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編選錄傅斯年圖書館藏二十七種善本古籍，以明人史部著作為主，均為珍貴罕見的版本，內容包括科舉文獻、奏議公牘、地理方志、職官政書等，涵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軍事、文化、地理等諸多面向，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全套三十冊，每部書均撰有提要，論述作者生平行略、撰述原由、內容概要及價值等。末附人名索引，收錄各書編撰者、卷內輯文作者、序跋者及手書題記者。

本书是作者主要的清史研究成果结集。大体分为“满洲崛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几个方面。既从大处入手梳理脉络，把握大势，亦能从细微处透视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中 “清初八旗制度” 一篇，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对入关前满族的八旗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代表一代学人对清史的思考、总结和评述。

1420年，明成祖朱棣下诏，以明年正月初一始，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明朝正式把北京作为首都。
从南京迁都北京，两地相差8个纬度，距离1000公里以上，整个迁都过程历时近40年才尘埃落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案例。
迁都北京大致经历了“靖难之役”后推行的“两京体制”，永乐年间实现迁都北京，三大殿烧毁引发的北京地位动摇，洪熙帝决定还都南京，宣德帝再次定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年间正式定都北京等进程。
本书把历来作为孤立政治史事件的迁都北京，放到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整个明朝初期政权确立的大背景下考察分析，对其迂回曲折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继而论述了迁都北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此后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深远影响。
本书在明朝迁都北京60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无疑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具意义的纪念之一。

功过格，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量化功过等抽象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道德实践。当时的士人和官员似乎把这种方法看作一种工具，它不仅有助于改善他们个人道德，也有助于教化百姓，巩固社会秩序。
本书集中研究明清嬗变时期功过格广泛流行的社会现象，是非中文世界第一部详细探讨该问题的专著。书中既利用了大量的第一手中文研究资料，同时也吸收了酒井忠夫、吉冈义丰、奥崎裕司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功过格来考察精英阶层对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变化，诸如中央权威的腐败和低效、不断增长的商业化过程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理学一统局面的瓦解等等此类时代和社会变迁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春秋时代诸侯林立，大国争霸，小国遭殃。在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将近一个世纪的武力争霸期间，夹在中间的郑国被迫沦为一个朝晋暮楚的“流氓国家”。然而，在晋楚停战后，郑国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局面、走向中兴，它对外与大国巧妙周旋、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对内稳步推进改革、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一跃成为中原诸侯之中最受尊重的“模范国家”。郑国是怎么做到的呢？
本书以春秋晚期郑国抓住机遇迅速崛起为背景，刻画了子产这位特立独行的青年贵族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力挽狂澜的领导者，以及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带领郑国逆袭成为“模范国家”的历程。
为什么子产能带领郑国成功逆袭？为什么子产是孔子最推崇的同时代政治家？为什么孔子相信“仁爱”和“中庸”是切实可行的救世方略？子产的为政之道是这一切的答案。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或被称为“九姓渔户”，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历史上，水上人往往不被允许上岸建屋居住，他们也很少掌握文字，因此撰写水上人历史的，几乎都是陆上人，采取的是陆上人的眼光。本书即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文字记录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解读其与“陆上人”的联系与交流。

本书内容关涉了安多吐蕃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组织、人口分布等诸多方面，具有系统性。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在西北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安多吐蕃本身就是古代西南、西北诸族互动交融的历史结果。这部著作，在揭示古代甘青川藏走廊、河西走廊纵横交汇地区的民族变迁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五方之民”密切互动的关系，展开了一个区域性的历史场景；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正在升温的族际“走廊”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田野的研究范本。

佛教的传播史就是一部跨文化交流史，也是佛教在不同文化体系中实现自身的历史。本书对佛教在不同文明区域的传播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揭示了不同文明区域之社会政治、文化理念、哲学宗教等因素对于佛教传播的影响，呈现了佛教在不同文明区域的传播过程及其与本地文化的多元互动。

