、荳蔻、丁香及肉桂）
次要出口商品：藍靛、蔗糖、赤銅及瓷器。
交易媒介或支付手段：白銀、黃金、赤銅、絲綢及棉布。
再重複一次，荷蘭東印度公司或者其他的亞洲商人，在十七世紀上半時，最主要的目的是
在取得亞洲所產的香辛料，並且將之運回歐洲銷售。四大香辛料當中，胡椒的主產地為印
度西南海岸（馬拉巴兒海岸，the Malabar Coast）、蘇門答臘及爪哇，不過，東南亞其
他地方亦有少量產出；荳蔻主要產於班達群島（the Banda Islands），安汶（Ambon）為
集結地。此外，附近的西蘭島（Pulau Seram）亦有所產；丁香產於大部分的香料群島（
the Spice Islands；亦稱摩鹿加群島，the Moluccas，Maluku）地區，千子智（Ternat
e）及直羅里（Tidore）為集結中心；肉桂有兩種，cassia及cinnamon，中國及錫蘭皆有
所產，蘇門答臘西部以及爪哇島亦有產出。荷蘭人很快就發現：要取得主產於東南亞的胡
椒、丁香與荳蔻，尤其是只在印尼群島東部才有的丁香與荳蔻，首先就得弄到印度棉布。
因為在香料群島一帶，貨幣經濟並不發達，丁香、荳蔻的生產者只在乎獲得稻米與棉布。
棉布的主要產地為印度，印度的許多地方都生產棉布。在十七世紀初，主要的供應點為西
北部的固加拉特（Gujerat）地區以及東南部的科羅曼德爾海岸（the Coromandel Coast
）。前者以白銀為幣材，後者使用金幣。無疑地，在現代信用體系建立起來以前，金、銀
本來就是國際支付上，清償債務的主要工具。因此，荷蘭東印度公司若要取得印度棉布，
少不了就得先設法籌措金、銀。方法之一是由歐洲運來，但當時有困難。一則是那是重商
主義（mercantilism）的年代，歐洲各國都把金、銀視為國富的保障，不願輸出；再則是
長程運送，風險也大，船難及海盜都是可怕的因素。十七世紀前半，世界上的白銀主要生
產於中南美洲以及亞洲的日本。中南美洲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而荷蘭正在從事獨立戰爭
，與其領主西班牙對抗，不可能由西班牙或其殖民地獲得白銀。所以，日本成為荷蘭人就
近在亞洲取得白銀的主要地點。產銀的日本在十六世紀末以來，經過戰國時代，諸侯兼併
，只剩下一些霸主當權。霸主與其屬下競相奢侈，對生絲及絲綢織品有著廣大的需求，而
中國恰巧又是生絲與絲綢的盛產地。早在十六世紀後半期，葡萄牙人對此已有深切體認，
他們建立起澳門與長崎之間的貿易航道，將中國生絲與絲綢運入日本，換出大量的白銀。
步武其後的荷蘭人想得更多，他們建立起一整套介入亞洲境內國際貿易的辦法，輾轉從日
本輸出白銀，最後達成取得東南亞香辛料運回歐洲的目標。在介入亞洲境內的國際貿易之
後，這一部分的貿易因為利潤可觀，因此也不勞從歐洲運出金銀到亞洲，也不用費心費力
去另外籌措資金。
葡萄牙人展開的亞洲內部貿易，在荷蘭人東來以後更長足發展。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
的東印度總督昆恩（Jan Pietersz. Coen，1587-1629）寫信給阿姆斯特丹的理事會，描
繪出利用亞洲內部貿易來活絡其資金運用的構想如下：
1.來自固佳拉特的布疋，我們可以拿來在蘇門答臘的海岸交換胡椒與黃金；2.來自（印度
西部）海岸的銀幣（rials）與棉貨，（我們可以拿來）在萬丹（Banten）交換胡椒；3.
我們可以（用印度南部的）檀香木、胡椒與銀幣來交換中國商品與中國的黃金；4.我們可
以藉由中國的商品把白銀從日本弄出來；5.用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布疋以交易香辛料、
其他商品與來自中國的黃金；6.以來自蘇拉特（Surat）的布疋交易香辛料、其他商品及
銀幣；7.以來自阿拉伯的銀幣交換香辛料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小東西。──環環相扣！所有
這一切都不用從荷蘭送錢出來即可辦到，只要有船。
我們看到，在昆恩的構想中，黃金、白銀（銀塊與銀幣）、香辛料、棉貨（主要為棉布）
與中國商品（主要為絲綢）是印度以及印度以東的東亞貿易的主要商品。印度以及印度以
東的這個廣大的海域，是當時亞洲境內貿易的關鍵性區域。藉著掌握此一區域內這幾樣商
品的供需狀況，荷蘭東印度公司可以藉由進行亞洲內部的貿易而獲利。如此不但獲得了購
買香辛料回歐洲的資金，同時也擴大了公司的利潤。
我們以昆恩的構想為基礎，加上我們對當時亞洲各地貿易狀況的理解，可以把十七世紀上
半期亞洲境內貿易的情況進一步說明如下：
1.胡椒盛產於馬拉巴兒海岸、蘇門答臘、爪哇，馬來半島也有所生產。丁香及荳蔻只產於
摩鹿加群島。歐洲人所取得的胡椒及香辛料，主要運銷回歐洲。雖然我們也知道胡椒在中
國也有很好的市場，不過中國人也自行進口胡椒，因此荷蘭人要平行輸入就不見得有利，
所以雖然《巴達維亞城日記》與《熱蘭遮城日記》都記載了一些荷蘭人賣胡椒給華商的事
情，但規模畢竟不太大。
2.黃金來自中國及蘇門答臘。荷人把黃金拿來賣給日本、科羅曼德爾海岸及阿拉伯世界。
有一些黃金也被運回歐洲。
3.布疋，也就是棉織品，出自印度次大陸的兩個地區，即西北角的固加拉特和東南角的科
羅曼德海岸。不過，接近十七世紀中葉時，東北角孟加拉地區也開始供應歐洲人棉貨。在
蘇門答臘北部也可獲得印度棉布，主要是因為在十七世紀初期，固加拉特商人也自行將棉
布運到該地求售。棉織品是荷蘭人交換東南亞胡椒和香辛料的媒介，不過他們也拿印度棉
布到阿曼及亞丁交換阿拉伯人的銀幣。其實，印度棉布在中國也有一定的市場。
4.除了東南亞之外，在亞洲許多地方，白銀都是主要的支付工具。獲得白銀的途徑有二。
其一是從阿拉伯地區，甚至於蘇門答臘北部，以阿拉伯銀幣的方式取得。不過，在十七世
紀初期，最主要的途徑還是來自日本。中國及固加拉特分別吸收了荷蘭人到手的大多數白
銀。
5.雖然在昆恩的構想當中，生絲及絲綢的字樣並沒有具體出現，可是我們明白生絲及絲綢
正構成昆恩所謂的「中國商品」的主要內容。就換取日本白銀這件事來說，中國絲綢扮演
了至為重要的角色。中國航海貿易家從國內運出可觀數量的絲綢到東南亞，荷蘭人也是買
主之一。不過，華人及澳門葡萄牙人也運出一些絲綢到菲律賓的馬尼拉以換取由西班牙大
帆船從美洲運到的白銀。
6.昆恩提到拿來交換中國商品的小東西當中有一項是檀香木。當時檀香木的主要產地為東
印尼的帝汶島、東南諸小島以及印度南部。
再把以上的分析精簡一下。我們發現除去黃金及次要商品不管（白銀則當成是一種商品）
，我們可以把所有相關的商品分成四大類，亦即胡椒與香辛料、棉貨、白銀與絲綢。這四
大類商品是亞洲商品當中被捲入歐洲人交易的絕大部分。也就是在這四類商品的交易上，
歐洲商人的貿易和亞洲在地人的貿易互有重疊。千萬記得：雖然荷蘭人也買賣胡椒與香辛
料、棉貨、白銀與絲綢這四大類商品，但在同一時間，亞洲人經手這四大類商品的交易也
很多。更重要的是，還有很多種類的商品依舊只有亞洲商人交易，荷蘭人或其他歐洲人根
本無從染指。
以上所談幾乎針對十七世紀上半期，大約1600-1650年之間的情形。在該世紀的後半，荷
蘭人不再那麼倚重中國絲綢或印度棉布來從事亞洲境內貿易的操作，他們也開始把這兩類
商品大量地運回歐洲，並且在歐洲賣得很好，獲利不貲。也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日本的
銀礦產出迅速減少，以中國或其他亞洲絲綢交換日本白銀的作法變得行不通。湊巧，歐洲
經過「三十年戰爭」（1618-1648），結束了舊教與新教的對抗，荷蘭與西班牙握手言和
，並且在「西發里亞條約」中獲得獨立的承認。此後，荷蘭人可以在歐洲取得西班牙人進
口到歐洲的美洲白銀，運到亞洲，供其貿易週轉。
一般說來，就歐洲勢力在亞洲的活動而言，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當令的時代，十八世紀則是
英國東印度公司高居上風。不過，兩家公司，乃至其他歐洲公司，大都買賣以下商品：
主要出口商品：棉布、茶葉、瓷器。
次要出口商品：香辛料、絲綢、孟加拉硝石、暹羅、馬六甲及邦加島的錫。
交易媒介或支付手段：白銀、匯兌工具、棉花及鴉片。
