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力求全面反映目前体质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若干前沿课题、热点课题的进展情况。全书共分为绪论和人体解剖学纲要、人体骨骼测量纲要、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发展、人类的种族等六篇。在朱泓编著的同名教材的基础上增补有关我国古人类学、古人种学近年来的新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对该问题的一些新的理论构架作出客观的评述。《体质人类学》适合高校考古学、博物馆学专业教学使用，也是考古工作者、人类学研究者的最新参考书。

“普林斯顿科学文库”之一。本书由现代灵长类学的奠基人内皮尔于1980年著成，作者于1987年去世后由塔特尔教授加以修订，收入“普林斯顿科学文库”。本书的译者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的高足陈淳。该书经诸位名家之手，堪称上乘。虽说出自专家，但内容却非常奇特精彩、引人入胜。全书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手的解剖、功能、演化以及工具的使用和制造、手性、手势和指纹等手的方方面面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给人以知识和启迪。从中可以看出，手是人类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体现了人类的某种本质。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文笔生动流畅，融科学性，理论性，知识性及可读性于一体，既可供专业人士参阅，同时亦便于社会公众欣赏。

本书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以及详实的文献资料（包括作者的田野笔记、俄文档案，中俄英三种文字专著与论文）为基础，以俄罗斯中央黑土区几个村庄的社会生活作为叙述主线，在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野下，展示了俄罗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与社会重建的历史风貌，诠释了“俄罗斯心灵”这一核心概念的社会实践性和文化再生产意义。本书不啻为我国俄罗斯研究中的一次开创性的探索与尝试。

天上下雨地上滑，
各人摔倒各人爬。
亲戚朋友扶一把，
酒换酒来茶换茶。
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得主 文化人类学教授 阎云翔 成名之作
生育、婚礼、拜寿、丧礼；定情、求助、付酬、拍马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逃不开礼物交换。
从每个家庭都有的“礼单”出发，
一路洞察“人情”与“面子”，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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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根据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专著，主要关注了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即礼物交换。作者在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生活了七年，并为撰写本书又两度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该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

刘复生编著的《西南史地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这里主要指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地区)，居住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看，除了云、贵、川、渝四省市外，与之山水相连的西藏、桂西、湘西、鄂西等地亦皆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彼此间的交往和流动密切。这就是说，治西南民族史，其范围应该以史实为根据，不应受云、贵、川、渝四省市的行政区划的限制。一部西南古代地方史，几乎任何时候都与“民族”分不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中国西南地方史就是一部地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史。

《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不是一般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导论书，而是以作者过去几十年的田野研究与人生经验为基础，对人类学这门外来知识所作的全面回顾与反省。因此，《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充满着一个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对这门学问的憧憬、热忱、执着、质疑与创造等心路历程，更满怀着对于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的未来之关怀与期盼。希望读者不仅能从此书了解人类学对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有趣而生动，却又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内涵，更能体会人类学特有的全人类社会文化的整体视野、被研究者及比较的观点、处处可见的反省与挑战已有理论知识及研究者已身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偏见之观照，而有所创新的反思性。因此这也是一本以人为出发点，综合人类学导论、人类学史、人类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田野研究经验与成果的综合著作。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的日记在1967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式人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岛考察期间，所记日记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于当地人的态度相去甚远、充满矛盾。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当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而且他还不断怀疑自己和工作的意义，并饱受情感、健康的困扰。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各种经历，作为一本从未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他的记录简单明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新几内亚土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普通人较为阴暗的一面和他对于个人人生、事业和感情的思考。
现在，这本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因为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的困惑与坚持，更将人类学家中的“人”回归到了其原原本本的含义，将人生的这种困惑与坚持扩大到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的层面上。

“神话”是文学的母题，又带有宗教民俗之色彩，非常复杂。本书以二十世纪主要神话理论家们的学术生涯、工作经历与文化背景为视角，展现当代“神话”概念与理论的制造过程，对二十世纪的几种神话理论做了非常激烈的历史性批判。但作者并未试图将这一术语完全从我们的理论或分析语言中清除出去，而是指出：我们能够、或许仍可以继续用“神话”这一概念来思考；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停止对这一概念的思索，必须明了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意向与语境，必须面对我们如何、是否，以及为何应当使用这一术语的问题。
本书曾获得美国宗教学会1989年年度图书奖，出版后引起了广泛讨论。

