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绘了天生没有痛楚的男孩短短三十二年的一生。
一个生来没有痛觉的男孩——詹姆斯。到了十一岁才开口讲话。由于传染病肆虐、家庭变故，他开始流浪的日子，遭遇各种奇事：有人利用他没有痛觉的身体贩卖灵药，有人收藏他成为展示品……
“铁石心肠”的詹姆斯成为优秀的外科医生，在肌理血肉间挥汗操刀。直到他爱上女疯子多特，又瞬间失去她，詹姆斯开始感受到人类应有的七情六欲，开始懂得悲伤、流泪和身体的疼痛……
“痛”是身体的感觉；内心的痛是“痛苦”。本书深刻地探讨这两种存在于人身的痛楚。作者在繁复紧凑的情节中叙述詹姆斯充满传奇的一生。

•性格学世界级畅销书
•性格色彩学创始人乐嘉鼎力推荐
•畅销30年，风靡全球170多个国家，改变4000多万人的命运
•惠普、福特、英特尔、西门子、戴尔、通用、可口可乐、IBM……内训指定教材
作为世界范围内的长期畅销书，本书以科学的态度，对四组不同类型的人格（技艺者、护卫者、理想主义者、理性者）进行分析，使人对本身的气质、性格、智能、兴趣、价值观及自我形象一目了然。阅读本书，有助于你在工作、婚姻、事业等方面：
◎看清差异，认准自身特点
◎取长舍短，调整人生定 位
◎合理规划，寻找到合适的社会角色
◎完善自我，真正发挥出自身的潜能

“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错误不是在投资方面，而是选错结婚伴侣。”
——沃伦•巴菲特
一本帮你甩掉伪幸福的情感避险书
伪幸福的危险信号：
1．如果一个男人只给你发短信却不打电话，要小心。
2．你们处理金钱的方式不同。
3．是因为害怕孤独、觉得自己该结婚了，才选择了他。
4．想要嫁给他，只是因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段感情里。
5．不找自己想嫁的人，却找大家都希望嫁的男人。
6．这段感情，对他合适，对你不合适。
7．跟随他而改变自己，最后过着他的生活。
没有能力识别伪幸福，你将付出人生最高的代价--跟错的人结婚，远比投资失败与理财危机严重100倍！
如果你是因为害怕一个人生活而选择和他在一起，
请想想再说：“我愿意！”
如果你认为和他在一起很久了，结婚是下一个理所应当的步骤或行动，
请等等再说：“我愿意！”
如果你觉得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不结婚不划算，
请等等再说：“我愿意！”
没有一段婚姻会来不及，当你身处感情的危险区时，后退一步，避险要紧！

医学博士博尔温·班德洛告诉我们：如果戴安娜不是王妃，她也会是个抑郁、暴饮暴食、自我残害的购物狂；如果梦露没成为明星，她只是个流落在好莱坞街头的兼职妓女；不会幸福，而境遇只会更差。他们，不是被名望所累。不同类型的人格障碍，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Ø 透视激动、焦虑和各类情绪问题
Ø 与医生一同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Ø 借助少量药物稳定情绪、重塑生活方式
谁来掌控双极失调的治疗？是你，是病情，还是医生？显然是你自己！
破解情绪困扰的密钥就掌握在你手中，快来跟上费尔普斯教授的步伐吧！
你是否为了自己的情绪问题遍访名医，却仍旧不见好转？
如果你的情绪总是起起伏伏、抑郁难调，也许你已经中了“双极情绪失调”或“‘软’双极失调”的魔咒。随之而来的是反反复复的焦虑、易怒、情绪波动、睡眠问题，甚至思维紊乱。
《我为什么还抑郁？》的作者，吉米·费尔普斯将教会你，如何找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Ø 认识情绪谱系，这是准确检测的重要法宝；
Ø 了解有哪些治疗方法，比如情绪稳定剂和心理疗法；
Ø 认清抗抑郁药物的潜在危害；
Ø 通过经常锻炼和改善作息来管理情绪；
Ø 帮助陷入情绪困扰的亲朋好友。