如同以上所指出的那樣，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日本不再出口大量白銀。有一段時間，赤銅被
用為國際支付的工具。不過，當十八世紀降臨時，我們發現在日本貿易的最主要的外國商
人，也就是華商，已經不得不以出口越來越多的乾海產（日本人稱為「裱物，tawara-mo
no，裝在袋子裡的東西」，包括海參、鮑魚和魚翅等乾料）以平衡其貿易。此時赤銅的生
產也已經減少，幕府不太願意中國人運出太多的日本銅。
就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亞洲不再提供資金及交易媒介給他們，因此只好在歐洲想辦法。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購買西班牙人的墨西哥銀幣，熔鑄成銀錠，然後運到亞洲應用。此事意
味深長。它表示：雖然荷蘭東印度公司還是繼續經營一部分亞洲境內的國際貿易，可是亞
洲境內的國際貿易已經不再是公司事業不可或缺的一環。荷蘭東印度公司到亞洲貿易的重
點，已經轉到跨洲貿易，以將亞洲商品直接賣到歐洲為目標。
我們可以把十七、八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的概要摘述如下，以見其轉變：
十七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從萬丹及巴鄰龐購得蘇門答臘產的胡椒，他們也在馬拉巴兒
取得胡椒。兩者加起來，每一年他們運回歐洲的胡椒就高達6,000,000荷蘭磅，約當2,70
0,000公斤；換成中國單位，差不多是4,500,000斤，或45,000擔。進口胡椒及其他香辛料
到歐洲為公司帶來約60%的利潤。
這樣大的數量和這麼高的獲利率，到十八世紀時，全都不見了。在十八世紀時，荷蘭人運
回歐洲的亞洲產品，由茶葉、咖啡及印度棉布構成其主要部分。荷蘭公司不再那麼積極介
入亞洲境內的區間貿易。除了加強與歐洲地區的貿易外，其亞洲總部轉向致力於東印度殖
民地，也就是印尼及錫蘭的農業發展。
對英國東印度公司來說，故事有些不同。十七世紀時，英國東印度公司介入亞洲境內貿易
的情形並不嚴重，因為他們在整個東亞地區，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都沒有強大的據點。不
過，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699年進入廣州貿易以後，快速立足，並且很快地就讓中國茶葉成
為主要的出口品。當然，這並不完全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努力的成果，時代環境有以致之。
英國東印度公司其實也要等到十八世紀末才完全支配歐洲的茶葉進口事業。
現在多說一點茶葉。早在十七世紀中葉，茶葉就已經少量出口到歐洲，並且可能是由荷蘭
人引進的。同一世紀後期，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臺灣鄭經磋商貿易時，鄭經也拿茶葉當禮物
送給英國國王。令人好奇的是：葡萄牙人早在1557年就長期定居在澳門，可是為什麼把茶
葉運銷到歐洲的卻不是他們？
當十八世紀揭開序幕時，曾經在東南亞香辛料貿易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印度棉布開始大量輸
入歐洲。同時，比較粗糙，但更為厚實的中國松江棉布（歐洲人稱作"nankeen"），也有
相當數量被歐洲公司出口，供其殖民地駐軍製作制服。曾經用來交換日本白銀、赤銅的中
國生絲、絲綢、孟加拉生絲、絲綢，在十八世紀也運銷歐洲。胡椒及香辛料繼續銷往歐洲
，但其獲利率已大幅度下降。茶葉在一時之間，成為歐洲人從亞洲進口最多、獲利率最高
的商品。其實蔗糖、咖啡及巧克力也是十八世紀歐洲人從其海外殖民地進口的大宗商品，
但不完全生產於亞洲，我們權且不進一步說明。
歐洲人為什麼在十八世紀時興起喝茶的風氣呢？部分的原因與「中國風尚」（chinoiser
i）的流行有關。「中國風尚」的流行是明末以來，中國與西方長期交流下，透過傳教士
及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的闡釋，以及中國文物在歐洲的大量出現，而使得歐洲人產生
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想望。喝茶是體現這種想望的方式之一。而當時世界上只有中國產茶
、出口茶葉。因為喝茶，使用茶具，因此中國瓷器也普遍流行。到十八世紀中葉時，不只
是上流社會飲茶，下至庶民也都喝茶。不但有專門的茶店（teahouses），而且也有人沿
街叫賣泡好的茶。歐洲原來的無酒精飲料只有白水，蔗糖、咖啡、茶葉及巧克力的輸入，
大大豐富了他們的生活情趣。但是茶價最為低廉，因此也就最容易普及。
英國人從1699年開始就已經在廣州立足，直接出口絲、茶和瓷器。1715年起，他們更在當
地設立商館（factory）。可是荷蘭人因為早期與中國交涉，被列為朝貢國家之一，清朝
體諒他們的國家遙遠，只要求他們「八年一貢」，也只有八年才能以朝貢的名義到中國朝
貢一次，順便作生意。荷蘭人不能常到中國，因此就放棄與中國直接貿易。他們的亞洲總
部就在中國貿易商稱之為噶喇吧的巴達維亞，中國帆船經常造訪。他們就在那裡等中國帆
船從廈門或廣州把茶葉運來。巴達維亞相對靠近胡椒、丁香、荳蔻的產地。當香料貿易有
利可圖時，真是個理想的地點。可是，在巴達維亞被動地等待中國商人供應茶葉，就遠不
如英國人直接在中國採購所享有的優越條件了。
於是從1729年開始，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到廣州建立商館。清朝政府默許他們的貿易，不提
朝貢那檔子事。他們也不算來得太晚，因為其他歐洲公司，如法國印度公司、丹麥亞細亞
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等等，也都在1730年代初才到廣州設立商館。英國人在茶葉貿
易上捷足先登了，但是沒有獨佔市場。以單一的國家來說，他們的出口價值及數量雖然最
大，但是在1780年代以前，其他歐洲公司所出口的中國茶葉的全部數量加總起來，也還是
大於英國公司。而在這些其他公司當中，出口中國茶最多的，也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
十八世紀時，包括英、荷在內的所有歐洲公司前來亞洲，雖然也出口絲綢、瓷器和其他次
要商品，不過他們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出口中國的茶葉。茶葉使得十八世紀歐洲人的亞洲貿
易基本上成為一個以「中國貿易」（the China Trade）為重心的貿易。在十八世紀大部
分的期間，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出口總量都不及歐陸各公司的總和。如表一所示，在1770年
代，英國公司的總出口量還不及其他公司合計的一半。不過，1784年發生的兩件事情卻迅
速地改變了這種態勢。
第一件事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第四次英荷戰爭（the 4th Anglo-Dutch war，1780-1784）
中陷入財政危機，當戰爭結束時，該公司債務纏身，一蹶不振，終致在1799年宣告破產（
1800/01/01起生效）。所謂「第四次」英荷戰爭指的是荷蘭獨立運動開始以後，英國與荷
蘭的戰爭，前三次都發生在十七世紀，而這回則發生在十八世紀。在戰爭期間，荷蘭母國
與東亞殖民地之間的聯絡，完全被英國海軍給切斷了，荷蘭人無法執行歐、亞之間的貿易
，財務當然深受打擊。更嚴重的是當戰爭結束、荷蘭人想回中國市場時，他們發現所有的
有利條件都已消失了。
第二件事則與英國的立法有關。英國在十八世紀後半，發展成為歐洲飲茶最多的國家。進
口到歐洲的茶葉，不管經由那一國商人之手，最終都在英國被消費掉。15可是在英國，茶
