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分三个单元——即国家建设与治理模式、国家建设与资源配置、国家建设与社会管理，对中国的近现代的国家治理与政府行为进行了探讨。全书的十一篇专题论文均在经验资料分析、理论思路开拓、概念工具形成方面做出努力，试图在积累学术知识方面做出贡献。每个单元还邀请了在学术上颇有见地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的研究对关注中国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者来说，将有所助益。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一个伟大的历程过程，也是复杂的探索过程。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是摆在学者和决策者面前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训练有素并独具眼光的政治学者，作者从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思考安邦之道的基本理论和对策，时有创新之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书遴选作者十多年来对于相关主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从民主、公平与公民社会三方面完整地分析中国转型的道路和未来方向，理论研究和经验考察并举，对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序论：政府行为与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财政包干的效应和后果、分税制改革及其影响等。

In t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economic breakthroughs in the Deng era, Jean C. Oi shows how and why Chinese rural-based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c sector not just in China but in the world. Oi argues that decollectivization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vided party officials of the localities—counties, townships, and villages—with the incentives to act as entrepreneurs and to promot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many areas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s a result, the corporatism practiced by local officials has become effective enough to challenge the centrality of the national state.
Dealing not only with the political setting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i's original and strongly argued study also makes a broader contribution to conceptualizations of corporatism in political theory. Oi writes provocatively about property rights and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and shows the complex financial incentives that underpin and strengthen the growth in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and shape its evolution. This book will be essential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Chines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ystems.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本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台灣自19世紀末被滿清割讓給日本，尤其是自1945年戰後以來，長久歷史積累的省籍、族群、民族、國家統治問題，所觸及的人群分類、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歷史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分、文化建構、情感連帶等，都是自18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這些台灣或牽涉中國的具體經驗現象，以及它們涉及的理論觀點，正是本書各篇論文的研究重點

《从大清到民国》所关注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要往何处去”，而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由何处来”。本书探讨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民族政策，并论述了其和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渊源。

洞察现实政治之壶奥，痛陈积存千年之流弊

China's Scientific Elite is a study of those scientists holding China's highest academic honour - membership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ving carried out extensive systematic data collection of CAS members Cao examine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ystem of the Chinese science community and the way in which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has effected the stratification. The book then goes on to compare the Chinese system to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US scientific elite. The conclusions are fascinating, not least because one national elite resides in a democratic liberal social system, and the other in an authoritarian social system

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验收结果为优秀。本书所谓“交聘”包括各个国家、民族或其它政治实体之间的交往三个层次，即中国中央王朝与外国、边族或其它政治实体的和平友好交往，与其对立面——战争共同构成国家对外部关系的两手。汉代形成并确立起一整套“交聘”体制，成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日后诸王朝所取法，这种体制在其后的帝制时代延续演变，直至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之际方为传入之近代欧美政治制度所取代。“交聘”为中国历史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为东亚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为东亚和世界诸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形成起了积极作用。“交聘”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其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汉代交聘体制的著作，本书弥补了这一不足。本书在学术界首次构建了汉代“交聘”体制研究框架，而这与历史上汉代的相关制度又相契合，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汉代的交聘情形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或突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间，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迁，世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鉴于此，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发展。本书正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改革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变革和转型过程。

作为一种正式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诉讼为民众提供了争取权利、实现正义的平台。但行政诉讼作为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被移植到中国之后，也存在着幅度巨大的重构、调整和变异。《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所研究的是中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与功能。经过对行政诉讼的内部运作、外部机制、集团诉讼和乡土法律人四个方面的考察，作者集中阐述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多中心主义司法的特征。
由于中国行政诉讼中充满着控制与自主、规训与自由、“法律治理化”与“公民个体主义”相互激荡，中国的法律现代性也因此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面貌。中国行政诉讼的规范性、治理化和官僚化三个层面并存于同一时空，相互交错，彼此影响。行政诉讼如何回归其规范性的本质将是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问题。

在这30年间，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业已形成；社会结构从城乡二元结构演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各个利益主体具备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人民生活从贫穷步入小康，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提高；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示了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
认真总结好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走好以后的道路尤为重要。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解读过去的历史，也不能用先验的教条来评判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而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回到历史现场，深入挖掘历史的证据，透过历史的表象，总结出推进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经验，以期为今后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鉴。只有在对30年改革的纪念与总结中认真思考并逐一求解，才能无愧于30年的艰难探索，才能正视当前社会的各种矛盾，才能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步人世界现代国家的行列，使中华民族融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

如果不详细阐述195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政治纠葛。戈尔斯坦在本书中对1951年后的西藏历史进行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该段历史的解读。本书的研究材料包括一些新近公开的史料，以及对包括达赖喇嘛和一些中国官员在内的历史亲历者的深入访谈。戈尔斯坦以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紧张、美国冷战政策等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来解读宿命性的中藏政治纠葛，其对关键人物的刻画往往出其不意，却又令人回味无穷。
“尖锐精辟……戈尔斯坦所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一段不容置疑的历史……令人难以置信的完整、细致、具有说服力。”
──《中国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关于1950年代中藏关系的最佳回顾……强力推荐。”
──《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