如果你是心理学的门外汉，对心理学一窍不通，却想认识人类性格的差异，那么《直面内心的恐惧:分裂、忧郁、强迫、歇斯底里四大人格心理分析》所概括的内容和易于理解的叙述方式，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性格心理学”入门书。
作者弗里兹•李曼以地球的行星运转原理——自转、公转、向心力和离心力为模式，分类出四种恐惧的原型：害怕把自己交出去、害怕做自己、害怕改变以及害怕既定的规律。由这四种恐惧原型为出发点，书中分类出四种与之对等的人格类型——精神分裂、忧郁、强迫和歇斯底里人格。每一章都以理论为开端，从情感、侵略性、环境的角度，并辅以他行医多年搜集到的真实故事，微视每种人格的心理冲突、运作机制，及其行为表征。进而深入患者自幼及成长的环境因素，用重新建构的方式，恢复支离破碎的原始经验，给患者以治疗。
这本书是为每一个人而写的，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多了解自己与他人，有助于探索自身恐惧的来源，抚慰我们受伤的身心，并在四种恐惧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点。

人是动物，我们有时很可怕，有时很伟大，但总是动物。我们也许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堕落红尘的天使，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站直了身子的猴子。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具有天赋的遗传根源，我们所有的活动也都和其他的动物有类似之处，但独一无二的，唯有我们人类能以这些动物的特性为基础，将它们扩张、细致化到惊人的程度，有时则因压制这些特性而造成严惩的后果。不同的文化对我们的生物基础经常造成巨大无比的影响，以致于将人类的基本共同点掩蔽了。这经常导致不必要的不幸冲突及损害，使我们自以为每个社会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种族的集合体，彼此水火不容。

人脑中最精彩的电影，人性最隐秘的故事；
弗洛伊德、金赛之后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性学著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睡在我们床上的人是谁，但我们的伴侣却不太确定那个睡在我们脑海中的人的名字。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更详细地考察这些关于性幻想的恼人问题，并且希望可以为这些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些解答。欢迎进入这个新奇而忌禁的性幻想世界。
这本书包含了很多极直白的与性有关的内容——将近1000个关于性幻想的描述。这些私密的幻想中有些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有些则会使你感到恶心；有些留给你的只是无趣和麻木；有些也许会获得你的怜悯，抑或让你产生鄙视和优越感；但仍有些会使你感到兴奋，或是导致完全的性唤起，阅读这些故事甚至会使你达到性高潮。
这里每一个幻想的主人都有着较为健康的生活，没有一个生活在监狱中或是精神病院，所有幻想的主人都自由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因此，这些幻想不应被我们忽视。
 我们究竟为什么会有性幻想？
 每个人都有性幻想吗？为什么有些人的性幻想如此活跃？
 如果我幻想的内容很古怪，说明我是个精神紊乱的人吗？
 我们应该和伴侣谈谈自己的性幻想吗？
 如果我幻想的事情是“违法的”，这表明我可能会在现实中真的去做这件事吗？
 和我们的情人试验幻想的情景明智吗？
 我们的幻想代表的只是私下的一点娱乐，还是更深刻地暗示着我们的生活呢？
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幻想吗？
在《人类性幻想》一书中，人类最隐秘的性幻想及其本质，第一次得到如此直白、令人震惊的揭示。

