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本论文集，涉及星学、医学、翻译、文学等。
序
“序”放在书的最前面，却通常是最后才动笔写的。这个序也不例外。
这本集子，共收旧文十二篇，有些前后相隔竟有二十年之久。但话题却始终一贯，就是文化的空间延展与衍变。隋炀帝的《泛龙舟》，后来摇身变成了佛曲，出现在日本室町时代的涅槃会上；或者波斯人的水星神，竟然闯进了道教徒的永乐宫，化身为壁画上的辰星，这样离奇的情节，当中都有一段曲折多姿的文化流动史。某些文化因子，随着移民、商旅、军团与游方僧众等等，翻山越岭，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天地、新土壤，依样开花结果，却又不免“踰淮而枳”，或者说是“归化”，最终是让人再也瞧不出来自己本来是流落他乡的“客”。
搜集铨次，把十二篇都重头读了一次。第一个印象是，“全球一体化”这么一门摩登的东西，说不定在中世纪本来就可以拿来谈谈的。 这里谈论“星学”的几篇，展现出中国唐元之间的星命文化，实际上也流行于整个欧亚大陆。无论是杭州城里卖杏花的小巷，或者是Abbasid王朝巴格达的市街，或者西班牙Alfonso王的宫苑，只要你是学“仰观”的星士，你都不免要谈一点“身宫”、“命宫”、“疾厄宫”等等的运命十二宫，留心着福曜木与恶曜土在黄道十二宫上的进出，由此而为帝皇﹑公侯﹑诗人﹑妓女等等众生，推算出本来是无常的祸福。打开几本中世纪的星占书，从太平洋的此岸到大西洋的彼岸， “浮海八万里”，大家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星神信仰，试看︰
1. (十世纪)《秤星灵台秘要经》︰
禳火
使赤油麻七粒、赤稻五粒、赤小豆三粒、赤驴尾七茎，赤钢屑少许，以绯袋子盛，绯线子系在臂上，大吉。
禳土法
取黑油麻七粒、黑豆七粒，以皂绫袋子盛之，用皂索子系在臂上，能除一切鬼魅邪魔。…宜以犁具铧铁铸作一土星真形。…亦得以随年果子供养，黑色者大妙。
禳木法
取白猪毛七茎以白袋盛，系在臂上，…又以白银一两铸作真形供养。
2. (十一世纪)Al-Biruni,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Saturn … Jet-black
Jupiter … White mixed with yellow and brown, shining, glittering
Mars … Dark red
Saturn … Litharge, iron
Jupiter … Tin, white lead
Mars … Iron and copper
[意译︰ 土星 … 漆黑色
木星 … 白色，渗混了黄褐色，色彩亮泽
火星 … 暗红色
土星 … 铅，铁
木星 … 锡，白铅
火星 … 铁，铜]
3. (十三世纪)Picatrix:
Saturn en effet,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fer …; parmi les pierres … qui est noir et brillant.
Jupiter,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plomb; parmi les pierres précieuses, les blanches et les jaunes.
Parmi les métaux, Mars possède le bronze rouge, … parmi les pierres, … toutes les pierres rouge et mouchetées.
[意译︰金属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铁，…；宝石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黑亮的。
金属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铅，…；宝石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白色和紫色。
金属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铜，…，宝石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色和花斑的。]
这样三条简单的资料，就已经展示出来，从中国一直到西班牙Alfonso的王廷，单是看星神配属什么颜色与金属，就几乎是东西方完全一致了。这部集子里谈星学的几篇，还举出其他中外之“同”。我们要是由此而谈一下中世纪的“全球一体化”，似乎也不算是“满纸荒唐言”的。文化交流，靠着远航的巨帆，或着伶俜的骆驼商队，似乎是有过深远的影响。
重读这十二篇，我的第二个印象却是要把第一个印象稍为修正一下。文化交流并不因为有了地域交通的条件就必然成功。中古时期开始，文化尽管能在地域上广泛地游动延伸，但不一定就能在异地得到新族群的认受与吸纳。这部集子有几篇谈到医术传播的，反映出来的事实，似乎都是文化传播的滞碍，以致最终失败。西医学东传，应该是很早就发生的事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册，就引述过一个应当发生在唐代的故事，涉及有名的伊斯兰医家al-Razi(卒于公元925 年)︰
拉兹(al-Razi)谈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我，他留在城里(可能是巴格达)一年，五个月内就学会了讲写阿拉伯语，还说得很流利，写得挺漂亮。后来他要回国，回去前的一个月左右，到来跟我说︰‘我回去之前，倒是想有人把盖伦(Galen)的十六册医书都给我念出来，让我默写带回去。’ 我告诉他，仅余才一个月，连抄写它小部分的时间也不够呢。他就说︰‘我央求你，就把你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念给我听。我默写的速度，是要比你念出来还要快。’ 于是我就连同一个学生，轮流用最快的速度把盖伦的书朗读出来，而他的确写得比我们还要快。我们当初是不敢相信他能默写得一字不误的，但后来核对一下，他竟然写得原原本本，毫无错漏呢。”