葉的進口稅及內地通過稅都很高，加起來超過茶價本身，因此歐陸各國就把從中國進口來
的茶葉，透過沿海走私活動，轉售到英國。英國曾透過加強查緝走私與輕度減稅的方式來
對付這個現象，收效不大。
幾經思慮，年輕的首相庇特（William Pitt）在1784年向國會提出新的立法，並且獲得兩
院通過，是為「折抵法案」（the Commutation Act）。依據此一法案，茶葉稅總共約減
收90%，因此大大降低了市場上的茶價。然而當時英國政府歲入的三分之一原本來自茶葉
稅，這也意味著財政收入的減少。政府當然無法承受這種損失。因此在減收茶葉稅的同時
，開徵一種名為「窗戶稅」（Window tax）的新稅。其論點如下：喝茶不是維持生命所非
做不可的事，一個人有能力喝茶，表示他至少擁有些微財產，或者說擁有房舍。既有房舍
，必有窗戶。減收茶葉稅的目的是在避免走私，結果將使國庫遭受損失。因此，應該由有
能力喝茶的人來分攤這筆損失。作法是把全部政府減收的數目除以全國的窗戶總數，得到
一個基數；此一基數乘以家戶所擁有的窗戶數目就得出該戶人家應該分攤繳納的窗戶稅。
聰明的臺灣人一定說，那我就把窗戶封死好了！的確有人這麼做，但不多，因此英國政府
能以窗戶稅的收入彌補減收茶葉稅所造成的損失，「折抵法案」也就獲得原先設計時所想
要的效果。
於是，當歐陸的公司從中國把茶葉運回歐洲時，他們發現不再能夠賣給英國的走私者。出
口中國茶葉不再有利可圖，對歐洲大陸的公司當然是嚴重的打擊，出口茶葉量快速下跌，
他們只好淡出中國貿易。
荷蘭東印度公司失去此一獲利管道，財務窘況也就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茶價在英國下跌
，英國人民普遍有能力買茶來喝，英國進口中國茶葉的數量也就水漲船高，使得英國東印
度公司成為中國貿易中睥睨群雄的外國商務機構。英國購買很多中國茶葉，其資金來源也
就嚴重不足，於是英國便透過「港腳貿易」來籌措現金，彌補這個缺口。然而，英國東印
度公司並不自己經營港腳貿易，他們讓印度當地居民及不屬於公司的英國公民來操作這個
貿易。方法是將棉花及鴉片由印度運到中國，售予中國商人，所取得的現金或債權移轉給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由公司商館開立支付憑證或匯票給當事人，讓他們在印度或
在倫敦兌現。從印度來的港腳商人，從中國出口極少的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些糖果之類
的東西而已。所以移轉給公司的債權相當高。這一來，英國東印度公司就不用自備現金。
（2）亞洲人所經營的亞洲內部跨國貿易、沿岸貿易及島際貿易
綜上所述，在十八世紀末以前，歐洲人直接介入亞洲內部貿易的情況尚屬有限。可是講述
十七、八世紀亞洲海上貿易史的人都太強調歐洲人的角色了，以致於我們往往有一個印象
，好像說歐洲人來了以後，亞洲人自己經營的貿易就衰落了。其實不是這樣，而是我們對
這一部分的歷史研究不多、認識不多。造成這樣的誤解，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學者太過於倚
重歐洲人所建立、所留下來的文獻。我們在此引用一段非洲史學者，同時也是「跨文化貿
易史」研究的提倡者柯丁（Philip D. Curtin）的看法如下：
1.亞洲以及歐洲的歷史學家們，一直都得利用歐洲文獻來做研究，因為在我們所擁有的描
述亞洲商業的材料當中，這些材料最好；甚至連歐洲人沒有直接參與的那部分貿易亦復如
是。
2.有關這幾百年中海洋亞洲的歷史文獻傳達了一個印象，那就是歐洲人就是指導、支配貿
易的動態因素，並且可能也從事當中大部分的交易。即便說在十七世紀初年，英國人及荷
蘭人確實有辦法有效地支配銷往歐洲的香辛料貿易，到了致使前往地中海地區的香辛料商
隊實質消失那樣的程度，在十八世紀以前，其實不是那樣，某種（將亞洲貿易）轉成「歐
洲人的時代」的那種過渡世紀尚未來臨。
這也就是說，在十七、十八世紀期間，存在著一個在地的亞洲人貿易網絡，甚至好幾個這
樣的網絡，與歐洲來的闖入者所建立的網絡並駕齊驅。然而，如同柯丁所指出的，只有歐
洲人留下來有系統的資料，所以所有的歷史故事都用這些資料來建構。不用說，這樣重建
的歷史是不完整的。一方面，作為亞洲的歷史學家，我們不能忽略英國、荷蘭、瑞典、丹
麥、法國……所藏的資料；另一方面，我們如果無設法開發亞洲自己的文獻的話，很多疑
問還是無從獲得解答，而完整的真相無從建立。我們現在就開始花一些時間來描述亞洲人
所經營的亞洲內部跨國貿易、沿岸貿易及島際貿易，並且順便舉幾個例子以供參考。
首先，我還是要藉用他人的研究來開始。以下的引文是位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Univers
iti Malaya）的Mohammad Raduan bin Mohd Ariff教授研究蘇祿海地區的一些發現，他說
：
1750-1850年間，（以和樂Jolo為中心的蘇祿地區）銷往中國的主要項目就是真珠、玳瑁
、海參、珠母貝、魚翅、燕窩、蠟、樟腦、肉桂、胡椒、藤以及黑檀。這些東西體積、重
量並不大，可是價值高，而且商人的獲利空間很大。中國帆船出口到此一地區的則有中國
所製造的物品，諸如瓷器、磚瓦、絲綢衣物、黑白棉布、薄細棉布、印花棉布、銅器、熟
鐵、武器彈藥、米、糖、植物油及豬油。
「製造的物品」除外，亞洲人（中國人）所交易的商品可以分成四個範疇，意即海洋產品
、森林產品、農產品及文化性商品。
海洋產品放到後面再說，先來看看另外三個範疇的東西。
森林產品包括了蘇枋木（蘇木，英文有sapanwood、Brazilwood、logwood 等種種叫法）
、沉香（名目很多。英文叫作aloeswood或eaglewood）……等等。主要為薰香料（incen
ses）、香辛料（spices）、藥材（material medica）及染料（dyes）。
農產品當中，稻米最屬重要。緬甸的亞拉干（Arakan）、暹羅、越南、菲律賓群島、臺灣
以及印尼群島的畢馬（Bima）都是主要供應者；至於中國大陸和摩鹿加群島則是主要輸入
者。其他農產品如兒茶（catechu、gambier）……等等，因時因地而異，但很容易辨認。
至於說到文化性商品，那是指在特定文化薰陶下，擁有那種文化的人才消費的東西。我們
在此舉兩個例子：一是線香和紙錢。當華人移居海外時，也帶著他們原鄉的信仰，敬佛拜
祖需要線香、金冥紙。若當地沒有生產，則由祖國進口。以臺灣為例，臺灣一直到日據初
年都不自行製造金、銀紙，因此由福建石碼進口。日據之初，日本人禁止這種東西進口，
南臺灣才開始製造。所謂「臺南幫」的創始人之一的吳修齊夫婦，年輕時即以販售金、銀
紙為生。不過，線香倒是很早就在臺灣生產，臺南有一家很有名的線香店叫作「曾振明」
，從康熙年間就已經開業，道光時還在。當時臺南府城有一條街，還叫作「曾振明街」呢
！另一個例子則是兒茶。兒茶的主要用途有二，一是用來當韖革劑，也就是軟化皮革並且
為皮革染色；另一用途則用來包到檳榔裡咀嚼。我們注意看人家吐檳榔渣，不是每一個人
吐出來都是紅色、赭色的汁渣，只有吃加料檳榔的人才會吐出那樣的東西。吃檳榔所加的
料，多時可包含荖葉、蜃灰（石灰）、兒茶及冰片（龍腦），連檳榔本身總共有五種成分
。臺灣人賣檳榔，通常不加冰片，太奢侈了。包檳榔時，石灰與兒茶事先混合好，將檳榔
切開，用刀子塗上石灰及兒茶的混合物。也就是這種混合物產生赭紅色的效果。清代中國
大陸的人也吃檳榔，不加兒茶。東南亞居民則都加兒茶，所以兒茶又叫作「檳榔膏」。這
只有東南亞文化有，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種文化性商品，在馬來、印尼世界曾經有過廣大的
市場。
現在我們回頭花多一些篇幅講海洋產品。本文開頭提到過喬都立和他的「印度洋」概念。
他還在其名著一開始，就提到燕窩與海參兩項海洋產品。其實，這兩樣東西也可以當成是
「文化性商品」。喬都立說：
從新幾內亞、還有從西蘭海域（the Ceram Sea）的阿盧群島（the Aru Islands）運過來
的燕窩與海參，是很多人垂涎的佳餚，卻也是華人以外的人群所不能欣賞的東西。
海參這種東西，英文有兩種叫法：一是「海蛞蝓」（sea slug），聽起來很噁心；另一是