马林诺夫斯基是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是社会人类学的开创者，创立了英国文化人类学派，在人类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对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也有重要影响。
本书引述丰富的材料，包括书信、从未公开的日记和手稿等，生动地描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前半生，展现了一个真实、多面的马林诺夫斯基，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他为什么会走上人类学这条路、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大家的。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私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爱情还是亲情，自由还是服从，个体如何在转型社会中抉择？
美国亚洲学会中国研究列文森图书大奖获奖作品
阅读当代中国乡村的情感与道德世界，理解私人生活背后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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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基于此，作者反思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世界的发展与变迁，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巨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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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那里，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作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政治仪式的专著，本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本书探讨了潜藏在仪式的政治作用中的诸多普遍原则， 使用了古往今来、遍及全球的各种仪式资料，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带领读者遍览各种时空中的政治仪式，它们来自于阿兹特克、苏联、法国大革命、非洲殖民地、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得到了深入而趣味盎然的分析……这是一项针对跨学科读者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它向非人类学家显现出，民族志分析与政治理论相比亦大有其用武之地。
——《美国人类学家》
本书是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应成为所有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之作。
——《选择》（美国面向图书馆的最有影响力的期刊）
这是一本引人注目的力作，阐明了仪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政治生活的本质。该书语词洗练、文风优雅，谨推荐给普通读者、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
——查尔斯·席博曼（《某些人：美国的犹太人及其目前的生活》和《刑事暴力、刑事司法》的作者）

《论绅权》之后删除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从保长到乡约》两篇。

本书既很容易读，又很难读。同样，这一点，可能也就解释了这本书名满天下、但事实上又很少有人读懂的奇特命运。很容易读，是因为莫斯对具体事实情有独钟，而对抽象视若仇雠，其表述总是十分简单透彻，无半点斧凿之痕。要说很难读，那当然是因为本书涉及到极其多样的社会实践和异常丰富的民族志材料，读起来未免有点让人伤脑筋。
人类社会原本没有市场、买卖、互赠或易物贸易，那么，到底有什么呢？有的就是礼物。
图书其他信息

《"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以吴哥寺“翻搅乳海”主题造型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以主题所承载的神圣王权及神王关系作为研究内容，综合运用情境分析、文化记忆等多种理论及研究方法，对主题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寓意进行深入的考察。《"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从主题艺术的“形式特质”、“符号情境”和“现实隐喻”这三个层次展开研究，最终将其文化内涵总结为由“君权神授”和“神王一体”构成的神王理念。承载着这一理念的吴哥寺，在建筑功能上也相应地体现出“墓庙合一”的特色。《"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观点、理论及研究方法，可为吴哥寺其他主题艺术的研究提供线索，并为有意了解吴哥寺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对于以造型艺术为切入点的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罗杰·克里布创作的《游牧考古学--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田野调查(汉译学术名著)》一书，作为“考古学新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是20世纪后半叶方兴未艾的新考古学大潮中的代表作之一。克里布教授创造性地运用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对游牧遗址进行深入解读，为考古调查发现的游牧遗迹和遗物这一静态的现象进行动因的解释。他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民族考古学、数理分析及人口统计的方法，同时也指出单纯利用民族学材料进行类比而得出结论是不科学的。该书是 本按照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涉及游牧生活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自199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迄今已经再版重印12次，可见其在学术界中的地位和得到认可的程度。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考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对历史学研究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助益？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虽然并不是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而写,但无意中却给了我们相当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一个想了解什么是“考古学”以及考古学对史学研究有何助益的史学研究者而言,《考古学专题六讲》不失为最简要而又富启发性的一本小书。
增订本新增90年代后期，作者生前最重要的几篇学术著述，可以说代表其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考古学最有价值的观点。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