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以明清时代的江南治所城市为核心，分上下篇共四个章节来讨论了明代以来的城市化问题：第一章，“规划情结”与“城墙视角”——中国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第二章，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第三章，生产与贸易——江南治所城市的经济职能；第四章，近代江南的市场层级与城镇体系——以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史料翔实，考辨精当，对明清以降的江南治所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而专业的探讨。

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贯穿大金百年兴废，推动女真北族政权由“夷狄”向“华夏”转变，演绎了代表汉文化的“异代”文士与大金政权的主体族群——女真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互动过程。 “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在批判地继承“汉化”研究中成果的基础上，更重视女真等北族接受与拒绝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寓民族认同于政治、文化认同的历史之中。

〈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立的歷史考察〉
王安泰，碩士論文，419頁，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
王德權教授指導
爵制是中國官僚系統中的一大環節，在官僚制度中常以「官爵」並稱，歷代君臣將相都相當的重視，所謂「富均公侯」、「強富比於公侯」等，皆以王侯之爵作為富貴的代稱。先秦諸子已相當重視爵的地位，儒家經典與漢代著作亦然，說明「爵」在中國古代可說是區分身份的方式之一，也是君臣之間建立關係的另一種管道。
而所謂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的稱號，同樣已出現在《春秋》、《孟子》、《周禮》等書中，歷來多以為是西周已行之制，但因五等制度與《詩》、《書》、金文所記多有矛盾，自北宋以後亦有許多懷疑的聲浪。但在漢唐之間，仍相信五等爵為西周制度，因此稱歷來對五等爵的理解仍以「復古」為中心並不為過。
本文所討論之爵，是具有食邑、在名義上擁有封國的異姓高爵，在漢魏時期以有封地的列侯為主，另將有食邑而無封地的關內侯併入討論；至咸熙元年開建五等後，五等爵成為當時異姓的最高爵，與列侯、關內侯等爵共同構成西晉的封爵體系。
中國爵制的起源與發展是相當長久的。殷商以前似已有類似爵制的存在，至西周時期已有五等爵的產生。不過西周以前的爵制，更像是天王與諸侯的羈糜關係，而非上下統領關係；且西周的五等爵制是以同姓為主，另外輔以部分異姓，強調的重點是血緣與身份，即使國君被弒或無子，也會尋找同血緣者來取代，而不至國絕。至戰國時期，在各國變法圖強的情形下，過去的諸侯與卿大夫階層大多淪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士與庶人。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各國逐漸發展出新的封爵體系，以加強國君與官僚之間的關係，楚爵與秦爵即為其例。尤其是秦國的二十等爵，是明確的軍功爵體系，日後亦為漢代吸收，成為秦漢時期主要的封爵制度。因此西周至秦漢封爵體系的轉變，象徵著國家從身份制向「一君萬民」的變化。
到了西漢，在天下逐漸統一之後，在公士至公乘（即所謂民爵）的部分，原本秦代所強調的軍功逐漸失去其必要性，逐漸轉為皇帝即位或國家重大慶典時的普遍賜爵；即使漢武帝時一度推行新的軍功爵制，仍無法阻止民爵的日趨衰微。在公大夫至大庶長（即所謂吏爵）部分，由於漢代「以吏治天下」，故中層的吏爵似亦與軍功無涉，即只要是「庶人在官」者，皆有機會受封吏爵。但在列侯與關內侯（即官爵或貴族爵）部分，漢代仍維持「無功不侯」的原則，除了與皇帝關係密切的恩澤侯外，只有軍功一途方能成為列侯與關內侯。
上述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逐漸受到儒生與士大夫的挑戰。儒生與士大夫不斷的藉由對儒家經典的討論，一方面反映出有德者應有封爵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他們希望恢復五等爵的想法。在士大夫與儒生逐漸轉化為士族之時，隨著士族勢力的擴大，這種呼聲也更加強烈。雖然在王莽時期曾一度施行五等爵而失敗，到了魏晉之際，再次建立了一套模仿西周的五等爵制；此後直至清末，雖在歷代多少有所調整，五等爵制的本質並未改變。也就是說，這套五等爵制自魏末晉初施行以後，在往後的一千六百多年間，成為帝國官僚體系的要角之一。而西晉作為這套施行千餘年制度的開端，自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下述的情形，使得歷來對魏末晉初的五等爵制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因此，本文試圖以爵制為中心，一方面探討五等爵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試圖觀察魏晉時期士族與皇權兩者對爵制的態度，藉以更加瞭解漢晉之際政治與制度方面的演進。本文擬從幾個不同層次的討論，試圖觀察漢晉之間爵制的發展歷程。
第一章首先提出研究此一問題的原因，對過去學界的研究成果作簡單的回顧，並說明各章節的安排架構。
第二章是對於漢晉爵制演變的歷史背景與過程進行探討。從漢代以軍功為封爵重心的列侯、關內侯，到西晉以士族為封爵主體的五等爵，除了爵級名稱與內容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封爵的原則有所變化。此外，漢晉間爵制變化的背景，及其所呈現的型態為何，也是本章探討的焦點。
第三章則是從地理、開國與食邑三個層面，試圖分析西晉爵制的實質運作。首先是從受封者本籍與封地間關係的變化，來觀察西晉封國的地理問題；其次從茅土、置軍、國官等角度，探討西晉五等爵的開國制度；此外便是簡單計算西晉食邑總額與國家租調總數，試圖探討西晉諸侯食邑與國家財政的關係。
第四章則是以政治秩序、禮制與律令規範為中心，藉以觀察爵制在身份與等級上的安排。西晉爵制表現在政治秩序與禮、法的共同處之一，就在於明確的區分身份，使儒家「彝倫攸敘」的理想，得以實踐在各項制度之中。
第五章是從爵制本身、士族與皇權三個層面，探討漢晉間爵制變化的意義。士族與皇權各自對爵制的期待為何，以及五等爵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並將於第六章作扼要的結論。

