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讲述了: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果说人类在20世纪的现代文明成就超越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成果，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叠加了所有时代的恶果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一切都缘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明，亦即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及价值认识的欠缺，这就是终极的文化问题或哲学问题。而文化人类学正是研究这类终极问题的基础学科，它旨在描述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揭示文化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文化间的异同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及相互渗透等。这种研究途径，无疑为深入解剖人类本身、向人类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provides vivid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s of particular, local Christianities as they are experienced by different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ibutors, all anthropologists, rethink the vex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Christianity. As Fenella Cannell contends in her powerful introduction, Christianity is the critical 'repressed' of anthropology. To a great extent, anthropology first defined itself as a rational, empirically-based enterpris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ology. The theology it repudiated was, for the most part, Christian.Cannell asserts that anthropological theory carries within it ideas profoundly shaped by this rejection. Because of this, anthropology has been less successful in considering Christianity as an ethnographic object than it has in considering other religions. This collection is designed to advance a more subtle and less self-limiting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ristianity. The contributors examine the contours of Christianity among groups including Catholics in India, the Philippines, and Bolivia as well as Seventh Day Adventists in Madagascar; the Swedish branch of Word of Life, a charismatic church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Protestants in Amazonia, Melanesia, and Indonesia.Highlighting the wide variation in what it means to be Christian, the contributors reveal vastly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valuations of conversion, orthodoxy, the published scriptures, the inspired word, ritual, gifts, and the concept of heaven. In the process they bring to light how local Christian practices and beliefs are affected by encounters with 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 by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and by the proximity of other religions and belief systems. Together the contributors show that it not sufficient for anthropologists to assume that they know in advance what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is; each local variation must be encountered on its own terms.

Throughout its entire history, the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has been perceived as undermining, or even discrediting, Christian faith. Many of its most prominent theorists have been agnostics who assumed that ethnographic findings and theories had discredited religious beliefs. E. B. Tylor, the founder of the discipline in Britain, lost his faith through studying anthropology. James Frazer saw the material that he presented in his highly influential work, The Golden Bough, as demonstrating that Christian thought was based on the erroneous thought patterns of "savages." On the other hand, some of the most eminent anthropologists have been Christians, including E. E. Evans-Pritchard, Mary Douglas, Victor Turner, and Edith Turner. Moreover, they openly presented articulate reasons for how their religious convictions cohered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work.
Despite being a major site of friction between faith and modern thou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Christianity has never before been the subject of a book-length study. In this groundbreaking work, Timothy Larsen examines the point where doubt and faith collide with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evidence.

"He who know one, knows none." ( 只知其一，等於一無所知)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年用中文發表的14篇論文，旨在將宗教置於論述、跨境、記憶和事件之中考察其與權力、近代之關係，注重歷史重構過程中的敘事。

First published in 1890, The Golden Bough is a seminal work of modern anthropology. A classic study of the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 of mankind that tra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nfluence of thought from magic and ritual to modern scientific theory, it has been a source of great influence upon
such diverse writers as T.S. Eliot, Wyndham Lewis, and D.H. Lawrence. This edition restores many of the controversial passages expurgated in the 1922 edition that elucidate Frazer's bolder theories, and sets th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valuable introduction and notes.

文字，迁徙，纪元，典籍，宗谱，仪式，人常，土地，歌谣，占卜，艺术，故事。。。由此看到的一个民族

音乐在社会功能的参照派生自它的社会环境。音乐的社会事实可能对于社会现实和其他的音乐事实起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分别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和社会艺术的方面。前者对于不同时期和地方的音乐活动影响最大，后者依靠更自由的艺术的方面。前者对于不同时期和地方的音乐活动影响最大，后者依靠更自由的环境的作用，它能够超越时代的空间。然而，尽管一些特别的地球上的社会确定以决定性的方式了影响了音乐的社会功能的演变和转化，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每一个地球上的社会创造了全部的它必须或它可能必须去满足的社会生活艺术需求的所有音乐艺术（所有的作品）。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的制约，它能根据社会内具体需要自动地产生音乐艺术的结果。只存在一种社会制约作用，其允许音乐活动在社会中表现和去实现，按照社会功能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的可能，通过对环境的“刺激”的回应或支持。然而它仍然总是被看作这些反应的将会形成的特征和品质的东西（特别在纯粹艺术的层次上）。
作为对于专门的社会功能的需要的反应，许多音乐作品获得了特征，在它们纯艺术品质上，这些品质更多地与那些社会功能相对应。以一般的方式，在它们形成和转化中，音乐的社会功能将制约音乐的表现。我们可以特别地观察到这一点，在不同的音乐体裁和各种音乐产品甚至在个别的作品中；从劳动音乐或“巫术”音乐到物质的和军事音乐，从为舞蹈、为娱乐或为音乐会的音乐到为宗教目的的音乐。

本书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11FMZ002）。该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来源、演变进程、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特征，从历史来源和现存文化等方面比较了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乌裕尔河流域柯尔克孜族群的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者坚持田野调查方法，搜集了第一手资料，理论前提科学、逻辑严谨、资料翔实、引证规范。

在现今这个多元世界中，学习文化人类学能让所有学生洞悉、探索我们置身其中的千差万别的世界。本书将人类学家的思考方式归结为11个问题，每章都以作者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亲身经历开篇，并在文中进行详细剖析，生动地讲述了人类学的主要内容，有助于学生较快地掌握人类学研究人类行为和观念的 方法，学会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这本激动人心的新书引出了文化人类学思考方式的核心方式，并通过十一个问题让它们浅显易懂，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这些问题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每个简短章节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并附有练习和课堂演示，是一本上佳的人类学通识教科书。