它是劫后余生幸存者的肺腑之言，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是一本病历，可供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参考。它是一本民间纪实资料，可供社会学家翻阅。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言书，它想为那些因精神疾患而默默自杀的人说几句心里话。但愿它还具备报警器的功能，催促正被莫名抑郁愤怒焦虑所困的病人呼救。
这里记录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抑郁，是我们这代人所共有的抑郁。
——李兰妮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译 后 记
“弱者的武器”:研究农民政治的底层视角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并且不同意将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农民反抗与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介绍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本书的翻译历经一年半而成。前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由郑广怀翻译,第五章后半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附录由张敏翻译,何江穗校对复译了第四、五章;郭于华、郇建立分别校对第六至八章和第一至五章,后又分别通校全书;索引由郇建立翻译。本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课程中列为必读书目,两位主要译者由研究兴趣所致也都曾反复阅读,但由于译者是第一次翻译学术著作,经验和翻译水平都尚欠缺;整个译、校过程其实也是艰难的学习过程,虽不敢言呕心沥血,却也是殚精竭虑,尽管如此,错误疏漏仍在所难免。加之斯科特教授这部著作堪称博大、精彩而深刻,以人类学细致入微的田野实证材料与关于支配与反抗的宏大理论紧密结合,论述方式铺陈细密,纵横捭阖,我们的阅读和理解也自然有不逮之处。所有缺撼不足,还望读者多予指正为盼。
在翻译过程中,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李利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史云桐帮助译校了部分内容。特别需提及的是本译丛主编刘东先生从选定书目、联系作者到译、校的各种细节问题都给予了不厌其烦的帮助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郭于华
2006年5月于北京

为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为什么你至今都没有获得你梦想的成功？我曾拿这个问题问我的一些朋友。我的朋友有的茫然，有的思索一会儿，迟疑地说出几点理由。显然他们在这之前都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然后，我给他们讲了本书中的一些故事。他们的反应不出我的所料：有的表情凝重，陷入了沉思；有的情绪激动，眼含热泪…… 为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你为什么还不是赢家？或许，对这个问题，第一重要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提问本身。 不做有才华的穷人，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没有你的位置。

在《异类》一书中，作家格拉德威尔对社会中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分析，让读者看到了一连串颇感意外的统计结果：
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
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在1955年；
纽约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并且他们的祖辈大多是在纽约的服装行业谋生。
为什么对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统计结果会这样一致“意外”？这是因为：
英超球员注册时间是9月。在同龄的球员中，9月份出生的人实际上比8月份出生的人几乎大了一岁，一岁的差距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1955年前后正是计算机革命的时期，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如果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好机会又被别人占去了；
犹太人律师事务所的成长，是因为他们正赶上企业重组的法律诉讼出现革新的时候，而他们移民到美国的祖辈们的经历又让他们出色地掌握了抓住机遇的能力。
因此，那些奇才异类，他们之所以神奇，得感谢机遇的眷顾。不过，除了机遇之外，他们的成功还需要上辈人的文化熏陶：中国人的数学之所以比西方人的数学成绩优秀，得意于中国人根植水稻的勤劳精神和汉字读音的简洁明了。韩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较高的飞机失事率，也是因为韩国上下级之间过于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的，韩国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机长的助手发现险情时，无法第一时间向上级明确地汇报。
如果不听听性格比较张扬的格拉德威尔怎么说，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对成功的理解还那么原始。正如格拉德威尔在另外一个例子所说的，如果没有机遇和环境的熏陶，即便是世界上智商达到195的人（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也只能做一份年收入6000美元的保安工作。
因此，从《异类》一书中，你能体会到机遇对成功是如此的重要。格拉德威尔为读者指出了成功之路的方向，但怎样把握这份机遇，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思考，毕竟，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机遇。

《心理治疗之路》内容简介：人的内心是什么？这个谜在《心理治疗之路》中得以解明。心理治疗是什么？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多年临床分析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写下这本对心理治疗的概述性论著，对日本心理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出版十几年以来，一直位列长销书榜单。从现实的多样性认识之中，作者解读了心理治疗的科学性，其与宗教、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关系，并介绍了心理治疗的全过程，对心理学说与技术上的可行性作了系统深入的概括。这《心理治疗之路》，是所有关注人类内心世界的人的必读书。