本书上篇四章依次叙述了江东世家大族在东汉、孙吴、两晋和南朝的政治活动史, 下篇三章着重论述其形成、集团结构和文化活动。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导师缪钺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而近代欧洲目击者和学者发现，日本的幕藩制与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酷似”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ism。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形成的新名。
本书在确认“封建”本义与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的演化轨迹，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过程中揭示“封建”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并提出一种改良设想的现代泛化封建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构筑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而作者对学术术语创制和概念清理方面的研究亦多有创意。

《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专著。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历史的梳理，分析各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得失，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综论篇”，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文献学、社会学、形式分析、经济学等主要视角与方法；下编为“个案篇”，以最能体现一个世纪小说研究全貌与视角方法转换历史的《红楼梦》研究为个案，具体考察分析了红学史上曾出现的10种研究视角与方法。《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力图运用现代文艺理论来重新评价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同时以小说研究的实践来检验现代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问题，提供了具体而有用的论证与观察。
经由奏折、题本、档案等官方史料，以及契约史书、讼师秘本等民间史料，考察了明清的诸多法律与社会世相，并将这些不同的法律现象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视野做更细致与宏观的考察。
本书有效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与司法体系的互动关系和支撑司法的核心价值观，阐释了明清有关法律的话语、修辞与形象等问题，为中国法史学作品如何与西方演变做更有效的比较与对话，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本书以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为主题，将古代中国置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画卷中，利用文献、考古和图像资料，由近而远进行讲述：前两个讲题以中国和北方草原游牧社会的交流为主，后两个讲题则涉及整个欧亚大陆的两端，以具体艺术表现或物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复杂性。

指出唐代的皇帝制度欲落實以禮爲主的統治,禮成爲政權合法性的基礎,重建家廟制度的目的正是要將官人的私禮納入國家的管轄之中。

《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研究》共六个章节，各个章节讲述的内容分别是：首章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的初步形成与“天下一统”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的滥觞；第二章秦王朝的兴亡及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意义；第三章西汉时期“大一统”特色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的正式形成；第四章两汉 之际的政治局势与国家认同；第五章东汉时期“大一统”特色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的发展巩固；第六章先秦两汉时期民族志资料中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以《史记》《汉书》民族志资料为中心的专题研究。
本书对中国古代“国家”“国家认同”概念进行了辨析界定，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这个中心议题，考察了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传统文明已经显示了追求“大一统”政治的文化特质；两汉时期，“大一统”特色的中国古典国家认同正式形成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两汉时期国家认同包含了鲜明的“大一统”意识和政治继承意识，开启了中国古代重视政治传承与思想教化的传统，为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源泉。从国家认同建构的角度来看，秦、汉王朝的兴亡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卷)》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汉文非佛教文献为资料来源，将这些数百年来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写本，全部按号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及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释文后附有校记和九十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此书收录的文献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历史、艺术、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社会、建筑、科技及中西交通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尾形勇师出东洋学泰斗西岛定生门下，在中国秦汉史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家、国、臣、民、天子、皇帝、家人、国家、官家等一系列政治称谓的条分缕析和深入考证，揭示了中国古代帝制时期，究竟是依靠何种政治方式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管理和统治。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家之间既紧密联系又严格区别的复杂关系。

【名人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 与驮兽，他 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Transcending ethnic,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boundaries, early empires shap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world history. Yet despite the global prominence of empire, individual cases are often studied in isolation. This series seeks to change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by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and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prior to the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up to one-half of the human species was contained within two political systems,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asia (centered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Han empire in eastern Eurasia (centered on the great North China Plain). Both empires were broadly comparable in terms of size and population, and even largely coextensive in chronological terms (221 BCE to 220 CE for the Qin/Han empire, c. 200 BCE to 395 CE for the unified Roman empire).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of resolu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creation are not very different. In the East,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created a shared cultural framework for the Warring States, with the gradual consolidation of numerous small polities into a handful of large kingdoms which were finally united by the westernmost marcher state of Qin. In the Mediterranean, we can observe comparabl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gradual expansion of a unifying civilization, Greek in this case, followed by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 handful of major warring states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 in the east, Rome-Italy, Syracuse and Carthage in the west), and likewise eventual unification by the westernmost marcher state, the Roman-led Italian confederation. Subsequent destabilization occurred again in strikingly similar both empires came to be divided into two halves, one that contained the original core but was more exposed to the main barbarian periphery (the west in the Roman case, the north in China), and a traditionalist half in the east (Rome) and south (China).

These processes of initial convergence and subsequent divergence in Eurasian state formation have never been the object of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volume, which brings together exper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and early China, makes a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by presenting a series of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n clearly defined aspect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initial developmental convergence. It include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hat makes the case for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 broad sketch of the character of state forma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asia during the final millennium of antiquity; and six thematically connected case studies of particularly salient aspects of this process.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