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牺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书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骂，毫不遮掩。谁说伟大导师就得高大全，圣门弟子就得身披光芒？他们师生在一块儿，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都被记下来。真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实，衣食足了，也未必知荣辱。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论语》，流传2500多年，影响世代中国人，它的经典语句，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作者于丹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合古典文化，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
灰色的孔子又必须链接多彩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生命活力，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万类霜天竞自由。正因为有了生活的五彩缤纷，理论的灰色才不显得死寂；也正因为有了思想的高贵纯粹，纷繁的世界才不至于俗不可耐。灰色提升着品位，而多彩保证了活力。这也就是和谐。
于丹为读者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孔子，一位链接了多彩世界的灰色孔子。链接是广泛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主题却是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温度。
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体悟经典的普适智慧。

这本书以作者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庄子何其人：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二人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化身。庄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逍遥游》。
境界有大小：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感悟与超越：要想真正感悟“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薄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
认识你自己：我们习惯于自以为是，就会好心办坏事。我们又经常会被外部评价所影响，不能真正认知自己的内心，在所谓的潮流中迷失了自己。
总有路可走：庄子借用了一个个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来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
谈笑论生死：庄子之所以能够笑谈生死，是因为他悟出了生死的真谛，那就是，生和死，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
坚持与顺应：“内不化”就是不要受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影响，“外化”就是对于外在的社会环境要通达顺应，否则将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
本性与物性：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人们也就失去了幸福的生活。
心态与状态：决定人生成功的，绝不仅仅是才能和技巧，而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心态。
大道与自然：《庄子》寓言故事无论是尖酸刻薄，还是讽刺挖苦，奥秘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道合乎自然”。

《国学概论》讲述章太炎早年潜心“稽古之学”，对中国古籍研读至深，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创见。他讲授的《国学概论》，比较系统地将我国的经学、哲学、文学进行阐述，中含不少真知灼见，可称之为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的简史。

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也是一部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通过对胡适历史实践的分析进行研究的论著。
本书为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作者以五四运动前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俯瞰1917-937年20年间文艺复兴运动的总体态势；通过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的分析，论证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本书通过胡适的人格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真谛：中国的启蒙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面貌。作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脉络的研究角度、资料采用的丰富程度，以及从时代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与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唯科学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一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In thi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Benjamin A. Elman uses over a thousand newly available examination record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1315-1904, to explor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the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For over five hundred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s within the dynastic government were usually filled through these difficult examinations, and every other year some one to two million people from all levels of society attempted them.
Covering the late imperial system from its inception to its demise, Elman revises our previous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system actually worked, including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achinery, the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when it was unceremoniously scrapped by modernist reformers, and its long-term historical legacy. He argues that the Ming-Ch'ing civil examinations from 1370 to 1904 represented a substantial break with T'ang-Sung dynasty literary examinations from 650 to 1250. Lat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lso made "Tao Learning," Neo-Confucian learning, the dynastic orthodoxy in official life and in literati culture.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elite social life, popular culture, and religion that are also considered reveal the full scope of the examination process throughout the late empire.

《古文观止(言文对照)》共分十二卷，收录了《古文观止》中周至明代的古文百余篇，除了原文外，还附有白话译文详尽的注释及文章的内容概要。 《古文观止(言文对照)》自周、秦文迄明文为止。《古文观止(言文对照)》专辑有清一代之文，以与《古文观止》相衔接，名曰《清文观止》。凡已读《古文观止》者得此一编，斯成完壁。《古文观止》的编选目的是“正蒙养而裨后学”即给青少年提供一个学习文言散文的入门读物。蘅塘退士孙洙在《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我们也不妨说：“熟读《古文观止(言文对照)》中的大部分文间，就熟悉了文言的词汇、语法现象和文章布局谋篇的道理，具有了大量感情知识，打下了阅读乃至写作文言文的基础，并把握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大体轮廓，进一步深造也就有门径了。而且，这两百多篇文章篇幅短小，大多脍炙人口，易于记诵。所以三百年来，它受到了读者的势烈欢迎，在一般群众中流传之广，可以说在清代就压倒了桐城派大师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成了初学文言文的必读课本；辛亥革命以后，仍有很多学校用它作为国文教材。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志》篇里阐明了自己写这本《家训》的目的，即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和心得系统地整理出来，传给后世子孙，希望可以整顿门风，并对子孙后人有所帮助。《颜氏家训》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是作者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传统中国的家庭教育史上影响巨大，被誉为 “家教规范”。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堪称我国古代谋略学的双璧，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影响极其深远。《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的兵法著作，深刻总结了春秋时期各国相战的丰富经验，集中概括了战略战术的一般规律。而《三十六计》则堪称一部奇书，它既讲兵家韬略，又大讲诡道，三十六之数又与《易经》的原理暗合。本书将这两部谋略学经典合二为一，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并配以精彩的战例和历史故事，使古典名著通俗化，趣味化。
法国的拿破仑将《孙子兵法》作为必备的兵书随身携带阅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威廉大帝悔称不早知有《孙子兵法》而战败。所以，世人公认，《孙子兵法》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兵学名著，而《孙子兵法》早在两千年前就诞生了，影响更为深广。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军事学领域，备受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的青睐。它既可用于商业竞争的决策和参谋，又能为个人处世出谋划策。
叩开历史门扉，尽享经典魅力！

