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

尼霍夫(1618-1672),旅行家:《荷使初访中国记》是一部早期中、荷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利用大量古地图、地理志等资料，考察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之间的差异，然而即使是标注于地理志和地图上的疆域，那也不过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疆域的认识而已，它和实际疆域是有差别的。朝鲜时代（李朝，1392-1910年）的疆域观存在着夸大和错误认识，最典型的就是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认识。《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不仅考察朝鲜时代疆域观的种种表现，还阐明这些认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对于学界存在争议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立碑的位置、设栅的水源，以及光绪年间乙酉（1885年）、丁亥（1887年）勘界的内幕等，《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辨正。

本书汇集泉州地方遗存古代宗教建筑和坟墓的石刻遗物，分别属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以及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以文物照片、拓本、文字说明、资料辑录、考证、专题论述及古阿拉伯文字的释译，为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宗教、艺术、中外交通、中外古文字和宋元以来外国人在泉州一带的活动提供了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泉州作为古代东方最大商港的特殊风采。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是作者针对“中外关系史”的内涵过于宽泛而提出的一个专门史的学科构架，它是指在朝贡制度主导下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收集了作者近十五年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十八篇论文。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要关注重大事件的研究倾向不同，作者尤其强调对中国封建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作者不仅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而且从国家利益角度探析了朝贡制度的边防安全功能，从内外差异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本质倾向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并且针对学术界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对话。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中国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海录校释》对清代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进行了标点、版本汇校及地名风俗考证。《海录》的口述者谢清高曾在清朝初年随西洋商船游历世界各地，成为清代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之一，并将西方文明的信息传播到中国。《海录校释》以《海录》多种注本为主，进行校释和考证，博采众长，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向来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向西方，尤其是日本学习，进行改革的紧迫性。从1901年到1911年这11年间，清朝政府聘请了大批日籍教师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教员，这些日籍教师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教习”。本书收入了汪向荣先生有关“日本教习”的研究性文章。这些文章不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日本教习来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他们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还论及一些回到日本之后的日本教习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岭外代答》是周去非惟一传世的著作，是他仕于广西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成果。周去非的这部书，也确实内容丰富，具有多重史料价值，堪称不朽之作。这只要考察一下在下述两方面的意义，就可以充分肯定。
一、它是广西地方史中内容全面而时代较早的重要文献。广西在历史上开发较迟，民族较多，风俗特殊，加以地带不同，气候物产有异，中原人颇不熟悉，遂目之为奇异之乡。秦汉以降，到过广西的北方人，间有著作传世，但多出于猎奇，近似语怪，且都失之简略。
二、它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十二世纪南海、南亚、西亚、东亚、北非等地古国史的可贵资料。宋代沿海外贸，远比前代发达。唐代雕设互市监，“掌蕃商交易之事”，而市舶稀少。
除上述两方面外，本书所述，有涉及今海南省及广东省若干地方者，亦不乏可稽考之史料价值。另在生物学、民俗学、民族史、手工业史等方面，也都有可供研究之内容。这里不再一一观缕。

唐代玄奘法师(602～664)是我国著名的僧人、旅行家、学者、翻译家，曾西行印度求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法师的一生。
《释迦方志》二卷是道宣著作之一，意为释迦牟尼佛居住国(五印度)之地志。与法显的《佛国记》命名相仿。

作者将朝鲜燕行使置于整个东亚国际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考察。除了明清王朝与朝鲜的关系之外，还将其与琉球、日本乃至越南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全书分为“十六七世纪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十八九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进行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与“燕行录与使朝鲜录”三部分。书中充分运用明清王朝乃至朝鲜和越南王朝的实录、政书、文集、旅行日记以及方志等方面的史料，为读者生动地勾画了一幅幅近代以前东亚国际关系，即东亚国家之间外交交涉和文人之间交往的图画。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验收结果为优秀。本书所谓“交聘”包括各个国家、民族或其它政治实体之间的交往三个层次，即中国中央王朝与外国、边族或其它政治实体的和平友好交往，与其对立面——战争共同构成国家对外部关系的两手。汉代形成并确立起一整套“交聘”体制，成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日后诸王朝所取法，这种体制在其后的帝制时代延续演变，直至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之际方为传入之近代欧美政治制度所取代。“交聘”为中国历史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为东亚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为东亚和世界诸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形成起了积极作用。“交聘”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其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汉代交聘体制的著作，本书弥补了这一不足。本书在学术界首次构建了汉代“交聘”体制研究框架，而这与历史上汉代的相关制度又相契合，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汉代的交聘情形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或突破。

本论文集为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汇报研究项目《古代维吾尔诗歌的语文学研究》的研究成果，为潜心研究20世纪初开始在吐鲁番、敦煌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各种语言文字文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平台，探讨写本中反映的语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及文化学等方面的热门论题。本论文集作者即为参会的数十名学界著名的中外学者。按照研究专题，论文集分为吐火罗语研究、伊朗语研究、汉文文献研究、回鹘文研究、考古与宗教研究、近代西域与中亚研究等六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