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的佛学理解与格义佛教》主要内容：僧肇（384，一说374～414），东晋僧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东晋隆安二年（398），鸠摩罗什至姑臧（今甘肃武威），肇不远千里，前往受业。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迎罗什人长安翻译佛典，僧肇随行，并奉命与僧睿等参加译场。弘始八年，罗什译完《大品般若经》后，僧肇将其参加翻译听讲之心得体会，写成《般若无知论》，深得罗什赞赏。吉藏在所著《大乘玄论》卷三中将他提高到三论宗实际创始人的地位。直至明末，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土论》中，列《肇论》为第一，认为僧肇学说最契原经精神。

《元代佛教史论》系陈高华先生关于元代佛教研究文章的结集，其中所论关涉元代佛教的方方面面，如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元代江南佛教略论、14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等等。是当代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吕留良文集》二十卷，其中《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补遗》八卷，清吕留良撰，俞国林点校。明清之际，多有反思王阳明心学而推尊朱子之学者，吕留良即为当时朱子学说的鼓吹者。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以及陈亮等事功之学。吕氏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汇辑成《四书讲义》出版；而文集后虽有刻本，但大都不全。作为易代之际的理学家，吕氏多关注出处、辞受、君臣、朋友之道，重节义、反功利，此即朱子理学之精髓。戴名世云：“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馀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可见吕氏著作之风行海内，且起到了推尊朱学，维挽士风的作用。所以说，吕留良的著作，对清初朱子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乾隆一朝，曾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面禁毁，以致流传极稀。所以对吕留良著作的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不仅有助于推动吕留良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对清初理学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极有裨益。此次《吕留良文集》的整理，以雍正三年吕为景辑刻《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为底本，以《吕晚村文集》（御儿吕氏钞本）、《吕晚村先生古文》（康熙五十九年孙学颜刻本）、《妙山精舍集》（张谦宜钞本）等书并其馀散篇文字，汇编成补遗八卷，并略做考辨。末附生平资料、序跋资料、友朋书信、年谱简编，以供读者参考。

《宋元学案》从康熙时始纂到道光年间正式刊刻，历经一百余年，先后形成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本、黄璋校补本、王梓材与冯云濠的百卷定本。这些文本在内容上的增删、调整，一定程度折射出前后编纂者对宋元理学史的不同认识，其背后反映了编纂者不同的思想旨趣。黄宗羲始纂《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与清初尊朱辟王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从《理学录》《明儒学案》到《宋元学案》梨洲原本，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理学史的认识，已不断突破道统，逐渐站在“合一代之公评”的角度评论宋元理学的得失。乾隆年间全祖望的补修，固然是为了完成黄宗羲遗志，但也渗透了对官修《明史》崇朱黜王以及官方压制学术自由的不满。相对黄宗羲父子的“理学”视野，全氏对宋元思想史采取更广泛的“儒学”维度，在人物评价上，表现出学术与道德并重，甚至道德重于学术的倾向。从黄宗羲到全祖望对宋元理学史的认识转变，表明清儒越来越注重儒学的寻常日用，不再以形上玄远的追求作为最高目标。黄璋父子校补《宋元学案》，虽努力恢复梨洲原本的面貌，但也继承了全祖望对宋元儒学史的众多认识。《宋元学案》在道光年间的校补、刊刻，其背后与理学复振及“汉宋合流”的思想转向息息相关。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补遗》，大规模增补儒学人物，展示了二人在步踵全祖望确立清代客观性学术的路径上走得更为广远。透过《宋元学案》的成书始末，可一定程度展现清代学术的转向。

嵇康不仅是竹林七贤中的重要人物，更是历代高士之代表，对历代士人精神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本书稿选取明嘉靖四年黄省曾刻本作为底本，以明成化、弘治年间吴宽丛书堂钞本等多本校勘，并参校了明代及明以前的总集、类书、诗文选本、史乘等。开篇前言探讨嵇康立身处世及著述、梳理其集版本源流等，后为各篇诗文之笺注。各篇前有题解，后有校记、笺注、集评，重在笺疏词语及典实出处。而《春秋左氏传音》、《圣贤高士传赞》两种嵇康著作残卷，收入诗文之后的“余编”，亦依诗文例加以校笺。书后有附录五种，搜集嵇康集佚文，汇编历代《嵇康集》序跋题辞、考释以及版本著录，载录嵇康传记及传说资料、历代评论及题咏。鉴于以往嵇康年谱之简陋，又新撰《嵇康年谱》。是迄今资料最为完备的嵇康集之注本。