Al-Razi这个故事，本来是记载于al-Nadim(卒于公元995年)的《学术指南》(Fihrist al-‘ulum)(成书于公元988年)，就算它只是传闻，但唐代的中国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而认识到希腊Galen的医学，应该是极可能的事情。由唐代以至晚明，西医学数度东传，这部集子的其中三篇，就是谈及一些东传的细节。但西医对于中国本身极其强固的医药文化，似乎是没有影响，与西来的星命文化相比，星命之学竟然能落地生根，其成功绝非西医学之比。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死生祸福攸关的事情，何厚此而薄彼？<汤若望与《主制群征》的翻译>一篇，是想从翻译的角度查考一下。道理是很显浅的，翻译做不好，文化传播就不容易成功。但似乎这只是问题的片面。中医文化的独特性也可能有点关系。谈“脑筋”和”胰腺”的两篇，当初的设想就是要探讨一下中医学的强固性格。试想，阴阳五行思想本来在传统文化中是无所不在的，到了二十世纪，却已经从各个学术领域中隐退下来。就只有在中医学，始终捍守着一个强固的壁垒。中医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它的独特性与强韧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关于“文化定位”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文化之间怎么样定位，孰高孰下，孰主孰从，对于文化交流的流向，当然是有所影响。中国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外国人进入了我们国境，就叫做“观光上国”，上下大小的分别很清楚。文化流向主要是由上向下，由大至小，所以“汉化”这个词，基本上是能表示出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以至西北的高昌、西夏诸国的文化交流势态。但“定位”除了“高下”，还有“距离”这样一个维度。“距离”是比喻性的说法。对方的文化和自己的很相似，我们就说双方很接近，反之(不相似)就说差距很远。究竟“他者”是咫尺之近，还是千万里之遥，这往往是一个国族处于某个历史环境的心理势态问题。明末的天主教士如利玛窦等，基本上是强调天儒合一，于是天主教与儒教就变得既相似又相近，能一拍即合。但到了十九世纪，新教徒却是颇为一致地认为孔教有别于基督教，这个“有别”，当然就是“差得远”、“及不上”。十七世纪的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 )，他写过《天儒印》一书，谈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语云︰“吾主圣训曾有是语，此即爱人如己之大旨也。” 所谓“吾主圣训”，就是玛窦福音里的“金律”(The 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that they should do unto you.”(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利安当的按语，等于说孔子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天儒同理，再用他的徒弟尚佑卿的话说，就是“大主(按︰ 即天主)其授印者乎，宣圣其承印者乎！” 但到了十九世纪，以翻译儒家经典而驰名中外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却说︰
When a comparison, however, is drawn between it and the rule laid down by Christ, it is proper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form of the latter. (p. 109)
The Golden rule of the Gospel is higher than both. (p. 177)
[意译︰拿《论语》的话和基督的训言相比，我们应该留心，基督的圣训是正面的。…它比《论语》和《中庸》 (指《论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都高尚得多。]
理雅各的结论是“How far short Confucius came of the standard of Christian benevolence！”(基督仁爱的高度，孔子是远远及不上！)(p. 110)
基督新教、旧教，尽管在神学上不尽相同，但谈到基督伦理之教，还是很相若的，但明末的天主教士认为能“合儒”，清末的新教徒就认为是“远非彼所能及”，当中涉及的应该就是文化定位的心理势态。理雅各心目中的西方，如日方中，目之所视，无非是日不没的殖民帝国，它是不轻易在文化上认为晚清中国能与自己等量齐观的。我们探讨明末与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翻译策略，这种中西文化上的距离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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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距离感”，使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亚当的肚脐眼。亚当是否有肚脐眼，这是西洋神学与画学的大话题。谈论了数百年，纷纷扬扬，连拿过诺贝尔奖的 Stephen Jay Gould也拿它做文章。 一般人认为亚当既非母胎所出，理应是没有肚脐眼的。但君不见，Michaelangelo给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绘画出举世闻名的天人图，亚当不也是有个肚脐眼的么？我见过的西洋画，不论是Masacio、Michaelangelo，还是后来的 Rubens、Savery等等，一律都给亚当画个肚脐眼，要不就拿一块树叶遮去肚脐眼的地方。似乎是没脐眼的原祖父母，大家都不忍看的。试想，把一对没脐眼的男女认作自己的老祖，心里不是会怪怪的吗？
这就是距离感的问题。“父母”要是有个没脐眼的躯体，始终是“匪我族类”，自然就说不上是“父母”，心理上的距离，何只十万八千里？所以画亚当就不得不让他长个肚脐眼，或者画块树叶遮去，似有还无，让这个天造的原人，向我们这一众母生的凡夫俗子“靠拢”、“归化”，如此这般，他才堪称为原祖。
文化交流中的“归化”现象，大概也有点像亚当的肚脐眼，心理偏向压倒理性认知，不得不把“异文化”改塑成自己所熟知惯见的模型。这并不是理性认知有所不足，就正如大家都知道亚当理应没肚脐眼一样，却还是给他画上一个才心里舒服。这里收录的好几篇文章，谈到Ptolemy星学换了头面，以干支的形态出现于民间习用的通书之内，又或者西洋人发现的Pancreas(胰)，归化成为中医五脏的脾，又或者两个裸男的双子宫(Gemini)变成了我们中国的男女宫，似乎都属于“亚当的肚脐眼”这一类的文化现象。“他者”向“我”这一方归化投诚，中外皆然，常情矣。
以上拉杂谈一点读后感。是为序。
丁亥年除夕于港大

