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examines the structures, personnel, and ideologies of Russian imperialism in Turkestan, taking Samarkand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 as a case-study. The creation of a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esented Russia with similar problems to those faced by the British in India, bu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governance meant that the two regimes often stood in stark contrast to one another. While the Russian administration was characterised by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British rule in India was often more violent, and its subjects much more heavily taxed. Opening with the backgroun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a narrative of the Russian conquest itself, the book moves on to analyse official attitudes to Islam and to pre-colonial elites, and the earliest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functioning system of revenue collection. Uncovering the religious and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military bureaucracy,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its personnel, Alexander Morrison assesses the competence of these officers vis-a-vis their Anglo-Indian counterparts.Subsequent chapters look at the role of the so-called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side and collecting taxes, the attempt to administer the complex systems of irrigation leading from the Zarafshan and Syr-Darya rivers, an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Islamic judiciary under colonial rule. Based on extensive archival research in Russia, India, and Uzbekistan, and containing much rare source material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will be of interest to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more generally.

《往年纪事》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史著之一，是古罗斯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编年史，约成书于12世纪初。史学界一般认为作者是基辅洞穴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而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公元1377年弗拉基米尔修士拉夫连季抄写的手稿。该书根据拜占庭的编年史，西斯拉夫、东斯拉夫的文学作品，官方文件以及口头文学等史料汇编而成，记载了从9世纪到公元1110年间东斯拉夫人及罗斯国家的历史，着重介绍了留里克称王和奥列格建国等古代罗斯的重大史实。

Challenging what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Russian music - its ineffable "Russianness" - Marina Frolova-Walk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from the premiere of Glinka's opera "A Life for the Tsar" in 1836 to the death of Stalin in 1953, the years in which musical nationalism was encouraged and endorsed by the Russian state and its Soviet successor. The author identifies the two central myths that dominated Russian culture during this period - that art revealed the Russian soul, and that this nationalist artistic tradition was founded by Glinka and Pushkin. She shows how nationalist ideas were endlessly recycled and elaborated in the writings of composers, critics and historians of music, even when supporting evidence was scant or non-existent.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author offers a critical account of how the imperatives of nationalist thought fired up individual invention, pushed composers to engage with folk, popular, and church music traditions, and caused them to reject certain Western paradigms, or even stand them on their head. In this way, sh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brilliant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eventual stagnation to be found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t music.

