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克罗齐所告诫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无法免于时代的印记。本书即以克罗奇的教诲为戒，其主旨在反应海内外持续不歇的关于1919年“五四运动”意义的讨论。作者最终领悟到的“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中央苏区史，在中共党史中是一段“别样的经历”。中共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

吐蕃王朝时期的对外战场，按照地理单元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唐行政区划对吐蕃军事部署的影响，特别是吐蕃军事进程的地域性特征和军事区划特征，划分为河湟、西域、河西、关陇、剑南西川、西洱河、吐蕃南部疆域七大区域。吐蕃军事设置由初期的三勇部、下勇部、中勇部分别对应西域战场、河湟战场和西洱河战场，之后逐渐演变为所谓“四方戍边元帅”统帅的“四方”之军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吐蕃中节度”和吐蕃在西域的同一级军事机构。
西域绿洲地理条件限制了吐蕃军事军事进攻的路线，而在绿洲西域盆地内部则以控制绿洲及其之间的交通命脉、密集防戍点来显示其军事优越性。河湟地区汇聚了多条吐蕃向外掠夺扩张的军事交通线路，是吐蕃军队突破唐军防线的重要地点。针对河西走廊，吐蕃军队以祁连山纵谷为主要通道，采取点对点的攻击方式构建军事攻防体系。在关陇战场上，吐蕃军队受草场季节变化影响较大，战事目的性强、重掠夺。在剑南西川战场，特殊的地理地貌和艰险的交通条件迫使吐蕃军队放弃旧有的快速游动作战战术而改行城防攻守的作战战术。西洱河地区地形复杂，诸蛮部落众多，吐蕃设立都督府，以统治神川铁桥两岸的诸蛮部落，而纯粹的军事行动则主要在磨些江以北。吐蕃在南部疆域的军事受山地交通条件的限制，发展空间较小。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
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经历了从内战到国际冷战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较早开始挑战美国主导下兴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秩序。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党“始乱终弃”，国民党亦对美国貌合神离。在苏联的支援下，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军事、政治、财政等各方面迅速占据对中国国民党的优势地位，赢得了不少少数党派人士的支持，并在东北和华北广泛实施土地革命，让为数众多的下层农民普遍获利，推动着战场形势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国民党的腐败更加重了十三年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作用，国民政府实在无力确保国民的民权与民生。中国内战以中国共产党占领大陆、中国国民党逃亡台湾而告一段落。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和中国次第参战，才真正塑造出两极格局。
封底文字：
这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要按照冷战模式去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试图讲讲人在大环境中的命运。按照作者的脉络，冷战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二战的继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更是以往大小血腥权力争斗的继续。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社会20世纪的野蛮属性，文化差异也自然不能通过扩大对立去弥合。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通过历史去体会、理解的场景，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希望。