《渡海方程辑注（繁体版）》辑录的汉文古籍至1912年前止。所录古籍内容均加标点。凡原著或旧编者的注文用（）表示；本次编辑新加的标注用[]表示。针路往来国家、地区的名称均用古代的称谓或自然地理名称，不涉及现代国家的疆域。上编针路主要地名集中注释，以拼音为序，附于该编之后。对全书所辑内容中有关的专业词汇、历史人事及文字校勘等，以脚注的形式作必要解释。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西域通史》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弁言
本書所收錄的是筆者一九七八年以來關於中古時期西域史地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蒙師友不棄，现又刊出獻給讀者。其他一些涉及中古于闐史地和近代中國邊疆與文化交流的篇章將另行结集出版。值此刊印之際，謹向讀者作兩點說明。
多年以來，筆者感到西域的歷史和文化内涵之豐富，值得人們像法國年鑑學派費爾南·勃勞戴爾《Fernan Braudel》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進行一番架構，進行綜合研究。當然，研究西域的困難遠在研究地中海區域之上。可是，西域具有的魅力舆地中海區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匯聚和交流方面。舉世對陸地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筆者久留意於此，所撰諸文雖然局限於一時、一地、一事，但心目中無時或忘西域的時空間架和文化匯聚的背景，力圖通過一時、一地、一事的叙述說明較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面貌，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多棱面可供研究。
研究西域史地和文化交流，利用當地文字資料與考古文物和利用漢文文獻同樣重要。由於種種原因，當地出土文獻和考古文物資料大多近年始被人們利用，特别是許多西域古文字文獻晚近始經西方學者系统刊佈和解讀考释。在這方面，筆者不無遺憾地告知讀者，限於當時的條件，在寫作遇程中，某些敦煌和西域出土史料未抉出，個别海外發表的重要論文未寓目，阿拉伯等文獻的徵引不盡合乎學術標準，中文俄文的考古文物資料未利用充分。集中諸文，敬請讀者視為筆者努力利用多種史料的一種嘗試。
多年來，我深深感激恩師鄧廣銘先生、季羡林先生的栽培和提攜。我也非常感謝王小甫，榮新江兩位弟子，他們青出於藍勝於藍，實際是我的學友。他們對集中諸文多有所訂正補充，使我享受到了學友之間切磋琢磨之樂。當此學術出版困難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推動祖國學術的發展而作出許多可貴的努力，承蒙也將此集出版，謹在此深表謝忱並致崇高的敬意。
張廣達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巴黎
目錄
弁言 (1)
碎葉城今地考 (1)
唆里迷考 (31)
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彙》與見於此書的圓形地圖 (57)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 (83)
唐減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势 (113)
吐蕃飛鳥使舆吐蕃驛傳制度――兼論敦煌行人部落 (175)
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 (189)
有關西州回鵲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 (217)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249)
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281)
九世紀初吐蕃的《勅頒翻譯名義集三種》――bkas bcad rnam pa gsum (311)
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區的般次和使次 (335)
蒙元時期大汗的斡耳朵 (347)
古代歐亞的内陸交通――兼論山脈、沙漠、绿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373)
伊本·胡爾達兹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393)
海舶來天方 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繫的回顧 (417)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

