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史》（1833/34）是谢林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大师，谢林以高屋建瓴的方式阐述了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直至谢林本人后期哲学的演进过程，其中不但包含着他对自己的早期哲学的检讨，更包含着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详细的批判分析。本卷收录的另外两篇著作，《为维克多·库桑先生哲学著作所作序》（1834）和《哲学经验论述要》（1834），从不同方面补充或进一步阐发了《近代哲学史》中的相关思想。这三篇著作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近代哲学史》对于理解近代哲学的精神实质，理解谢林的后期哲学、谢林在德国唯心主义中的定位、谢林与黑格尔的关系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片以电影剧照、电影宣传照、导演工作照和演员照片等引来夸张搞笑的动画，道尽一部优秀电影的出炉是何其艰难，其中的一把辛酸泪只有电影人自己才知。
编剧要通过不断地与稍纵即逝的灵感做斗争，才能写出自己和导演都满意的剧本；可是他们满意的剧本，相关审查部门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最终到达他们手上的剧本，可能已与原来的大相径庭；之后，导演开始与摄影师、美工、场记等人员一遍遍地沟通，敲定细节，找寻合适的演员；拍摄中，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出现，有些镜头要重复拍摄许多次；拍完剪完，要再送有关部门审查，如果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有些镜头必须重拍；好不容易电影上映了，该电影的所有工作人员又要忐忑不安地等待观众的检验。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重要代表之一，费希特的主要哲学著作。在费希特的哲学体系里，《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地位和作用，约略相当于《逻辑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构思成熟于1793年，当时费希特正在苏黎世撰写为法国革命辩护和争取思想自由的政治论文。费希特自称《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是上述政论文章的额外收获。所以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表明德国古典哲学乃是法国革命在德国的反映。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费希特只是作为德国的民族英雄为我国各界人士所熟知，他的哲学思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不用说对费希特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了。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包括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两部重要著作。前者发表于1794年，是作者阐述自己的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文中着重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阐述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人的使命》发表于1799年夏秋之交，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基本阐述他过去的哲学思想，而在第三部分，费希特则把信仰当作把握实在的官能，由此可看出他从哲学到宗教的过渡。

这本书曾经收入《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发表过。鉴于它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把民主原则体现得最深刻和最全面的论著，现在把它作为单行本发表，以提供给更多的读者。
这本德国古典著作作为世界学术名著，曾经以各种文字出版了好多次。就我个人所知，德文版共有六个：原版，上册，耶拿与莱比锡1796年；下册，耶拿与莱比锡1797年。第二版，入伊·赫·费希特编《费希特全集》第Ⅲ卷，柏林1845年。第三版，莱比锡1908年。第四版，莱比锡1922年，入迈纳“哲学丛书”，第128卷。第五版，汉堡1960年，入迈纳“哲学丛书”，第256卷。第六版，入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第Ⅰ辑，上册入第3卷，斯图加特1966年；下册入第4卷，斯图加特1970年。迻译为其他文字的版本有：1．英文版，A．E．Kroeger译，第一版，费拉德尔菲亚1869年；第二版，伦敦1889年；第三版，纽约1970年。M．Bauer译，坎布里奇与纽约2000年。2．法文版，A．Renaut译，巴黎1984年。3．意大利文版，L．Fonnesu译，罗马1994年。4．日文版，入《费希特全集》日文版第6卷，入间1997年。
这本书是十年前由谢地坤和程志民两位同志依据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3卷和第4卷分工译出的，我校改了谢地坤译的“导论”与第一、二、三编和程志民译的“家庭法概论”与“国际法和世界公民法概论”。趁着现在出单行本的机会，译者和我又对译文作了修改和校订，尽我们的所能，解决了其中出现的纰漏问题。在译名方面需要作两点说明。第一，Rechtsgesetz一律译“法权规律”，因为这是相对于Naturgesetz(自然规律)而言的，正像Sittengesetz(道德规律)是相对于Naturgesetz而言的一样；具体地说，Naturgesetz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必然的规律，而Rechtsgesetz与Sittengesetz是分别支配两个社会领域的、自由的规律。第二，Vernunftwesen原译为“理性存在物”，现在改译为“理性存在者”；原因在于，费希特把人视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endliches Vernunftwesen)，把上帝视为“无限的理性存在者”(unendliches Vernunftwesen)，所以我们不能说上帝是“无限的理性存在物”，因而把Wesen改译为“者”也许更加准确。当然在谈到自然事物时，我们是把unvernünftiges Wesen译为“无理性存在物”的。
这本书的全名是《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意思是说，这是一项应用知识学原理对人类社会的法治领域所作的研究，而费希特的知识学既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也是一种新的逻辑学，因此，要从形而上学的基础出发读懂这本书，肯定会有一定的困难。我经常听到一些友人说，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好懂，前半部分难懂，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但是，正像我们研读老子《道德经》时不能只看相对易懂的“德经”，而略去难懂的“道经”一样，我们在研读一本法权哲学古典著作时也不能只看讲法权的部分，而忽略讲哲学的部分。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们不妨在读此书以前，先读费希特耶拿时期的通俗知识学著作，例如《论知识学概念》和《知识学新说》，使自己能够在形而上学领域里获得必要的预备知识，这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古典哲学论著。