「海黃瓜」（sea cucumber），聽起來口感差得很多。英文也用法文的叫法，把海參稱作
beche-de-mer，法文聽起來很美，好像很有學問，不過的beche意思卻是英文的"grub"，
因此beche-de-mer翻成中文就成了「海蛆」，更噁心了吧。再說日本人怎麼說吧。日本人
把處理過、薰乾的海參稱作「煎海鼠」（iriko），把海參看作海鼠，聽起來都沒有海參
高貴。馬來人把海參叫作trepang。
新幾內亞是座大島。西半部是一個獨立國家，東邊比較小的一半稱作Irian Jaya，屬於印
度尼西亞共和國。Irian Jaya以及位在它西海岸外的阿盧群島（印尼文寫作Kepulauan A
ru），都距離印尼世界的行政中心與商業大城巴達維亞十分遙遠。然而早在十八世紀，以
爪哇島為主要活動地區的印尼華人，早就來到阿盧群島，為的是搜集海參。華勒斯（Alf
red Russell Wallace），他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同時代人，可能是演化論的
首創者，曾經花了六年的時光在印尼諸島獵取動物的標本。他在1857年時也來到了阿盧群
島。他很驚訝地發現：當適合貿易的季節開始時，華人就來到該地，暫時住在那裡。他們
穿著白色的襯衫和藍色的褲子，乾淨整潔。他們是頭家、他們是商人。他們來從阿盧土著
的手上購買海參！華勒斯也發現當地有華人的墳墓，墓碑是從新加坡運過來的。於是他詢
問土著：華人何時開始來到阿盧購買海參？不用說，沒有任何土著說得出來確切的時間。
他們回答說，早在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祖父在世時，華人就已經來到阿盧了！換言之，早
在十八世紀末以前，為了追逐海參，華人已經光臨這遙遠的阿盧群島。
華人會跑到那麼遠的地方購買海參，無疑是因為在中國方面有著強大的需求，而從事此業
有著很不錯的利益可得。那麼，究竟打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開始食用海參呢？這很難
說吧。我們或許可以推斷，中國人食用海參的時間，大約在十六世紀中才開始，同時也可
能是中、日之間貿易接觸的結果。就法律層面來說，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前面三分之二的
期間，明朝實施海禁，中國人不許下海營生。不過，鋌而走險，違禁下海的人顯然也不會
徹底消失。走私者的目的地之一為日本，特別是九州的離島。在1567年海禁解除之前，前
往東南亞的中國帆船比較少。雖然說東南亞地區已經有一些華人移民定居在該地，但是除
了權充東南亞國家的朝貢使節團成員的場合外，他們也不會前往中國。再者，日本人早就
食用海參，而東南亞人並沒有食用海參的傳統。既然如此，華人從日本人學會食用海參的
可能性應該比較大吧！前面提過，十八世紀初以後，日本因為銀、銅不足以應付出口，要
求華商以出口「裱物」（tawara-mono）作為替代物，其中包含了乾海參，可見得日本人
亦早早就開始大量食用海參。日本人擅長處理海味，海參又多產於鄂霍次克海、日本海，
應該也是「北前船」的重要商品吧。
張燮的《東西洋考》前面已經提到過，在該書卷一至卷六記錄了當時中國貿易商船所造訪
的個個邦國，記錄其形勝、貿易及物產，然而不管是物產還是貿易商品當中，都還沒有海
參這項東西。相反地，不到兩百年之後，有一位名叫謝清高的人卻記錄了許多亞洲生產海
參的地點。謝清高花了十四年的時間（1782-1795），搭乘歐洲人的船舶，造訪過世界上
許多地方，包括亞洲臨海的許多港市，他也去過歐洲。他所指出的海參產地很多，舉幾個
來說吧，至少包括了暹羅、宋卡、丁加奴、錫蘭、打冷莽柯（Travancore）、馬英（Mah
e）、唧肚國（Kathiawar）……等等。後面兩個地方都在西部印度洋。他既然觀察到亞洲
海域有這麼多地方產海參，於是就下了一個結論說，亞洲海域的任何地方都出產海參了。
事實上，他也發現在蘇辣（即蘇拉特）及孟買（Bombay，今稱Mumbai）都有人在交易海參
。更令人驚奇的是，他發現在呢咕吧拉 （尼克巴爾群島，the Nicobar Islands）也有華
人從吉德（吉打，Kedah，在馬來半島西岸）到那裡採集海參！尼克巴爾群島位在東部印
度洋的主要群島安達曼群島（the Andaman Islands）稍南，中國古代文獻稱為翠藍嶼，
安達曼群島古代稱為裸人國。兩處群島雖然位在航道上，但位置偏僻，文化落後，可是華
人為了採集海參，竟然也到了這樣的地方。所以，當我們看到華勒斯記載十九世紀時阿盧
群島有中國商人前去蒐集海參時，也就不用感到意外了。
喬都立說華人是唯一消費海參的人群，或許還應該加上日本人。不過，即便是華人，在十
六世紀初歐洲人出現於東亞海域之前，可能還不太認識海參這種東西吧。然而，就在往後
兩百年之內，海參產業已經讓華人的足跡踏遍大部分亞洲海域，甚至於到達人跡罕到的地
方。同時，他們也把薰製海參的技術教會了不同地方的土著，所以阿盧群島的人在非貿易
季節就採集、薰製這種東西，靜待季風帶來華人貿易商。採集海參，讓華人延展了他們的
航道、擴大了他們的貿易網絡。採購海參的華人所到之處，經常也是歐洲人的活動空間，
但是後者並不參與這項產業，至多只是為了財政的目的，而將他們的觸手伸進來罷了。
許多著作都常提到海參，可是很少有學術性的專著來探討，特別是其貿易以及因為這項貿
易而出現的貿易網絡。就個人所知，前面提到過的馬來亞大學倒是有一本博士論文研究馬
來西亞的海參產業，可是重點放在當代的生產，而非歷史上的行銷。這本論文用馬來文書
寫，對非馬來世界的人而言，也用不上。既然中國人食用大量海參，則近代初期由海參產
業所造成的貿易網絡便是一個重要而有趣的議題。它涉及了亞洲人在歐洲勢力介入後，自
行開發出來的新商品、新貿易網絡，與南亞及東南亞的亞洲內部貿易、沿岸貿易以及島際
貿易都有所關聯，應該加以重視。
海洋產品當中，燕窩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東西，同時也應進一步再加以研究。我看過兩篇
很有趣的文章。一篇是包樂史寫的，題目叫作〈讚美商品：論跨文化貿易當中的燕窩〉；
另一篇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蔣斌寫的，題目叫作〈岩燕之涎與筵宴之鮮──砂勞
越的燕窩生產與社會關係〉。兩篇文章的重點都擺在生產關係，對因為燕窩交易而形成的
貿易網絡，包樂史的文章談得多些，指出燕窩產地與華人貿易網絡的聯結，但未多加申論
；蔣斌的文章則不大談貿易網絡。因為燕窩的故事和海參差不了太多，在此便不贅言。我
只是要指出，在類似海參與燕窩這類的議題上，如果能下工夫研究，或許能進一步深入探
討近代初期亞洲人貿易網絡的發展吧。
只要一個地方生產海參或燕窩，那裡就會有華人活動。他們經常以商人的身分出現，更勝
於以生產者的方式。他買下當地生產者所能供應的所有產品，好像在中國市場的需求永遠
無法飽和一樣。他們提供給南亞、東南亞的居民新的工作機會，也為統治當地的政權帶來
新的租稅收入。而對我們來說，要平衡近代初期亞洲貿易由歐洲人主導的這種觀點，海參
及燕窩所構成的貿易網絡實在是很值得切入探討的題材！
在結束有關貿易商品的敘述之前，且稍稍提一提前面略過的亞洲的製造品吧。如同前面的
引文提到過的那樣，中國出口瓷器、絲綢之類到亞洲其他地方；可是另一項大量的製造品
──印度棉布──通常都認為只銷到東南亞和西亞。其實日本也輾轉進口一些，同時中國
也有相當數量進口。徐光啟就曾經觀察到印度棉布要比中國自身所產的棉布來得細緻！另
一方面，學術界都只注意到印度棉布在亞洲具有廣大的市場，甚至於有一位印度史的專家
還說，從好望角到日本，整個亞洲，所有的人都穿戴著由印度織機拿下來的布疋。這當然
不對。在十四世紀的時候，也就是元、明之交，中國棉布已經長足發展，絕大多數的中國
人如果穿著棉衣，一定是本國的產品。更應該注意的是，中國也出口棉布到亞洲其他地方
。
中國棉布最早賣到韓國及日本，十八世紀初恰克圖條約以後也賣到俄國。然而，在東南亞
世界，中國棉布也有一定的市場。稍早我們已經提及松江棉布。松江棉布在西方文獻中稱
為"nankeen"，也就是南京棉布，經常出現在十八世紀以後的西方文獻，因為歐洲貿易公