本书通过横向比较蒙古帝国在东、西亚所留存下的史料记载，尝试对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三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视野。本书按主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共六章，聚焦于讨论蒙古政治制度中的欧亚传统因素，及其在不同汗国中所发生的地方化进程。下编则试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横向考察蒙古统治下亚洲东西部分之间的人员、物质、知识的接触与交流。

中国藏于欧洲的最重要的汉籍文献有两批:一批是敦煌文献，另一批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而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数量最 多、底本最好、品种最全，内容涵盖清初顺康雍乾四朝和罗马接触的历史文献，明末清初传教士介绍西方科学、宗教、文化、历史的著述，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的具 体历史文献，中国明清皇帝、官吏同传教士接触的历史文献，中国士大夫对天主教接受、理解的文献，清初传教士在中国民间活动记载的文献等。30%左右为手 稿、抄本，70%左右为明清两代的刻本和重刻本，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欧洲汉学史、中国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梵蒂冈图书馆、罗马智慧大学孔子学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大象出版社几方联手，精心遴选、复制这批 文献，整理、汇编为《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分辑依次影印出版。第一辑45册，辑录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总计153种，近日即将由 大象出版社出版。第二辑，第三辑也将陆续出版，全部出版后成书300余册。该丛刊所辑录文献不仅基本覆盖已经出版的各类相同主体的各类丛书，而且包括一大 批从未公布的珍贵的刻本、稿本、抄本、地图、星图、画本、双语稿本辞典，堪称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在域外汉籍与海外中国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一项重大 进展、我国人文学术界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学术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该丛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任大援教授，罗马智慧大学马西尼教授，梵蒂冈图书馆副馆长Piazzoni博士共同主编，将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重要学术成果出版。

尼霍夫(1618-1672),旅行家:《荷使初访中国记》是一部早期中、荷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本文收录卓鸿泽以英、汉两种语言写成的关于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论文20篇，如《汉初方士所录古印度语》、《塞种源流及李唐氏族问题与老子之瓜葛：汉文佛教文献所见中、北亚胡族族姓疑案》、《羯胡、契胡、稽胡之若干基本问题》等，涉及梵汉、汉藏、鲜卑语、契丹文、回鹘语、满文等多种文字的比较研究。

