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不是一般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导论书，而是以作者过去几十年的田野研究与人生经验为基础，对人类学这门外来知识所作的全面回顾与反省。因此，《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充满着一个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对这门学问的憧憬、热忱、执着、质疑与创造等心路历程，更满怀着对于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的未来之关怀与期盼。希望读者不仅能从此书了解人类学对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有趣而生动，却又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内涵，更能体会人类学特有的全人类社会文化的整体视野、被研究者及比较的观点、处处可见的反省与挑战已有理论知识及研究者已身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偏见之观照，而有所创新的反思性。因此这也是一本以人为出发点，综合人类学导论、人类学史、人类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田野研究经验与成果的综合著作。

人们很少把古代民谣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来观照和研究。谈到古代民谣，人们不是把它和古代民歌联系起来，称之为古代歌谣；就是把它与古代谚语联系起来，称之为谣谚。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文章裹，研究歌谣而偏重于歌，研究谣谚而偏重于谚，似乎谣始终依附于歌、谚而存在，缺少应有的独立性。此外，民谣与俚语等概念也常常重叠。由于“谣”不仅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而且还是口头表现的一种方式，因此它和其它口头表现方式如歌、唱、讴、诵、噪等也常常混淆在一起，使我们难以判断一首作品是否民谣时产生疑惑。这些现象很值得探讨。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由安东尼·西格尔编著。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如下：
苏亚人的“歌唱”并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歌唱，因为在苏亚人语言中没有相等于我们的音乐和歌唱这样的词汇。所以苏亚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歌唱或从事音乐活动。那么，在我们听来他们的确是在歌唱的“歌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种“歌唱”对他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苏亚人的“歌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内在的，另一是外部的。内在的意义体现在“歌唱”对血缘、家庭的维系，对生产、生活、生存的作用，对视觉形象的表达，对宗教膜拜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歌唱”不是音乐活动而是语言传达，“歌唱”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对音程、音阶、音值、音节、音色、音响的规范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歌唱”，因为这是苏亚人的生命和生活。苏亚人“歌唱”的外部意义是象征性的，是一种部落的符号，是我与你的对比，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历史传承中牌坊式的东西，也类似于战争中号角式的作用，是一种社会化、政治化的意义。从现象上说，这种“内在”和“外部”的意义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质上它们是观念的产物。

本书是第一部现代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它描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群岛上的一种叫“库拉”的交换制度，以及与这一制度相关的当地土著社会的巫术、宗教、贸易及日常生活等方面。
这一研究是作者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期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马氏在本书中提出并实践的长期参与观察法后来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方法标志，具有开创性的深远影响。本书也因此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类学最经典的著作之一。

A remarkabl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as relevant today as it was in 1934, Ruth Benedict's groundbreaking study is the book that first brought the concept of "culture" to lay readers. In this fascinating work, Benedict compares the cultures of three peoples: the Kwakiutl of western Canada, the Zuni of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and the Dobuans of Melanesia. Featuring an introduction by Franz Boas, a preface by Margaret Mead, and a foreword by Mary Catherine Bateson, Patterns of Culture shows the importance culture has on everyday life.

所謂複雜或先進的社會，與被誤稱為原始或古代的社會，
兩者之間的距離遠較人們所認為的小得多。
本書為結構主義大師李維-史陀於一九八九年至二○○○年間，在義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所發表的十六篇專欄集結。與其他前作不同的是，李維-史陀以社會時事為出發點，探討當代議題、語言、文明演變及社會結構，相較《憂鬱的熱帶》、《野性的思維》、《結構人類學》、《神話學》等巨著，本書以報紙作為媒介的性質，使讀者更容易感受李維-史陀以神話結構進行社會剖析的特質，及其以古代和現代社會兩相對照呼應的銳利目光。
同時，本書的編排也呼應李維-史陀的論點，「古代社會能夠反應現代社會的特質，而近代社會也能說明古代（遠方照耀了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書中以李維-史陀於一九五二年發表的〈被處決的耶誕老人〉為開篇，透過文化轉移、歷史結構及形象融合，分析耶誕老人的意義遠非孩童的天真幻想，並陳述人類學家難以客觀剖析身處時代的困窘，「在民族學家自己的社會中，並非總是能夠有此機會去觀察一個儀式、甚至是一種崇拜，如此微妙的發展。」
因此，以時事為本的十六篇報章隨筆，成為李維-史陀「遠方照耀了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的實踐，我們可看到李維-史陀透過狂牛病、戴妃喪禮上史賓塞伯爵的演說、癌症起源、普桑畫作分析、割禮與人權爭議等主題，藉其結構思維，為讀者辨清當代社會。其中狂牛病及食人族同類相食的比照，更將視野拉至全球化之下，人類與食物、動物，甚至自然之間的關係。書中篇章，雖非刻意，但皆成為當代預言。

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分类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涂尔干和莫斯考察了人类所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在澳洲，在中国，图腾呈现了最原始的分类模式，而分类的几种原初形式又揭示了人类现今分类观念的集体之起源，社会之起源。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分析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动态理论模型。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