司或殖民統治者往往從中國出口松江棉布，運到他們的各處據點，供作製造軍服之用。中
國棉布質地比較厚，既保暖又耐穿，適合縫製軍服。
不過，另外一種更加粗糙的中國棉布也早在十六、七世紀時，甚至於更早之前，就已經出
口到東南亞地區。由於研究亞洲貿易網絡當中之棉布市場的人，大多數是歐美學者，一向
認定亞洲貿易中的棉布都是印度棉布，因此歐洲東印度公司早期文獻當中的"cangan"這種
商品，就被當成全都是印度的織物。幾乎所有的詮釋者都說"cangan"是印度科羅曼德爾海
岸的粗製棉布。多年前我在仔細閱讀中譯本的《巴達維亞城日記》時，發現至少在東亞所
交易的"cangan"其實大多直接來自於中國。
傳統說法指出"cangan"這個字來自於原產地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土語。由玉爾（Henry Yul
e）等人所編輯的Hobson-Jobson這本英文外來語辭典，專門提供來自印度、東南亞及中國
等語源的辭彙，可是在該書中卻找不到"cangan"這個辭條或相關的說法。我個人認為，"
cangan"一詞不是源出於假定的原產地科羅曼德海岸，而是源出於消費它的東南亞，特別
是印尼、馬來世界。馬來語稱單疋的布匹為"kain"，這個字重複一次，變成"kain-kain"
，就成了布疋的集合名詞。而"kain-kain"應當就是"cangan"的字源。印尼、馬來世界對
布疋十分講究，品質高、花色俏麗的布疋經常用於宗教性、政治性或社會性的儀式當中，
並且也作為傳家之寶（heirloom），因此這類布疋都有特殊的專有名稱。但是粗糙的、日
常服用的、普通人家使用的布疋就是布疋，因此只用集合名詞來叫，那也就是"kain-kai
n"了。
"cangan"的品質粗糙，價格也相當低廉，東南亞的一般居民也有能力消費。菲律賓群島地
區進口相當多，特別是呂宋島的北部。華商經常造訪這些地方，拿"cangan"與土著交易。
這些"cangan"的產地極可能是中國，而且不是產於長江三角洲的松江棉布，大概是福建、
廣東沿海地區所生產的土布。福建及廣東在明朝時，從長江三角洲一帶進口很多棉花，在
十八世紀以後又從印度的孟買及孟加拉大量進口，用來織作土布，當地使用之外也用於再
出口。所謂的"cangan"應該就是這種東西。
十分有趣的是，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在一本英國人編寫的貿易指南當中，我們還發現了
以下的事實：菲律賓居民慣用中國粗棉布的歷史持續得非常地久。現在屬於菲律賓的蘇祿
群島（the Sulu Islands）在當時尚無鑄幣；通貨使用sanampoory、cangan與cowsoong。
Sanampoory只是一個虛擬的名稱，四個單位的sanampoories換取一疋六噚（fathoms）長
的cangan；Cowsoong又名nankeen，也就是松江棉布，每四單位的sanampoories可換一疋
四噚長的cowsoong。該商業指南還說：cangan「是一種粗糙的中國棉布，用於支付商品的
對價，認定為相當於西班牙銀元一圓。」相對之下，松江棉布應該是指品質較為細緻的中
國棉布了。這項記載顯示在蘇祿群島一帶，中國棉布是當地人的交易媒介，但也當成實物
使用。Cangan這種東西，在部分菲律賓群島，一用就達四、五百年！在亞洲內部貿易、沿
海貿易與島際貿易之中，cangan的確扮演過少許角色，這是我們在重建亞洲貿易網絡的歷
史時不可忽視的一項訊息！
（3）離散社群（diaspora）與貿易網絡
貿易網絡經常還涉及所謂「離散社群」的問題。這個所謂的海外華人或華僑，乃至於他國
的僑民有很大的關係。他們的存在，對貿易網絡的構成有不小的貢獻。
「離散社群」的英文"diaspora"這個字，源自於希臘文，本來是用來講紀元前猶太人被擄
掠到巴比倫的「巴比倫大監禁」（the Babylonian Captivity）。研究非洲土著的人類學
家首先使用這個字中所隱含的「脫離故國」的涵意來建構一種概念，用來說明跨文化、跨
部族的貿易網絡的形成方式。研究非洲的歷史學家柯丁借來建構他的跨文化貿易理論，帶
進了「文明世界」的歷史。對柯丁而言，隨著農業的發明，「離散社群」就已出現，而隨
著工業時代的開始，「離散社群」也就逐步消失。他認為「離散社群」的概念與貿易網絡
的概念沒有什麼差別。那麼，請問：什麼是「離散社群」呢？
「離散社群」是一種嵌入寄居地社會的暫時性或永久性的聚落，對寄居地而言，「離散社
群」的成員都是外地人或外國人，皆是他族而非我族。離散社群之內的居民，擁有自我認
同的文化，獨立於寄居社會之外。來自同一原鄉或者同一國度的人，可能在不同的異鄉建
立起一個個的「離散社群」。「離散社群」的成員，一方面保存了原鄉的文化，另一方面
也學習寄居地的部分文化，特別是當地語言，因此他們能充當在地人與新從原鄉來的人之
間的溝通橋樑和貿易媒介。同一原鄉的人，在不同的異鄉分別建立「離散社群」。這些分
散開來的「離散社」因為分享相同的原鄉文化，所以不難串成一條條跨越空間的人際網絡
；用於貿易，就組成了人際關係的貿易網絡。單一的「離散社群」提供服務給新從原鄉來
的人，也提供同樣的服務給來自其他由同鄉所建立的另一個「離散社群」的成員。原鄉有
時與「離散社群」失去聯繫，或者根本消失不見，都不會影響由「離散社群」所構成的網
絡的運作。
舉例來說，多年前王賡武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叫作〈沒有帝國的商人〉，實際上講海外華
人的貿易網絡。在近代初期，中國人若出國而不隨原船返航、居留他鄉異地，則永遠不能
回國。另一方面，明、清政府也不支持華人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原則上不會向海外華人伸
出援手。因此，對照於歐洲人所建立的亞洲貿易網絡，背後總有強大的帝國在支持、居留
地的成員擁有返國的權利，住在「離散社群」的華人雖然可以接待自祖國來訪的商人，自
己卻回不了國，得不到祖國的關愛，所以他們是一群「沒有帝國的商人」，他們的貿易網
絡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網絡，不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貿易網絡。
事實上，就近代初期的亞洲人貿易家而言，不只華商是「沒有帝國的商人」，其他民族亦
復如是。不同的亞洲貿易家都在亞洲境內建立「離散社群」，形成貿易網絡。例如，前面
很早就提過的亞美尼亞人、祆教徒以及猶太人，他們在很多港口都建立起「離散社群」；
又如印度的坦米爾人就在蘇門答臘的亞齊、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等地擁有「離散社群」
聚落；十七世紀上半，日本人在越南會安、菲律賓馬尼拉、暹羅大城（阿猶地亞，Ayutt
haya）……等地擁有其「離散社群」日本町（Nihomachi）；華人在爪哇有「八芝蘭」（
pecinan）、在馬來世界有「中國村」（kampung cina）、在馬尼拉有「澗內」（parian
），這些都是他們的「離散社群」。同樣的，馬來人與武吉士人也在島嶼東南亞各地擁有
「離散社群」聚落。馬六甲是一個極為有趣的地方，因為它根本就是一個由數個「離散社
群」聯合組成的港市，周邊住的才是在地的馬來人。
「離散社群」不只是商人的居所，它也吸引來自原鄉的其他職業的人，或者招致他們前來
。王大海（《海島逸志》的作者）便是一例。他被招聘到爪哇教書，後來入贅於爪哇三寶
壟（Semarang）的富商家中，最後跑回中國，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久居「離散社群」
的人也可能與在地女子成親，哺育後代，因此「離散社群」中也充滿了混血的一群。例如
馬尼拉的mestizo、爪哇的peranakan和馬來世界的峇峇（baba）和娘惹（nyonya）。事實
上，清代初期的臺灣也可以被視作是一些華人所構成的「離散社群」。華人與原住民也誕
育了一些混血後代，稱作「土生仔」或「土生囝」。混血者及其父親們往往是在地跨文化
