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的这些案例，主要由作者带领的乡建团队和科研团队，在亲自参与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乡村建设实践和调研中整理形成。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折射出中国朝向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转型就体现在基层农村的干部群众和下乡青年人的努力奋斗之中，与之有关的宏观政策演变前后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从1999年中国主要决策者提出以人为本，到2005年新农村建设，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再到2013年确立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2017年强调乡村振兴，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传承复兴的整体努力。

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村。1997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村治书系”，计10部著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面研究乡村治理。进入新世纪，有关成果陆续问世。为此，我们准备以“乡村治理书系”将这些成果统合起来，并奉献给社会。这套书延续了“村治书系”重实证研究的风格，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由此也可以反映我们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

“最后一公里”既是作者田野治学理念与方法的体现，同时也是作者研究的一个重要乡村治理现象。作者长期从事乡村文化和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本书是作者及其所带领的学术团队经年累月、身体力行深入中国乡村地区，进行驻村实地调研与考察的学术总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及总结性成果。
文本介绍了诸如村庄类型与区域分布，乡村生活秩序构建等农村社会的诸多根本及基础性的问题。对于农村的家庭规模和财产，农村婚姻与家庭，不同地域的养老、低保和扶贫的现状，农民收入与农村社会分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详尽的探讨与论述。
本书展示的是三千年巨变背景下，恢弘而又纤毫毕现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乡村人文景观。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一版时，他刚因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与被农村基层的草根试验所证伪的那些主张不同的观点而遭到体制内“拆庙赶和尚”的尴尬境遇于是他说：写此书乃“立此存照”，读此书需“细看注脚”。《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二版时，虽然他从本土实践中提出的“二农问题”已经被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发起并推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也已经家喻户晓；但他却再次遭遇尴尬于是他说：改此书乃“以正视听”，读此书则“斑全豹”。

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