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主要观点有：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不管哪种语言里，都很难找到一本书像日本研究专家、翻译家爱德华·赛登施蒂克对东京历史的经典叙述那样，不仅充满了一个城市及其国民的精神，而且渗透着作者的智慧。在这部不朽的名著中，作者凭借其对日本文化的渊博知识和深厚理解，以引人入胜的独特视角追溯了东京是如何从幕府将军的古老都市，历经明治、大正时代的沧桑巨变，转变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在带领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穿梭于百年东京的街头巷尾，感受它的各个街区如银座、日本桥等地兴衰沉浮的同时，通过各种令人惊叹的细节、详实的史料以及对日本文化的敏锐洞察力，揭示了近代日本为何能在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成为世界强国之后，仍能将古老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奥秘。

“日本化”曾是代表日本制造业水平高超的标志性词汇，是指美欧陷于疲态的制造业竞相采用日本式品质管理方法来生产经营。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日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日本化”的意义已改变，完全成了消极意义的词汇。而“中国化”一词近来广为人们热议。
10世纪宋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当时中国早已设立相当于高级公务员考试的科举制度，不能世袭权势地位的国民可通过自己的实力来获得地位和权力。市场经济渗透整个社会，人们不再受到土地和职业限制，官员也被派往外地。尽管皇帝独揽大权，经济活动却是自由的。从这点看，这种体制确实与如今中国的统治体系很相似。
日本从隋唐起效仿中国统治体系。到了宋代，日本开始采用与此对立的贵族世袭制度，由“中国化”变成“江户时代化”———按家族世袭来固定身份，居住地也受到限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虽一度采用“中国化”，但最终回到“江户时代化”体制。
当今，世界已开始“中国化”，既得利益群体将被触动，最终国家统治也不再依赖坚守自身利益的地方团体。如今，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提出建议，要推翻日本“江户时代化”的僵化体系，推行“中国化”体制。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将放弃目前消极的“日本化”而走“中国化”道路呢？

《危险的愉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