貿易的最佳媒介人物。
三、文化交流
不論是因為暴露在異邦文化的人群環繞中，還是因為與土生仔母親的一方作文化上的抗衡
，住在「離散社群」裡的人，都必須靠著原鄉的文化來強化社群的自我認同。即便祖國的
政權不關愛他們，他們還是可以從祖國或其他的同民族「離散社群」獲得文化商品的補充
，藉以維持或豐富其所執著的文化要素。十九世紀海峽殖民地（馬來半島附近一帶的檳城
、馬六甲與新加坡）的華人，不斷地向廣東訂製所謂的「娘惹窯器」（Nyonya wares），
可說是一件有名的個案。
然而貿易「離散社群」的存在就是要與別的民族進行貿易，為了溝通上的需要，或多或少
都得學習一些對方的語言與文化，因此文化的交流終究不可避免。峇峇與娘惹就是一個顯
著的例子。所謂的峇峇與娘惹，就是父親的一方為華人、母親的一方為馬來人，雙方結合
所生下來的子女。這樣的家庭，其家庭語言係以馬來文為基礎，攙入一些華文語彙，構成
其「母語」（mother tongue）；飲食也以馬來食物為主，因為主持中饋的畢竟是馬來人
媽媽。然而在其他方面，則以華人文化為主，表現在物質文化上的，就是向中國訂購各種
家具及擺設。造訪一位十九世紀的峇峇家庭，往往看到屋內吊掛著漢字對聯，書寫工整、
辭義典雅，而家屋的主人卻一個字也不識得。這是因為文化認同還是華人文化，行禮如儀
的緣故。當然，峇峇家庭內部也有互相調適、相互涵容的地方，從而產生出折衷的文化。
例如，前述的「娘惹窯器」，基本形制都是廣東瓷器，但其設色和圖案卻專屬於峇峇、娘
惹的一群人所有。
進一步來說，彼此並不互相通婚，只是相互貿易往來的人群間，也會發生文化的交流，並
且還將交流的結果傳回原鄉，再被原鄉文化吸收，成為原鄉文化的一部分。舉一個例子來
說。當葡萄牙人到日本、澳門等地貿易的時候，往往因資金不足，因此以葡萄牙人慣有的
「海事保險借貸」（respondencia）的作法向當地人借貸。所謂「海事保險借貸」是指一
種借貸方式，貸入款項的一方拿這筆錢來租船、辦貨，出海貿易。借出錢的一方，以一個
航行來回向貸款者收取本利，其利率水準通常高於一般的借貸；不過，貸款者只在船舶安
然返航時才歸還本利，若遭事故不能返回，則借出款項的金主不能主張其權利。在這樣的
安排下，「海事保險借貸」也就具有保險的功能了。完全使用自己的錢去租船辦貨，一旦
船隻失事，全部的資金都付諸流水。如果部分資金採用「海事保險借貸」，則雖然要付出
高額利息，但也分攤掉一些風險。顯然就海事貿易而言，「海事保險借貸」是一種很有創
意、很具理性的作法。
於是，近代初期的亞洲海洋貿易家們就抄襲了葡萄牙人「海事保險借貸」的作法。荷蘭人
稱之為"bottomrij"、英國人稱為"bottomry"、日本人稱為「投銀」或「拋銀」，都讀作
"nagegane"。中國人也學到這種作法。那麼，中國人怎麼叫這種「海事保險借貸」呢？答
案是「海利」或「水利」。廣東人稱為「海利」，臺灣人稱為「水利」，後面的叫法與埤
圳這類灌溉設施完全不相干。
在制度上，也還有多種現象可以觀察。例如，在《諸蕃志》、《島夷誌略》、《星槎勝覽
》、《瀛涯勝覽》等十五世紀以前的中國文獻中，提到東南亞地區的公用度量衡，通常回
提到「婆蘭」或「播荷」（Bahar），那是印度的量詞（unit）。可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中
國文獻或歐洲文獻，卻經常提到pikul （picul）、kati （catty）、tahil （tael），
拼寫略有出入，其實其內容就相當於中國度量衡當中的「擔」、「斤」、「兩」。這一方
面說明了十六世紀以後華人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取代了印度人，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華人在東
南亞世界的商業活動中扮演積極角色，從而使得中式度量衡成為普遍接受的用法。
當然，文化互動是雙向的。我們不能老是以為中華文化高於周邊國家。誰高誰低，其實很
難說。況且，朝貢使節的往來其實對文化交流的貢獻很少，因為那是儀式性的、表象式的
。真正從事往來的，其實以商人為主，以水手為主。而其間文化性的自我防衛比較少，交
流的目的出於實用或者無心插柳，自然成蔭。所以我們看到波斯人的"nakhoda"制度，通
行於全亞洲，成為中國人的「船主」或「出海」；馬來人的"abang"成為中國船上的職司
「亞班」或「阿班」。另一方面，漢語當中的「公司」變成馬來字根"kongsi"，成為好幾
個字的構字基礎。再回來提一提張燮的《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吧。在這一部分，張
燮經常提到兩種海洋地形「坤身」與「老古」。「坤身」在現在的臺灣寫成「鯤鯓」，可
能來自越南文，意指沙洲；「老古」我們寫作「老古」，源出於阿拉伯文，意思是珊瑚礁
。這些名詞不只是名詞，背後還隱含著一些與海活動相關的知識。
四、結語
一位英年早逝的荷蘭社會學家梵勒（Jacob van Leur）在二十幾歲時寫了一篇論文，獲得
了萊登大學的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在1954年被譯成英文，收錄他的書中，書名為《印度尼
西亞的貿易與社會》。雖然說書名單獨點出「印度尼西亞」，梵勒倒認為他的論點適用於
全部的東南亞社會。他主張：在現代資本主義，也就是工業資本主義降臨之前（時十八世
紀末以前），亞洲的海洋貿易擁有一個「歷史常數」（historical constant），雖經歐
洲人的侵入，也不受影響。他所謂的「歷史常數」指的是亞洲人自己經營的海洋貿易，並
且這個海洋貿易的特色就是一種由「小本經營的貿易」（peddling trade）所構成的。本
錢讀厚，載貨不多的小販們，共乘一船，在港口與港口間從事小規模的貿易。我們可以同
意：近代初期的亞洲海洋貿易的確有許許多多的小商人參與，特別是在沿岸貿易與島際貿
易上是如此，而亞洲境內貿易當中也常出現搭船貿易的小商人。可是梵勒只見其小，不見
其大，他竟然忽視了每一艘貿易船上通常都有一「船主」，為他自己或代表他的雇主經營
大規模的交易。不過，如同前面所言，在歐洲人到達東亞之後，一直到十八世紀結束以前
，亞洲內部各層次的海洋貿易不但沒有消失，反而還有新的發展。這點，梵勒的看法還是
極為可取。
由於歐洲人留下有系統的歷史文獻，並且向善意的讀者開放。由於學術界當中，能利用歐
洲語文的人比能使用母語之外其他亞洲語文的人多，因此不管是歐洲學者還是亞洲學者，
都傾向於利用歐洲文獻來重構亞洲的歷史圖像。然而梵勒早就提醒研究者，歐洲文獻是一
群站在堡壘裡面、站在船艙甲板上向外觀察者所得到的記錄，既不客觀，且不周延。如果
只憑藉這樣的記載來重建歷史，難免會落入「以歐洲為中心」的思維。我們也發現，利用
歐洲文獻的好處雖然很多，但不在歐洲人觀察範圍內的史實，就無法被找出來加以重建與
認知。這是為什麼過去的研究都認為歐洲人來到東亞以後，亞洲人就退到歷史舞臺幕後的
原因吧。想一想，當時有多少歐洲人到東方來呢？以十七世紀的臺灣為例，當時住在臺灣
的漢人有好幾萬，原住民人數更多，而荷蘭人卻只有一千出頭。然而，當我們參觀故宮博
物院在2003年舉行的福爾摩沙特展時，我們卻只能看到不多的臺灣原住民、少數幾個漢人
，好像十七世紀臺灣的歷史就是片斷的荷蘭史，或者是荷蘭殖民地史。是這樣嗎？歷史的
真相真的是如此嗎？不是的。只是學者若不用盡各種辦法去均衡地重建一個時代的歷史，
而只是貪圖方便，或是缺乏反省能力，那就不免落入同樣的謬誤了。在近代初期的亞洲貿
易網路中，參與者不只是歐洲人，也不只是華人。如何去開發更多的議題，尋找更多的文
獻，特別是當地文獻，應該才是正確認知歷史事實的不二法門。
──原為2005年1月22日在日本大阪大學的演講稿，此據英文稿本改寫。

