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研究中国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问题的理论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基于叙事模式的形成与完善、合作化运动的动力之源及其小说叙事等。
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国文坛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根据当时的说法，更是空前大丰收。当时的小说创作有两个热门题材：一是革命历史；一是农业合作化。这些小说热闹一时，及时地为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献上了颂歌。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到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在努力告诉人们，合作化和公社化是中国农民奔向“幸福天堂”的“金光大道”。
灾难性的实验已经宣告结束，实验的成果也已经被否定，历史的发展无情地掌了当年那些吹鼓手的嘴，那么，伴随那个运动产生的那些作品是否应该受到清理？不幸的是：文革结束，中国虽然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却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意识形态领域总是在改革开放的列车后面拖泥带水，思想文化方面缺少一次必要的清场，以致直到今天，那些歌颂和鼓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作品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认识，文学史和学者们的研究专著也仍然常常为这些“红色经典”保留着地位，而且沿袭着当时的某些评价。这种情况，无疑在遮蔽着历史，并以自己的方式增强着时代的滞后力量。
林霆这本书所要做的，就是要对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叙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清理，要把它所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承载的思想观念以及创作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全部复杂背景和作家的心态生态，一起呈现给读者，让人们知道那些作品与生活、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让人们知道当时的作家是否诚实，为什么集体编造谎言，同时也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主动与被动、蒙昧与无奈。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中国哪一天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我想应当是整个社会均衡的现代化，是11亿人共享的现代化，而非城市或一部分人口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的现代化，在于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的现代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本书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1993) 一等奖(199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1999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调整与机制创新研究》，尝试对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国家总体安全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构建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的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本书内容涉及：国内外宏观形势分析、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的历史比较、乡村文明复兴与乡村治理模式探讨、社会化农业、粮食金融化与粮食安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当前农业农村政策、农民合作组织、东亚小农结构、农民工等。

Richard Madsen takes us into the moral universe of peasants confronting political purges, social conflict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village in Mao's China.

最近的十多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空前的巨变：村民正在日益理性化，乡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的态势，共同体不断趋于解体，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式微，无法内生出权威和秩序……今天的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深入，以遏止农村黑恶化的暗流，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公正，促进新的稳定结构早日形成。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经过作者2004年以来在全国七省九村细致的个案调查，方形成此书。书中讨论了不同地区村治的特点，建构了若干区域性的典型村治模式，提出了划分中国农村区域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区域乡村治理的差异。《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试图在大量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达到三个目标：一是证明区域比较对于乡村治理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二是尝试提供一个区域比较研究的进路，三是提出大量值得深入研究和检验的初步观点。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一版时，他刚因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与被农村基层的草根试验所证伪的那些主张不同的观点而遭到体制内“拆庙赶和尚”的尴尬境遇于是他说：写此书乃“立此存照”，读此书需“细看注脚”。《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二版时，虽然他从本土实践中提出的“二农问题”已经被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发起并推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也已经家喻户晓；但他却再次遭遇尴尬于是他说：改此书乃“以正视听”，读此书则“斑全豹”。

本书重点论述了本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扎状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一些市场理论的原理，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