由於考古材料不斷的出現，傳世文獻所楬櫫的中國上古史不斷地受到新材料的挑戰，舊有的理解框架也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一個新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靜待學者開闢。
《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的編輯企圖繼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先生編輯《中國史待定稿》的精神，以跨學科的宏觀視野，透過學者的綜合，開啟透析東亞大陸古代文明的幾扇窗口，讓我們了解青銅器如何在東亞大陸出現？展現出何種空間分布的特徵。「文明」的關鍵元素：文字書寫系統如何出現？漢字文化圈何時過長江？如何在東亞地區紮下不可動搖的基礎？拋棄傳世文獻的框架，如何了解晚商王朝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西周早期的危機，如何造就西周王朝「人文的國家」的性格？殷墟青銅器的風格如何被社會性地使用？秦如何從一個偏處西隅的小封國，逐步地邁向帝國？考古發現，如何重構此一過程？透過這些窗口，架構起一個新的審視空間，也同時框出未來努力的方向。
梅建軍的〈中國的早期銅器及其區域特徵〉是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早期銅器研究最有系統最完整的論文，從他所謂「區域特徵」，可以看出中國早期銅器都出現在草原或森林草原地帶，其中並沒有容器，而多是工具、兵器與裝身具（如戒指、手環、胸頸飾、耳環等），是草原畜牧族群的物品。
陳昭容的〈早期漢字文化圈形成〉放下無解的新石器時代陶文，聚焦在早商以來在不同材質的書寫載體上的文字，包括在甲骨、陶器與銅器的的文字，明顯與後來殷墟的文字有連結，當時漢字已經形成應無疑問。更重要的她以青銅器銘文的時空分布進行分析，解釋早期漢字如何一步一步擴展領域，成為中國的共同書寫系統。這篇文章，無疑也是到目前為止，此一領域最持平、最重要的論文。
在〈「殷周革命」新論──邁向「人文的」國家〉一文，黃銘崇採取了一個不同的寫作風格來面對此一課題，利用了許多學者的研究，重新將西周早期的歷史，以最符合邏輯推理的方式，進行了一個新的敘述。本文的意圖是重新界定「殷周革命」，把這場文化的革命，視為一個規模小且文化落後的族群在強大的「帝國」的壓力下，處心積慮的經營，逐漸擴張，意外地在一場大決戰中擊敗一個龐大的「帝國」。為了要穩定政治情勢而在政治與文化戰略上，王朝的決策者採取了部分激進，部分保守的彈性策略，努力經營，終於在超過百年以後，屬於周的新文化內涵成形而一舉改變禮制，完成「殷周革命」。同時，也企圖解釋西周意識形態中的「人文的」特質必須從周族群如何在邊緣地帶結合異文化的「朋友」，建構西土聯盟，接受「天命」傳統，目睹意外的勝仗，面臨崩解的危機，置死地而後生，與眼前的敵人結盟而跨入異域面對未知的敵人，最終化敵為友，建構了八百年的王朝。
陳芳妹的〈青銅器「風格」的社會性使用與典型殷墟風格的成立〉論文討論到「社會性使用」（social use）在其他學者的論述中雖然也有涉及，但並未清楚地界定。在此一論文中將社會性使用做了比較完整的論述，這是很重要的貢獻。