《西方汉学书目正续编》精装全三册，收入考狄《中国书目》＋袁同礼《续考狄中国书目》。
考狄《中国书目》简介
考狄的五卷本《中国书目》，是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1923年的西方关于中国文献的总目，对于早期西方的中国研究起过不可替代的指南作用。
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法国人，出生于美国新奥尔良。于1869年来到上海，1876年离开中国，在中国的这段生活令考狄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考狄创办著名的汉学研究刊物《远东杂志》《通报》，一生著述甚丰，有《中国书目》《中国通史》《日本书目》《印度支那书目》等，晚年还补订亨利·裕尔《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和《东域纪程录丛》。
《中国书目》是考狄庞大著述中最重要的著作，可以说是毕生心血之结晶。是书收录十六世纪到1923年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目，包括用多种欧洲语言写成有关中国的专著和文章，广及小启事和书评。《中国书目》第一版二卷本在1878年至1895年出版，1893年至1895年出增补说明。第二版四卷本1904年至1908年出版，1922年至1924年补编一卷，共五卷；原则上书目只收录已经出版的文献，未刊抄本不予收录。
《中国书目》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狭义的中国；第二部分，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三部分，外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第四部分，在外国的中国人；第五部分，中国的附属国。此后袁同礼继续收集1924年以后的西文中国研究书目，1958年出版《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此次重印，将这两种书目合璧，仍依通行习惯总其名《西方汉学书目正续编》。
袁同礼《续考狄中国书目》简介
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西方汉学的目录学著作，继考狄《中国书目》而编，也是20世纪西方汉学的必读书。
袁同礼字守和，1895年生于北京，1965年2月去世。袁同礼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开创者，袁同礼说：“编目录的工作，有一本书自己没查到都不放心。”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到编目员，隐忍淡定的工作成就了一个目录学家。《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收录1921年到1957年以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18000种有关中国的著述，有专著也有论文和报章文字。大多是西方汉学家的书，也有中国学者出版的外文著作。一个特别的贡献是，作者的中文名字都在罗马拼音旁标注了中文。《前言》说：“目前，对考狄书目续编的需求是明显的，因为数十年来，这里有巨大的汉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专家来说也是陌生的，这本续编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袁同礼为此书花费了十几年时间，跑了美国和欧洲许多图书馆，恒慕义《序》说：“书目中所有条目都一一亲自考订其准确性，而非录自其他数据。为了防止缺失，美国和欧洲的重要亚洲图书馆他大都一一访问到了。因此他的续编无论在语种还是在年代的覆盖面上，比任何一家图书馆都要全面。”
《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全书分二十八大类，每个大类下分若干二级分类。作为专业目录学家，袁同礼并不满意考狄《中国书目》的分类，他的分类更具科学性。重视书目和参考书，列为一级大类，并列首位。袁同礼说：“一国民智之通塞，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相为表里。”放弃传统四部分类而采用西方图书分类，袁同礼是要开通民智。国人民智闭塞，“为未来之新运启一途径”，袁同礼开创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和目录学，根本是在为这个文化开出新命来。

Between the seventh and nin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mind became preoccupied with a concept of the afterlife that persists into modern times. To be reborn, the deceased must successfully negotiate passage through ten courts of law, each ruled by a magistrate or king. The pains of transition from death to rebirth can be alleviated by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living with contributions to the Buddhist church and bribes of spirit money. The cosmology, morality, and rituals of the ten kings are describ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urviving sources in an illustrated text,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which is here 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听南怀瑾讲〈庄子〉》中南怀瑾先生指出，透过远古时代的神话，可知中国文化的中心始终把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到两个阶段：一是做入世的圣人，这是人生最高的文化价值；然后由入世的成功，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成为出世的圣人。乘物以游心，南怀瑾先生融入庄子的智慧解读人生，尽现人间关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获得幸福的选择。

《国学概论》讲述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陆逐渐掀起了学习国学的热潮。不仅以国学为名的出版物大量涌现，而且各地还陆续出现了针对各层次人群的国学学习班和国学讲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纯属民间自发行动，知识群体中除少数参与者外，大多都在旁观。进入21世纪后，国学热不但没有降温，声势反而更加浩大。民间的国学热潮波及到大学校园，国内部分高校成立或筹划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山西大学文学院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有很深的渊源，章太炎先生的两大弟子号称“南黄北李”的黄侃、李亮工两位先生，都曾在此执教。章太炎先生曾招过一期研究生，共七人，而七人中的两人——柏逸荪、姚奠中先生都曾在此执教。特别是姚奠中先生，在此执教达半个世纪之久，使得章太炎先生的学术血脉在此获得承传。这一传统形成了山西大学文学院的办学与研究特色。因此在国学热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即开始筹划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我们的观念中，国学是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它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与治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