圖麗琛(tulišen)，一作圖理琛(1667-1740)，字瑤圃，號睡心主人，葉赫阿顏覺羅氏，隸滿洲正黃旗。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三十六年(1697 )，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1702)，監督蕪湖關稅務。四十二年(1703)，授禮部牛羊群事務總管。四十四年(1705)，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1712 )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turgūt)。
蒙古崛起後，成吉思汗將天山北路伊里河流域分封其次子察哈台。元代覆亡後，伊里河流域為綽羅斯、杜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等厄魯特蒙古所佔據，習稱四衛拉特。其後綽羅斯部勢力獨盛，世襲準噶爾汗位，恃強凌弱，土爾扈特與之不睦，部長和鄂爾勒克遷徙裹海以北俄羅斯厄濟兒河流域。和鄂爾勒克之後，書庫爾岱青、朋蘇克、阿玉氣世為部長，至阿玉氣始自稱汗。康熙中，表貢不絕。阿玉氣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入藏，謁達賴喇嘛。旋因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與阿玉氣構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昭封貝子，賜牧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
康熙五十一年，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清聖祖欲悉所部疆域。並遣歸阿喇布珠爾。乃命圖麗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等齎敕往諭阿玉氣汗。是年五月，圖麗琛等自京啟行，越興安嶺，過喀爾喀，假道俄羅斯。五十三年(1714)六月，抵達阿玉氣汗住劄之馬駑托海地方，擇吉頒發諭旨。五十四年( 1715)三月，還京，阿玉氣汗附表奏謝。圖麗琛等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終能不辱使命。
圖麗琛旣歸，詳述道裏山川，民風物產，應對禮儀，舉凡廬舍市廛，服器飲食，林木鳥獸蟲魚，蔬果婁羅，靡有漏脫，匯成一書，名曰異域錄，滿漢兼書，首冠輿圖，次為行記，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錄。惟宋人行記錄，以日月為綱，而地理附見，所載各大聚落，皆為自古輿圖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圖麗琛沿途從容遊覽，將所見所聞，纂述成編，可備博物洽聞之助，可以補經史之闕。
滿文本異域錄上下二卷，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刊，半葉橫15公分，縱22公分，原藏北京大學，版心刻有漢字「異域錄」字樣，下方刻有堂號「九耐堂」字樣。乾嘉年間，有古抄滿文本，除卷首無輿圖外，其餘與原刊本相同。漢文本異域錄版本多種，雍正元年原刊本有蔣廷繆、顏紹柞、白潢、楊琳、年希堯、惠士奇、蔡瑜等人之序跋。雍正二年(1724 )，續刊本有王國棟序及胡顏穎跋。乾隆四十六年(1781)，異域錄收入四庫全書，釐上下二卷，冠以輿圖及提要，是為四庫本，係紀昀家藏本，首尾無序跋，殘缺不全，人名地名，頗多改易，例如原刊本「葉合」，改為「葉赫」;「阿玉氣」改為「阿玉奇」;「圖謝圖」改為「土謝圖」;「圖麗琛」改為「圖理琛」，俱同音異譯。文字謄寫，間有舛誤，未經校正，例如「栢興」誤書「相興」。其後昭代叢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鈔、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俱收有異域錄。道光十九年(1839)，錢熙柞氏刻入指海叢書，因原本末簡殘闕，所刻亦多遺漏。其後守山閣叢書又據指海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則據借月本以鉛字排印。
桂岩老樵將早歲所藏全本刊錄傅世，「俾有世道者續於朔方備乘之後，以成全璧」，此新出完結本，稱為桂岩本，收有雍正三年(1725)石文焯序，橫24. 5 公分，縱19公分，北京大學藏。近世以來，異域錄頗引起西方學者矚目。先後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釋本。一九六四年，日本天理大學今西春秋教授撰「校注異域錄」，系據九耐堂滿文本及桂岩漢文完結本影印出版。滿文本異域錄，文字優美流暢，不僅為罕見歷史文獻，且為珍貴之語文資料，允宜廣為流傅。為便於初學滿文者閱讀，特影印九耐堂滿文本。逐頁注出羅馬拼音，附錄桂岩本漢文，滿漢對照，其遺漏者，悉攘滿文本譯出漢文，俾成滿漢合璧，其疏漏或不逮之處。尚望方家不吝教正。
七十二年八月
莊吉發 識

胡如雷先生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
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张国刚《20世纪学术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

在整个古代官制史中，秦汉的官制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秦汉以前的官制，班固说是“夏、殷亡闻焉”。师古曰：“盲夏，殷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盖言其大数而无职号统属也。”①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毫无所闻，只不过无系统的记载罢了。而班固所说的 。周官则备矣”②，也不尽然，《周书》、《周礼》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总之，秦汉以前的官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秦汉以后在官制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一方面是“汉因循而不革”，即所谓的“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同时又是“颇有所改”。改变的地方实际上很多，本书中随处可见。“因循”当是就主要方面或者说主要精神
而言，从这方面说，不但是“汉承秦制”，在某种意义上秦汉宫制又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这就是秦汉宫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秦汉官制的特殊地位又是和秦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如果说，秦以前韵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作为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制度，放在世界史中去考察，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是秦朝开始，汉朝逐渐完善的。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现在是实行民主政治，权术的玩弄应越少越好。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家的欣赏。
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记》及《日本变政考》，在戊戌年即不敢刊行，即足资吾人鉴戒。
由于治戊戌变法史，这使作者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现当代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征，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
本书写作时，承科学委员会聘为研究讲座教授，近又改称研究教授。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为了证实作者的说法，及免读者复检原书之烦，故引书较详。所见史料，虽有极珍贵难得的，但毕竟有些资料作者无法看到。本书所论仍不无揣测之词，未定之论。补充修订，谨俟之異日。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新中国史有几项大事：
一、推翻清朝统治。
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实行自由平等的新伦理道德，实行 民主政治。
四、发展科学，发展农工商业，以期消灭贫穷，实现大同理想。
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新中国国运的学人，并敬祈教正。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续编(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三一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一九四。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一九四二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一九四四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四六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哩出版规则到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繁体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翠家。