顾名思义，即研究摩尼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在目前出版界颇着意于“时效”的风气下，来谈这 本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本书借用曹操《观沧海》为书名，探讨大航海时代西方天主教、中东穆斯林和明王朝的冲突与交流。例如：葡萄牙人首航中国的登陆地——屯门岛于今何处？16世纪全球贸易的中心——双屿（Liampo）究竟在什么地方？景德镇外销瓷通过什么途径运往欧洲，并对16－17世纪欧洲文明产生过什么影响？当然，本书并非仅限于考古学，而是以考古学为依据，在艺术、文学、科学等领域全面探讨大航海时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主要收入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内陆欧亚诸方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同时选择了部分国际欧亚学的经典名著，涉及区内众多民族、多种文化类别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内容及其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构建上独显欧亚视野的优势和特色。
该套丛书的出版宗旨是：使读者能够在欧亚这一视野下系统、全面地品读历史，审视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推动我国的民族史、宗教史、边疆史、断代史乃至中华文化传统等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进步。
系统出版这些成果，对于指导我们国家的发展实践和构建稳定的发展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其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的民族史、宗教史、边疆史、各断代史乃至中华文化传统等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也将意义深远。
本书是“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中的一种。该书是一本关于巴克特里亚文的语言和语法书。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根据近五年内发现的一大批手稿作为可以用于巴克特里亚文研究的全文材料：以草书形式书写在皮革、羊皮纸、织物、桦树皮或木简上面的巴克特里亚语文书，完成了本书，希望尽可能完整地出版目前收集的文本。由于目前既无巴克特里亚语的教材没有专门词典，这部书成为研读此种语言的唯一资料。

黄时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他的专著有《东西交流论谭(第二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等近30部。 本画册收录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画报》刊登的百余幅关于中国印象素描，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图像，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状。

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美术学、文艺学、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众多学科，是各个学科史追根溯源必须涉及到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海录校释》对清代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进行了标点、版本汇校及地名风俗考证。《海录》的口述者谢清高曾在清朝初年随西洋商船游历世界各地，成为清代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之一，并将西方文明的信息传播到中国。《海录校释》以《海录》多种注本为主，进行校释和考证，博采众长，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编译和校注的《阿拉伯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是研究八——十八世纪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的一部名著。
这部著作分为两卷；第一卷为两章，包括丰富的文南译文和必要的注释，第二卷为第三章，首先提到的是有关阿拉伯人对地球形状的观念、地球上的区域分布及气候情况、阿拉伯人的地图绘制以及他们把印度洋分为七个海的依据等；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已得到解决或解决地于问题新方法的附录；另外一些有关方位已定的城市和地区等各种情况梗概的附录。

《岭外代答》是周去非惟一传世的著作，是他仕于广西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成果。周去非的这部书，也确实内容丰富，具有多重史料价值，堪称不朽之作。这只要考察一下在下述两方面的意义，就可以充分肯定。
一、它是广西地方史中内容全面而时代较早的重要文献。广西在历史上开发较迟，民族较多，风俗特殊，加以地带不同，气候物产有异，中原人颇不熟悉，遂目之为奇异之乡。秦汉以降，到过广西的北方人，间有著作传世，但多出于猎奇，近似语怪，且都失之简略。
二、它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十二世纪南海、南亚、西亚、东亚、北非等地古国史的可贵资料。宋代沿海外贸，远比前代发达。唐代雕设互市监，“掌蕃商交易之事”，而市舶稀少。
除上述两方面外，本书所述，有涉及今海南省及广东省若干地方者，亦不乏可稽考之史料价值。另在生物学、民俗学、民族史、手工业史等方面，也都有可供研究之内容。这里不再一一观缕。

宿白编著的《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按我国汉族历史的朝代顺序讲，，商周（一）、战国（二），各占一题，两汉魏晋原连在一题（三，分上下），现分为（三）、（四），东晋南北朝（五）占一题，隋唐五代（六）和宋元（七）各占一题。每个题目，先讲一点该时期的有关历史背景，然后据已知的情况列若干子目再讲具体的内容和问题。另外，前面说了要讲一点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汉文古文献，作为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