导语
岳永逸著的《忧郁的民俗学》结合民俗学学科特征、历史、发展现状，对“忧郁的民俗学”这则小品中身患抑郁症的母亲病因进行了探析，描述了西南山区一个偏僻小山村的乡风民俗，也不乏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与此同时，它又跳出了个体的束缚，提出很多关涉人存在的基本意义的话题，以此激发读者对当下生活世界的反思
内容提要
在岳永逸著的《忧郁的民俗学》中举目四望，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交叠缠绕，细细品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环绕着土地，也环绕着民俗，一起描绘着这个急速奔走的时代。
编辑推荐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的起点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小我的礼敬。本书就是基于这一视角的一组具有可读性、思想性的民俗小品。结合民俗学学科特征、历史、发展现状，“忧郁的民俗学”这则小品对身患抑郁症的母亲病因进行了探析，描述了西南山区一个偏僻小山村的乡风民俗，也不乏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与此同时，它又跳出了个体的束缚，提出很多关涉人存在的基本意义的话题，以此激发读者对当下生活世界的反思。由此生发，其他数则或关注旧京的人力车夫、或关注周作人、北岛这样的新老作家、诗人，或关注因应都市生活方式而热闹红火的快餐艺术与新生的歌谣、韵语等口头文学，或是瞩目于年味越来越淡的春节。纵横穿插的书写，使得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苦力的生计、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如一幕幕移步换形的风景，也如一曲高低起伏的变奏曲，发人深省。

在这本论集中中，作者引导读者遨游于神话与政治之间。他描绘了一个积极介入社会的学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反这本书看成一部思想传记——看出非现实的神话与非常现实的政治是如何在一个法国知识分子身上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宗教伦理与政治与政治理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促使作者不断地思索抵抗运动，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20世纪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重大问题。
这本书集涉及多个主题：古希腊以及当今社会的信仰与理性，作为科学对象的宗教；悲剧的现实性；古代人心中的不朽观；希腊诸神的生命；神学；当然，还有对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再认识和反思。

本书以极为丰富详实的田野资料为底，运用科学的人类学调查方法，为我们描摹辨析澳门博彩业的方方面面——中外“赌戏”的规则玩法，全球资本的竞相争夺，帮会社团的纷争，政府的监管和控赌，赌场周围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及由此呈现的独特社会面相与文化。
围绕赌场的百态人生，本书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探究化茧为蝶的瞬间紧张与社会、日常的结构嬗变。百家乐、21点、轮盘、牌九，方寸赌台；沓码仔、赌客、荷官、妓女，众生面相。说不尽的赌场，说不尽的故事。有人四面光鲜，一掷千金，但还有更多的人依附着博彩业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等待着蝶变。蝶变象征着变迁与过渡，同时也意味着不稳定与风险。或破茧成蝶，或殒命其中，就像在赌台上，结局难以预测。

本书为“思想与社会研究系列”之一，对自杀行为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古典德性的极限追求、上帝面前的神性和罪性、现代自杀问题的诞生等三个部分。本书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的历史或思想史的梳理。近些年来，对西方自杀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将欧美学界的这些成果介绍到中国来，也不是全面勾画出自杀思考的哲学史。就本书叙述的时段而言，很多惊心动魂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场。本书所触及的时段，有很多自杀问题相关的人与事，作者也并未谈及。这本书所要做的，是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这三个时段，看其中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由此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

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五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余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他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法学文献、外国的史料，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作者陈述了一种意见：对于英格兰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误读，并由此而影响了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理解，也影响了关于工业化前提的当前理论。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题性的神话母题索引类工具书。编者借鉴国际通行的汤姆森母题索引的编排结构及大林太良神话分类法，利用以往对中国神话的梳理和搜集成果，对中国广大地区和多民族中流传的神话里反复出现的主要母题进行抽绎和编排，为普通读者及中外学者认识和研究中国神话提供了一个实用而便捷的分类体系，有利于深化神话的本体研究，也为中国以及世界的神话母题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是一个民族学资源十分丰富且有民族志传统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有关民族志的撰述。这些文献资料所提示的内涵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民族现象启迪颇多，对当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一书，依据中国汉族、少数民族以及域外有关历史文献，从多维角度对族际认知问题进行研讨，以求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深入阐发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髓，从而揭示出各语种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状况与相互认知，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无裨益。
目录：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古代民族志文献中的百夷及其先民
历史记忆与壮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尧舜与炎黄的传说
汉赵国胡与屠各异同考——中古文献中族群认同一例
两晋文献中的胡汉族际认知
宋使所见契丹人的生活——以行程录和使辽诗为中心
关于《元朝秘史》中的“马阿里黑伯牙兀歹”
13世纪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及其行记
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涵化与认同——以穆斯林文献为基础
从《徐霞客游记》看西南民族社会
明末清初华北民问宗教的民族观析论——以《冬明历》为中心
从文献记载看农业垦殖在漠南蒙古族生活方式
变迁中的作用
族际文化认知的两种路径：“客位”与“主位”视角——对《卫藏通志》与《德西德里西藏行记》中
有关藏族天葬习俗记述的比较研究
旧西藏：西方的记录与失忆的想象
中国民族思想史上的他者意识及其变化

作为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的齐头比肩者，埃米尔•涂尔干同样被誉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本书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仅是一篇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论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无需赘述的。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

作为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的齐头比肩者，埃米尔•涂尔干同样被誉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本书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仅是一篇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论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无需赘述的。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