本书是《费希特文集》的第1卷，收录费希特 1792-1794年的7部著作，包括：《试评一切天启》、《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评》、《论人的尊严》、《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本书是以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为基础，并增加了《论人的尊严》一文 。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内容简介：费希特的这部作品是他从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在柏林所作的十四次演讲，发表于1808年5月中旬，由于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大家认为是一部世界名著而载入史册。不过，对于它的包罗宏富的内容，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当中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于它的基本观点的评价也就往往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中文版问世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初步理解和研究结果，扼要地向我国读者谈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从当时欧洲政局的急剧变化和费希特哲学的现实使命来看，这部著作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它究竟包含着哪些基本观点？它们是如何表述出来的？它们在什么限度内是正确的？以及最后它的历史命运如何？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它？

作为康德哲学的继承者，费希特在本书中贯彻了康德的基本立场，既反对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宗教道德哲学，也批评了在英国和法国盛行的功利主义、幸福主义伦理学；同时，作为康德哲学的改造者，作者在本书中又发展了康德的先验主义伦理学。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形式而言，他应用古典公理化方法，从知识学原理出发，演绎伦理原则及其实在性和适用性，得出了伦理学的各条定理和各个范畴，克服了康德演绎中的缺陷；其二，就内容而言，他在广阔的现实范围里研讨伦理原则的各种条件和人的职责问题，试图克服康德的形式主义倾向，得出了康德未能得出的结论，而为谢林和黑格尔创建他们各自的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论点，我们完全可以说，作者的这部伦理学著作既是用科学方法对先验伦理原则作出的深刻论述，也是以感人激情为人类道德完善表示的热烈向往。

Auf den ersten Blick scheint Selbstbewusstsein zu dem zu gehören, was sich nahezu von selbst versteht. In anhaltendem Nachdenken stellt sich aber heraus, dass mit ihm der Philosophie eines ihrer schwierigsten und folgenreichsten Probleme aufgegeben ist. Vor über fünfzig Jahren erschien Dieter Henrichs Abhandlung ‚Fichtes ursprüngliche Einsicht‘, welche dieses Problem ausarbeitete. Sie zeigte, dass es Fichte war, der als erster das Problem sicher erfasste und zum Leitthema seines Denkens werden ließ.
Dem unveränderten Abdruck dieses Textes folgt nun — als um ein Vielfaches umfangreicherer Haupttext — eine neue Folge von Überlegungen. Sie betreffen Selbstbewusstsein im Zusammenhang einer philosophischen Grundlegung und die Probleme, die Fichtes Systembildung unter dem Leitgedanken seiner ursprünglichen Einsicht in eine Bewegung ohne definitive Lösung versetzten.
Henrichs Buch lässt sich als eine Erneuerung von Kants Denkart betrachten – in der Beziehung auf ein Thema, dessen Bedeutung für die Philosophie kaum noch bestritten wird, in einer der Erfahrungsart der Gegenwart gemäßen Perspektive und in der Folge von Klärungen, die zu gewinnen sind, wenn man der Dynamik in Fichtes Systembildungen nachden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