本书以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南方为考察区域，系统梳理长江、淮河流域商时期的考古材料，揭示二里冈下层第二期至殷墟一期前后（公元前1500～公元前1300年）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的影响格局及其从这一区域阶段性的消退过程，并试图展现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社会图景。中原文化消退背后体现出的是中原商王朝对于边疆控制模式的转变，为之后长期以来中原与南方之间的文化互动奠定基础。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系《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的姊妹篇，这三部书籍合称《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主要收录稿本、抄本或市面上少见的资料。由于它们数量少，篇幅不一，难以按照内容加以分类，只是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本辑共搜集了各类资料13部，其中稿本有6部，它们是《西藏改流本末记》、《道孚公牍》、《治理康区意见书》、《昌都历史述》、《廿四军机要处有关康区交通档案》以及《玉树地区调查记》，约占资料集的50%。
可以这样说，除了目前康区各地政府存藏的历史档案，以及《赵尔丰川边奏牍》、《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重要资料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基本上搜集了现在社会上能够找到的资料。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这些资料的积极作用。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最新学术研究的文章结集，着眼于思想概念史，是努力承接前贤、续写辛亥历史的第三本书，与之前出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及《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起，作为对清季民元重大历史转折重新审视的结果，同时构成尝试续写大历史的开端。作者希望从不同层面努力深化对辛亥民元历史大变动的认识。贯通各类新旧材料，订正重大史事的错误，澄清学界坊间的各种彼此歧异的说法，避免随心所欲甚至别有用心的解读，扩展视野，关注以往大历史较为忽视的人事。
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和文本史事，叙述清季民国时期“共和”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将“共和”作为一个名词，以之为对象，进行概念史研究。第二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辛亥时期“汉奸”指称的转义及其使用为主题，进一步耙梳史料，重现史事，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本相及发展进程，进而依据历史实事把握相关概念及其演化。

本书以中古时期伎乐歌舞的发生发展为对象，围绕中古伎乐生产主体——乐伎群体的流动迁移与聚合、伎乐主要形式的生成与内容传播路径进行考察，结合中古伎乐演化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音乐从先秦时期的“金石之乐”向中古时期的“歌舞伎乐”的转型进程。一是中古社会奢侈之风盛行、宫廷乐署机构作用下移、新型恩主制形成、岁时民俗的平台功能等，促进了具有广泛社会性、娱乐性、消遣性歌舞娱乐节目的生成。二是中古动荡社会，伎乐随乐人迁徙而发生历史间、区域间、族属间交流，内迁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从多元并置走向融合，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做了准备。三是永嘉之乱后，汉魏旧乐历经各朝整理创革及回拨，地位得到加强，胡乐、清商乐勃兴，致音乐出现雅俗之分，伎乐开始以新的形式和自足自立的独立性存世、传世。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力图建立起一部以人为中心的音乐生活发展历史；研究注重史料的发掘与更新，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历史上的漠南地区,这里通常指今天横亘蒙古国中部直到内蒙古北部的大戈壁以南地区.元代此地居住着很多蒙古部落,在明初与北元的战争中,除一部分南下归附明朝外,大部分退处漠北.自明宣德、成化年间开始蒙古各部逐渐南牧,至明嘉靖末年,形成了明末清初的漠南蒙古诸部.

长安和洛阳这两个都城，是唐代文化画卷在其上展开的最主要、最大的场所。因此，了解这两个都市的宫殿、街道、道路、市场、寺庙乃至园林、住宅等等的状态和位置，或者一个街坊中知名的居住者的情况等等，对于具体地了解唐代的人文事实，十分有用。编者根据文献描绘编制了长安城图、六坡图、长安坊里图等47幅和阁本兴庆图、长安南郊图等5幅插图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书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而新颖的探讨。
本书以神策军为逻辑切入点，分别以神策军的创建及其演进、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政治、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为四个逻辑层面，逐层讨论中晚唐宦官政治的诸多表现。中晚唐“宦官政治”是继东晋“门阀政治”之后，皇权政治的另一种变态形式，也是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演进发展的逻辑主线。它由皇权政治中来，最终又回归到皇权政治中去，对五代及宋初政治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魏晋处于汉唐帝国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许多矛盾现象杂呈，最显著的是儒家思想失去其原由的权威地位，原来在经学笼罩下的其他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由于史学和经学的关系过于密切，所哟史学独立的步履缓慢而迂回。但在史学主流的编年和纪传二体之外，却出现了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不过，这许多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都深植在魏晋时代之中。逯耀东教授以其多年治魏晋史学的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流变，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与分析。
逯耀东教授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馀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馀种。本书为逯耀东教授研究魏晋史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该书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从器物想象追索上古中国的样貌、沿经典文本上溯精神源头的气象。作者在考古发掘的“重新发现”中，对上古中国进行了“重新发现”。本书是李零先生关于上古思想史与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篇目由作者亲自选定，多为首次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