《心的栖止木》原来是《周刊朝日》上的连载专栏，书中提到河合先生以心理咨询师和文化厅长官的身份，所亲身经历的许多事情。多年来河合先生接触过无数的人，在和他们谈“心”之后，他发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人生哲学。 他说人类的“脸”真有意思，没有两个人的脸是完全一样的。同一个人的脸也有惊人的表情变化。“心”又何尝不是呢？ 许多不同于常人的观点，让人心平气和地感到确实有道理。

河合隼雄是日本心理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历任日本的文化厅长官，在日本的文化建设和传承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和不可忽视的角色。这是一本他自己所谓的“只是一种尝试”的自传性质的作品。这样一位大师的人生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了 一个正确无比的方向，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迷茫、不知所措，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抉择，都有他的行动。身处同样的环境，为什么有人，会就此沉沦下去；而有人，如河合先生，就能平地崛起，成为一座令人仰止的山峰？根本的差别在哪里？个人、家庭、学校、社会，还有其他什么？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抉择能力、行动能力，究竟怎么成长起来的？ 在《给未来的记忆》里，我们都可以得到启示。

现代人有一种通病。无论事业是否成功，都很难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据统计，约有80%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希望拥有更多的生活掌控权。
用本书教给你的这套方法，你就可以重新认识自我，找到自己的真正梦想，并且获得更多的事业机会。本书包括很多各行各业成功人士的第一手故事，你一定会对何谓真正的成功有全新的认识，并获得极大启发。
读过这本书之后，你将：
●让你的生活脱胎换骨，开始为你的梦想采取行动！
●用最新的脑科学研究和运动心理学来完成你的目标！
●将风险和压力减到最小，全面改造你的生活！

她有时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思如泉涌、疯狂采购、彻夜狂欢，宛若遨游天际；
她有时焦虑恐慌、坐立不安、暴躁易怒、情绪低落、反应迟缓、犹如堕入地狱。
一个充满勇气的灵魂，不断游走于极度亢奋和麻木压抑的低潮之间
在当今这个格外令人浮躁和沉重年代里，患抑郁症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其流行程度甚至超过了感冒和发烧。可有趣的是，那些一个个声称自己得了抑郁症而跑进心理诊所的来访者当中，十个中有八个却根本连一条抑郁症的诊断标准都够不上。所以，我心理咨询工作者常常会打趣地说，自己看了好几十个“抑郁症”患者，可连真正的抑郁症状都没有看到。
后来，看到了这本书，才翻了几页就被作者生动的描述吸引住了。与书本上僵死的诊断标准和症状描述不同，本书呈现的，是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感悟和体验，让一个深受躁狂和抑郁双重情感障碍折磨的病人灵动地跃然纸上，让我们可以立体而又直观地看到一个游走在兴奋和低沉边缘的痛苦灵魂。尽管已经从事了将近五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其间也接待过形形色色多种来访者。但是不夸张地说，我是在认真读完这本书之后，才真正感到自己理解了什么是躁狂症，感到自己走进了一个躁狂症病人的内心。所以，尽管本书并不涉及过多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巧，但是我相信它仍然能够为众多的心理学临床工作者带来很大的帮助和启迪。因为正如一位心理治疗师前辈所说的那样，对病人的理解远比技术更加重要。
本书作者的语言不但生动而且华美，在阅读的时候令人赏心悦目。本书作者是一位精神医学界国际知名学者，真诚袒露自己从少女时代与抑郁症纠缠的心路历程，她所呈现的不仅是学识与才华，还有勇气和仁爱。

在《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他晚年的思绪》中，马克·埃德蒙森追溯了希特勒与弗洛伊德人生中奇特的交汇点，戏剧性地描述了弗洛伊德如何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被纳粹占领的维也纳，如何面对颌癌所带来的死亡威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写下了最具煽动性和最具争议的著作——《摩西与-神论》。埃德蒙森在扣人心弦的叙事中，探究了弗洛伊德关于死亡的思想，以及他对人类为何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产生法西斯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所进行的解释和分析。
在这两种势力又有蔓延和上升之势的当今，《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他晚年的思绪》为人们指出应以何种新的方式审视弗洛伊德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