《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涉及了众多学科——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探索了历史与当代，亚洲与欧美经济形势之间紧密的联系，讲述了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如何回归到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分析地中海贸易联盟的成功范例后将目光转到东方亚洲，通过对东西方经济的对比，对亚洲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分析，科学地预见了亚洲海上贸易的发展方向，同时指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障碍，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建议。全书以历史般的叙述方式，全景式地为读者展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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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常常给全球化和商品化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突变，新观念革命都与贸易相关。贸易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联结在一起，贸易促成了全球化，贸易改变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贸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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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髦，喊喊全球化的口号，那就需要一套更复杂、也更具历史包容力的世界观来重新理解全球化这件事情。彭慕兰教授的这本书是无法、也不该被错过的！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桂科、广东省政协委员黄尚立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卢庆滨主任和王次澄教授、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博士等四位学者编著，是中英学者共同合作的重点项目。
该书承大英图书馆授权，将该馆珍藏的中国清代外销画首次公布并在中国出版，其中相当多的画作是罕见的藏品，有的更是存世的珍贵孤本。该书共8卷（每卷1册），收入748幅外销画，100多万字。每幅画都注明馆藏编号、画作时间、画作种类、原画尺寸。1至6卷是反映广东题材的画作，7至8卷是反映北京题材的画作。
该书按画的内容分为15类：
1．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
2．历代人物服饰组画；
3．广州街市百业组画；
4．佛山手工制造业作坊组画；
5．广东官府衙门建筑、陈设及官吏仪仗器用画；
6．刑罚组画；
7．园林宅第组画；
8．宗教建筑、祭祀陈设画；
9．劝戒鸦片烟组画；
10．室内陈设组画；
11．海幢寺组画；
12．戏剧组画；
13．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
14．北京社会生活与风俗组画；
15．北京店铺招幌组画。
本书的《编著说明》，就本书《导论》和各组画《概述》的撰写、图版的编辑、图画的考释等方面加以说明。
本书每组画均有《概述》，主要敍述该组画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对这些基本内容的分析考释，介绍与这些绘画相关的一些中外重要历史记载，考证部分绘画的作者年代，指出该组画的价值。根据中外历史记载，对画作进行考释。
本书的《导论》长达5万多字，在“外销画的先驱”、“外销画的收藏和收藏家”、“外销画家及画技传承”、“本书收录之外销画藏品”、“外销画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新出版图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和论述。同时，指出了西方某些画家和作家在前人画作的基础上胡乱重组或并凑，导致出现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误导读者的现象，劝告人们在使用分析外销画时，应秉持小心求证的态度。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戴逸先生为本书作序，充分肯定了编著者对清代外销画内容和性质界定的重要意义，判定外销画真实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贡献，考证外销画源流的重要成果，考释图画内容的以图证史、以史证图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
本书是中英学者成功合作的重要成果，是“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为了方便中外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本书采用了中英文对照，中文排繁体字，是一套画卷珍贵、艺术性高、资料丰富、考释详细、学术性强、印制精美的鸿篇巨制。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美术史的空白，不但在美术史和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清史、社会史、民俗史、建筑史、船舶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必将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这幅长卷，原画长920厘米，高74厘米，为绢裱本卷轴水粉画，创作时间约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英国人雇用中国画家为纪念其在广州商贸经历而作，是英皇佐氏三世的藏画。此画画面，西起广州府城西边珠江上游的黄沙、柳波涌的西关炮台，东至广州府城东边珠江下游的大沙头、东水炮台，所画内容是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和珠江此段沿岸风景，画有大小码头和各类官私、宗教、中西建筑200多处，各种停泊或行驶的船舶四五百艘，岸上和船上人物六七百余，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了250年前长达八九公里的广州贸易口岸的繁荣景象，被人称为精美珍贵的“广州清明上河图”， 令人叹为观止。
在诸多外销画中，此画最典型地表现了中外画技的融会和交流。在清代部分采用西方画技绘制的同类题材、形式的外销画中，是创作时间较早、画幅最大、绘制最精的画作，不论在历史资料或绘画艺术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珍贵价值。

健编写的这本《“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跳出近代民族国家的史学范式，用全球史视角重新定位16-18世纪德意志东方贸易的历史。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考察德意志海外移民及商人团体体，探讨重商主义原则下德意志邦国东方贸易公司的成功与失败。