分为:重玄学源、隋唐重玄学述评、道体论与重玄解脱、道性论和心性论、体道修性向修仙的复归等7章。

唐先生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之巨匠，其代表作之一的《哲学概论》，为当代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规模最宏大的哲学介绍书。本书内容广泛，在哲学问题上包括逻辑、知识论、形上学、价值论及文化哲学各大范畴，且具世界性视野，讨论领域横跨古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沽大传统，其视角之阔，关怀之广，兼思考之精，可说前无古人。
在每一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唐先生均详举诸家观点，仔细辨析，然后再作整体探讨，深入各个哲学家的心灵世界，发现其哲学理念之根源，以见诸家学说同中有异，异中之同，使不同之哲学心灵得以各归其位，不致对立而无归；特别在人生价值之问题上，最后历尽古今中外各大哲之思想后，方更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之精粹所在。故此书不独为提供各种哲学知识之书，亦为会通不同哲学心灵、提供高层次哲学智能的巨著。读者浸淫其中，当得无穷启发。

憨山大师注《庄子内篇》，创意于约万历十六年（1588年），最终克成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前后长达三十二年之久，堪称憨山后半生倾注心血的精心之作。大师自言：“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予尝谓老子之有庄，如孔之有孟。若悟彻老子之道，后观此书，全从彼中变化出来。”

本书旨在从我国古代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我国战国时代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我国古代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
本书沟通了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各个领域的联系。如果说,概念和范畴是现实和历史关系的同象,那么,此书则从“气”概念这一点出发,再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阐发了凝聚在抽象概念中现实的内涵。因此,这部著名决不是枯燥的、单一色调的;而是丰富的、色彩斑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它不仅是哲学的考究之作,而且是一部文化史的论著。

张志强所著的《朱陆·孔佛·现代思想——佛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关切的核心主题是佛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问题，围绕此一主题，集中探讨了如下几个贯穿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议题：一是孔佛会通是否也可能是一种新文化？二是现代条件下成德之学如何讲？三是共和之后，教化任务由谁承担？《朱陆·孔佛·现代思想——佛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重点探究了彭绍升、章太炎、欧阳竟无等思想人物，特别对近代唯识学复兴的思想史脉络进行了深入解析。

本书从汉语中的“势”字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揭开了中国思维模式的连贯而内在的解构。多年来，黑格尔式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思想从来没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论思想，未能超越宇宙生成论思想，只是试图用现实自身来解释现实。于连分析了中国古代各个领域文献中“势”的含义。使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根本直觉浮现出来，即存在可以被视为是万物的一种特定的自然格局。在中国思维看来，艺术或者智慧，就在于策略性地对发源于存在的特定格局的各种物势的利用。

本书汇聚汤老的三十余篇论文、书序、演讲及访谈录，集中反映了汤老于新世纪伊始对华夏文明统序的深切反思，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士子的家国情怀与拳拳之心。

《黄梨洲文集》内容主要包括：传状类，移史馆熊公雨殷（汝霖）行献，移史馆章格巷先生（正宸）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子剑子行状，林三教（兆恩）傅，周霎渊先生（述学）傅，张景岳（介实）傅，申自然（浦南）傅，黎眉郭公（正中）傅，钱忠介公（肃乐）傅，黄醒泉府君（尚质）傅，王羲士（台辅）傅等等。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刘宗周（蕺山）是明末理学的殿军，在明代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刘宗周不仅对理解理学在明代的发展、变化、终结有重要性，而且对认识阳明学后期发展与明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及其演化，及明末士大夫对此一关系的反省有典型意义。
高海波博士对前人遗留的蕺山哲学思想问题有公允且有说服力的论辩，尤其将“慎独”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将蕺山思想所关联的明末诸学术问题凸现出来，重新评估了蕺山在纠正阳明学的流弊，重建道德规范，会通朱子学与阳明学诸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整个著作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分析上，都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

《宋元学案(共4册)(精)》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参考书，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收录范围广，著作选录多，史料考证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宗派门户之见，注意到各家宗旨。《宋元学案》，共100卷，最早为明末清初黄宗羲整理。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后续修此书，仅成17卷并序而卒，其子黄百家续作，又成8卷，后由私淑弟子全祖望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补述，成91学案，也未竟而卒，后来底稿归勤县卢氏抱经堂（人卢月船手）、残本归宿愿蒋氏。宗羲六世孙黄征、七世孙黄直垕又补充为86卷，道光年间流入浙江学政陈少宗手。道光十八年（1838年）王梓材、冯云濠受督学何凌汉委托，整认讹钟，始成100卷。成91学案，共记宋元学者超过2000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刊于浙江，却毁于鸦片战争，光绪五年（1879年）张汝霖再次主导，翻刻于长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学案》，从草创到成书、刊印、通行，前后历经200余年。此书为初步了解宋、元二代理学家、哲学家的生平，思想大要，全书首冠《考略》，历叙成书始末，次《序录》，次学案正文。并节录了宋、元二代诸儒思想的文章。
《宋元学案(共4册)(精)》虽然是根据黄宗萎确定的思路和框架编写而成的，但黄宗羲本人完成的书稿并不多，他对宋元学术的认识以及对当时学者的评价，远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而后续者的思想和识见，又显然没有黄宗羲深刻，因此，在《宋元学案(共4册)(精)》中，类似《明儒学案》那种深入和有点睛之笔的精彩评论较少，其主要价值体现在对资料的搜集、甄别、整理和保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