【本书看点】
★暴虐、弑父、篡位、烝母、亡国，炀帝是古来少有的暴君。
★修长城、凿运河、建东都、巡西域，炀帝的功过该如何评估？
★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熊存瑞，以史、佛、道、文等文献为基础，集中、西、日多家之言，旨在抛开偏见，置个人传记于历史长河之中，用西方性格研究法来重新探讨隋炀帝及其统治。
★作者学术积淀深厚、才思敏捷，译者翻译准确、专业，文笔流畅生动，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装帧精美，收藏阅读两相宜。知名书法家、历史学家厦门大学侯真平教授书名题签，潇洒大气；高阶映画封面，质朴舒适；深沉黑星雨内封，精致低调；象牙白内文纸，复古护眼；裸背锁线，可实现180度平摊。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杂糅式的手法，既研究炀帝本身，又讨论其所生活的时代。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介绍杨氏家族和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发迹过程之后，记述了炀帝从少年到王子、从皇储到皇帝的生活轨迹。第二部分从多个层面讨论了炀帝和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内容包括大兴土木、文官制度、军队管理、教育、礼制、法律、宗教、经济政策、对外关系等。结语部分则对炀帝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重新审视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遗产。
【推荐】
历史学家将从本书丰富的史料中受益，熊存瑞很好地解释了早期日本和古老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宗教研究评论》（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通常谴责隋炀帝，但作者却更胜一筹，他超越了谩骂，进而揭示隋炀帝的个人经历、政策和功绩。本书作为这一研究的成果，将改变中西方历史学家对隋朝和隋朝对中国历史重要性的认识。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
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对中国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熊存瑞的研究对于研究隋朝历史的人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丁爱博（Albert E. Dien，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

作为唐代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太原功臣这一群体在唐初的政治际遇，反映了武德时期的政治模式与权力关系。本书以这一群体为切入点，对晋阳起兵至李渊称帝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关系与唐初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梳理，并对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中古史研究中的理论命题有所回应。此外，有关太原功臣的历史叙事，是唐初修正建国模式、重新塑造开国史的重要文本，本书以此为个案，对唐初政治实践对历史观念与国史编纂的影响也略有分析。

吴天墀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他认为，“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此书所收论著，则体现了著者这一学术志趣，对于宋史、四川地方史与近代学术史做出了独到的观察，具有真正士大夫的通达识见，言有尽而意无穷，值得学界取径与师法。

In this path-breaking book, Tong Lam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the “culture of fact” in modern China, showing how elites and intellectuals sought to transform the dynastic empire into a nation-state, thereby ensuring its survival. Lam argues that an epistemological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al modes of understanding the observable world began around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cing the Neo-Confucian school of evidentiary research and the modern departure from it, Lam shows how, through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urvey, “the fact” became a basic conceptual medium and source of truth. In focusing on China’s social survey movement, A Passion for Facts analyzes how information generated by a range of research practices—censu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thnography—was mobilized by competing political factions to imagine, manage, and remake the nation.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作的文章。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第二部分重在经学极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如殷周关系研究、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等。
序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
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
四、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
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一、关于史学的致用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
四、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合)
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之原因
关于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通史”之异同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
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
一、引言
二、关于理氏译注《书经》的思想
三、对理氏《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翻译之讨论
四、结语
引用书目
理雅各英译《书经》《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
引言
一、关于《古文尚书》真伪及有关文献的问题
二、关于《竹书纪年》流传与真伪的问题
结语
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
一、理雅各译《春秋》经兼收《左传》
二、理氏依照中国传统以《春秋》为经，但又对之深致怀疑与不满
三、理氏否定《春秋》、同时却肯定《左传》
四、论理氏关于《春秋》和《左传》的见解
五、理氏对于《春秋》《左传》的译文
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一、理雅各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二、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三、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三、关于《春秋三传》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异同
孟子和儒家经传
一、孟子称引《诗》《书》、述孔子之意的时代特点
二、孟子对构成儒家经典系统的贡献
三、孟子对以“传”传“经”传统的贡献
四、孟子的述经与~_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
关于殷周的关系
一、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转变所作的解释
二、春秋时代末叶至清代学者对殷周关系的研究
三、20世纪以来关于殷周关系的研究
四、关于二重证据研究法的几点个人体会
引用书目
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二、问题的提出
二、商周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
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长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一、儒家孝道的渊源
二、儒家的孝学说
三、《孝经》和孝道在汉代的盛行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一、战国早、中期人性恶的思想的萌生
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说
三、韩非子的性恶说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
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
三、《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
三、何休的“三科九旨”与“大一统”
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
一、关于世愈乱而文愈治的问题
二、关于实与而名不与的问题
后记

宋史专家虞云国 细描南宋帝国政治生态，把脉帝制中国专制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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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
患有精神疾病的皇帝如何能君临天下，他又该如何谢幕？
一代权相韩侂胄，为何要罢官朱熹，平反岳飞？
富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如何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整肃中争得正统，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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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本书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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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前，我已拜读虞云国先生《宋光宗 宋宁宗》的传记。深感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寻味。现在作者经过认真的增补和修订，撰成新作《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其水平又上一层楼，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