《“往东 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宏阔的历史舞台上展开，既有欧洲国家海外帝国的盛衰、东方海域大国间的竞争与冲突，也有亚洲贸易环境的变化及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试图证实，德意志早期的东方贸易并不是“从未发生过值得论述的历史事件”。
徐健编写的这本《“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分上、下两篇，共八章。上篇中的故事发生于16世纪，是伊比利亚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独霸海洋的时期。德意志商人在西—葡贸易合同体制下参与亚洲香料贸易。下篇则进入17-18世纪，荷、英、法等海上大国纷纷登场，“海洋自由”与“海洋争霸”齐头并进，欧洲重商主义进入成熟阶段，股份制公司成为殖民东方的通行手段。德意志诸邦及主权商业城市开始尝试以新方式开展东方贸易，加入西方殖民行列。最后的余论部分既是对前文德意志商人及国家东方贸易的总结，也是对19世纪即将来临的新时代——“自由贸易”时代德意志国家和商人全面进军亚洲的展望。
本书适合政府对港澳工作部门决策者、实务工作者，从事澳门研究、历史研究的学者、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Approaching its demise, the Ming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enlisted members of the Cheng family as mercenaries to help in the defense of the coastal waters of Fukie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eng Chih-lung, also known as Nicolas Iquan,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local gentry, these mercenaries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empire’s maritime defense and the protectors of Chinese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The fall of the Ming allowed Cheng Ch’eng-kung—alias Coxinga—and his sons to create a short-lived but independent seaborne regime in China’s south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that competed fiercely, if only briefly, with Spanish, Portuguese,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globalization.

In 1616, an English adventurer, Nathaniel Courthope, stepped ashore on a remote island in the East Indies on a secret mission - to persuade the islanders of Run to grant a monopoly to England over their nutmeg, a fabulously valuable spice in Europe. This infuriated the Dutch, who were determined to control the world's nutmeg supply. For five years Courthope and his band of thirty men were besieged by a force one hundred times greater - and his heroism set in motion the events that led to the founding of Manhattan, the greatest city on earth. A beautifully told adventure story and a fascinating depiction of explor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ATHANIEL'S NUTMEG sheds a remarkable light on history.

Drug epidemics are clearly not just a peculiar feature of modern life; the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ells us a great deal about Asian herion traffic today. In an age when we are increasingly aware of large scale drug use, this book takes a long look at the history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mind-altering substances. Engagingly written, with lay readers as much as specialists in mind, this book will be fascinating reading for historians, social scientists, as well as those involved in Asian studies, or economic history.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Pim de Zwart examine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intercontinental trade and its effects on living standards in various regions on the edges of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ontrary to conventional views, De Zwart finds significant evid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before the 1800s. The effects of this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ociated colonialism, were diverse and could vary between and within regions. As globalization and colonialism affected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the globe they played a part in the rise of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y, known as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