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禅宗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领域，在这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有从内在体验出发的探讨禅思想，有立足于后现在理论阐发禅思想，有从文献考据学研究禅宗，有对禅宗历史进行艺术演绎和意义发挥，但是作者与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也没有像通常那样把禅宗依照时间、宗派详细解释，而是首先依据各种文献梳理禅学发展脉络，把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总结出每一个阶段的特征。这样让人对于禅宗理解不再是几个宗派的简单认识，而是不同时期的禅宗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它具有何等的特征与形态。

《杂阿含经》五十卷，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443）求那跋陀罗译，系佛陀在世时为比丘、 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子、天女等开示四圣谛、八圣道、十二因缘的教授、教诫，为修禅者必习的法门。
佛陀涅檠后的三个月，大迦叶率领五百阿罗汉在耆阐崛出的毕钵罗窟举行结集，将佛陀近五十年所传播的教法重新梳理一遍，由大迦叶发问，阿难口诵佛陀一生的教法，其中便有《杂阿含经》，此后《杂阿含经》在印度各派中代代传承。
佛教传入中国后，适值大乘佛教兴起，因没有全面理解阿含经，隋唐时期将之判为小教，致使后来的佛教徒很少重视该经。近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对阿含经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其保存了原始佛教的风貌，最能体现佛陀出世的本怀。为了满足佛教学者和佛教徒的需要，我们以高丽藏为底本，参考近现代研究整理成果，重新整理出版。

◎藏传僧侣与法国哲学家，父子在喜玛拉雅山中关于佛教、哲学、生命意义及宇宙万物的心灵对谈
◎赖声川经典全译本，首度向大陆读者呈现
◎法国畅销30万册，台湾好评畅销再版40刷
“对未来的史学家而言，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佛教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接触。”
生物学博士马修·理查德生于1946年，跟随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导师从事分子生物学最尖端研究，然而，正在人生充满各种辉煌可能性的时候，他却突然远赴喜玛拉雅山麓，跟随藏传佛教老师，探求古老的东方智慧。20年后，1996年5月，他的父亲，法兰西学院院士、哲学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来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一个叫哈提班的宁静地方，与已经成为藏传佛教僧侣的马修·理查德进行了一场为期十天的对谈。所谈涉及社会、文明、生命、宇宙等诸多重大话题，这是一对父子相隔二十年的重逢，更是东方智慧与西方理性之间一次震撼心灵的碰撞。
“当现代的科学遇上古老的佛法，当西方的物质遇上东方的心灵，当望子成龙的父亲遇上亟思解脱的儿子，必然迸发最上乘的智慧，这就是这本书的迷人之处。”
——郑振煌（佛教学者，《西藏生死书》译者）
“《僧侣与哲学家》法文版出版后，已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影响甚大。它像是一座搭在东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桥梁，用聆听的、容忍的、温和的方式疏通双方，让东西方人各自照镜子，看看自己，看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赖声川

原始佛典，南北分传, 尘封千年，今还清白；汉巴契会，释疑解难，以古注古，始見真容，道源一趣，同彰其宗。
原始佛教在佛滅度一百年后產生部派，至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時遠播南北，其中上座部和有部所傳最力，南傳至斯里蘭卡等地（現存上座部完整三藏及注疏），北傳至中國（現存有部經典最丰）。唐義淨《南海寄歸傳》谓：南印乃至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所傳皆上座部，北印及南海諸國（今東南亞）皆傳有部。二部盛極當年可见一斑。
汉译《杂阿含经》為有部較早傳本，由法顯從斯里蘭卡取回，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羅漢譯，是北傳四阿含中唯一梵出作品，被认为是最接近早期佛经原貌的佛陀言论集。而與之對應的南傳巴利本《雜尼迦耶》則完整保留了二千三百年前上座部佛經的原貌，是現存最古老的佛經。
惜此珍本自來中国，即以“小乘经”蒙塵，流轉千年，次第颠倒、经卷殘失、誤寫误补、面目難辨。直至近代有呂澂、印順等前輩對此做了開創性的研究，《杂阿含经校释》即在此基礎上努力拓展，以求還原。《校釋》主要成绩有三：（1）編類補佚、勘訂足本。依玄奘、義淨等譯典所记体例，重編類目、还原卷次；以《高麗藏》為底本，《房山石經》、《趙城藏》等近十种刻本為校本，輔以汉巴经论，校勘全文；由巴利本译补兩卷佚经。（2）汉巴精對、以古注古。南以巴利三藏，北以本母、阿含異本、有部阿毗達磨、有部律書等文獻，互參匯注，不避不漏，集为词典。（3）南北相較、證其同源。全面、深入比較研究汉巴早期经论，增改對經，記錄證據，显示南北阿含实出同源，同期經典之詞、句、文、義皆具極高互釋性，令後期經典望塵莫及。
全书工程浩大、头绪繁多，作者傾二人之力、尽十余年告成，填补了《杂阿含经》乃至原始佛教研究领域的多项学术空白。本书校点恰当、译语准确、注释精细，不仅恢复了《杂阿含经》的原貌、疏通了经文的滞碍，更廓清了原始佛教的思想结构，令这部沉寂千年的古籍珍本重放光彩。
本书有两个版本：精装版（980元）、平装版（680元）。

《日本的佛教与神祗信仰》内容简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日本尚未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人们的眼界，中国史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就予以记载，不特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唯一的文字资料。其时，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光耀世界，领袖东亚。古代日本举国一致，倾力学习中国，引进中国的文字、宗教及典章制度等，曾几何时，便为一文明国家，故谓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流并非过言。中世纪时日本仍旧关注中国，继续吸取中国文明，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却很少学习、研究日本，及至江户幕府，日本行闭关锁国之策，中国和日本的交流几至中断。
千余年来，两国的交流与相互研究的这种不均衡，固然与中国为东亚文明中心，而日本处于边缘的位置有关，但也和两国朝代更迭，对外政策变化频繁不无关系，此可为前车之鉴。
19世纪以降，西力东渐，近代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传到亚洲，日本得风气之先，仿效西方，断行明治维新，一举成为东亚最初的近代化国家。同时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参以本土文化，成就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