《古拉格群岛》前传，俄国流放制度的溯源之作！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丹尼尔·比尔运用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为读者呈现出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及其囚犯悲剧性又鼓舞人心的命运。
☆近代俄国史上诸多大人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宁都有流放西伯利亚经历，流放制度如何塑造近代俄罗斯民族的心灵以及影响俄国历史的命运？
☆2017年英国坎迪尔历史奖大奖作品，入围2017年沃尔夫森历史奖、2017年普希金俄语图书奖和2017年朗曼-今日历史图书奖，被评为《泰晤士报》、《旁观者》、《BBC历史》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内容简介
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本书生动刻画了普通罪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害者、追随丈夫和父亲的妻子与孩子的历史，以及逃犯和赏金猎人的历史。
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
⊙媒体&名人推荐
☆表述精湛，扣人心弦……全书生动描述了种种关于罪与罚、赎罪、爱和可怖暴力的惊人与悲伤故事。书中人物包括专制者、杀人者、卖淫者、英雄。这是一部绝妙的佳作。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在沙皇统治时期地狱般的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地。这部历史著作描绘了一幅生动、恐怖的图景……该书极其引人入胜，富于真实事例和逸闻轶事。
——大卫·阿罗诺维奇，《泰晤士报》
☆关于沙皇统治时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杰出新历史著作……令人信服地将西伯利亚置于19世纪俄国乃至欧洲历史的中心。
——《经济学人》
☆采用了大量资料……这些丰富的材料，造就了这部有着细微细节的历史著作……它把“西伯利亚”这个名字的可怕之处变得如此生动、如此清晰。
——《纽约时报书评》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25）——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由张建华专文导读，精辟地点出了俄国文化中“文学中心主义”的特质及“娜塔莎之舞”代表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以及作者费吉斯如何结合史学与文学呈现俄罗斯文化的复杂多变。
★《娜塔莎之舞》通过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探索俄罗斯文化深刻复杂的多重面向，展现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分歧和复杂互动，以及“文明”和“本土”两个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如何对19世纪以降的民族意识和文学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娜塔莎之舞》从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音乐，到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豪绚烂的作品中，描绘出浓厚的俄罗斯情感，展现“俄罗斯灵魂”的建构，以及在西化的冲击下，俄国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创伤。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每日电讯报》等媒体年度瞩目好书，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 库珀奖”决选名单。
【内容简介】
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娜塔莎，这位自小接受法国教育的贵族小姐，爱唱歌、跳舞，不论苏格兰舞、英吉利茲舞，还是俄罗斯民间舞，她都能翩翩起舞，展现婀娜多姿、优雅动人的俄罗斯风情。奥兰多•费吉斯通过“娜塔莎之舞”，重新诠释《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介绍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契诃夫、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以散文般的优美笔触再现广袤质朴、包容一切的俄罗斯。
《娜塔莎之舞》通过对18世纪兴起的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讨论，探索俄罗斯文化中欧洲文明与民间元素之间的分歧，“文明”和“本土”两个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以及贵族上流社会和底层农村民众间的分裂。书中更进一步讨论“俄罗斯灵魂”和“俄罗斯性”的建构与表现，揭示政治、国族认同、社会观念、风俗習惯、民间艺术、宗教等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一幅充满戏剧性的细节、辉煌炫丽的文化长卷。
【名家推荐】
有关俄国的一切都需要是最优秀的，费吉斯写的俄国历史也一样，而他也再一次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书写流畅优美，充满令人拍案的智慧和生活气息。他对大量文献做了轻松、恢宏而广泛的研究，所涉范围从贵族的信件到斯大林的档案，分析简洁而充满才情。这一对俄国文化卓越、炫丽而高明的导览，生动有趣、故事性强，令人着迷。——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费吉斯对这一主题的写作与众不同。他取材广泛，语言生动、紧凑，充满戏剧性的细节，对私人生活的书写尤其别具一格。——约瑟夫·弗兰克，《伦敦图书评论》
内容详实，包含大量插图，阐释了作者对这个既野蛮又智慧，拥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的深刻洞见。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神秘与理性、“东方”与“欧洲”之间的俄罗斯。——丽莎•雅丁，《观察家新闻报》
这是一部非常有趣，同时又让读者几乎能切身闻到“俄国泥土的气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被费吉斯教授完成了……他为我们讲述了俄国大地下的文化根源、它的荒谬和天才，它的人性与残酷。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成就。——乔弗里•古德曼，《论坛报》
奥兰多•费吉斯成功地描述了俄国文化的无比深厚和强大力量，概述了俄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和事件。他以一种让读者更深刻理解俄国的方式来书写，这种方式比仅仅去叙述统治者如何专制、征服者如何残暴和战争如何残酷更高明。用俄国人自己的话谈“俄罗斯问题”，如何寻找亚洲之根，探求俄国农民之谜，如何养育出如此多的伟大作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是其著作的过人之处。——谢尔盖•施梅曼，《纽约时报》
对俄国文化史的全面描写，主题广博，观点宏大。——安妮·阿普尔鲍姆，《标准晚报》年度图书
内容极为丰富，读来引人入胜……随处可见闪光的情节，以及犀利、动人，有时还带有几分诙谐的描写……是一部关于大国俄罗斯之性格的无可匹敌的洞见之作。——皮尔斯·布伦登，《老骨头》年度图书
绝妙地丰富……恢宏且深具说服力……一次愉悦无比的阅读体验。——安东尼·比弗，美国作家
奥兰多•费吉斯的故事……涉猎广泛并且讲的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目光，他描绘的世界变得栩栩如生。书中收录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而批判性的文献目录也是一个有用的补充，它收录了俄国文化史不同领域中许多新近出版的（英语）专著。……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收藏。——卡洛琳•布鲁克，英国伦敦国王玛丽学院俄国史教授
激动人心……这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的题目取自《战争与和平》，贵族女主角娜塔莎·罗斯托娃下意识地跳起了农民的披肩舞……一本令人相见恨晚的书。——《星期日独立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目录：
第一章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1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1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3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8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13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21
第二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31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31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35
三、“黑乡”、“黑地”与“黑农” 43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51
五、“公社”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55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70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71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75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78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85
第四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91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91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105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110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116
第五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129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129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142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152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162
第六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179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179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190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202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217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217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222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235
第八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258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258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275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293
结语与余论 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311

《俄国史教程》为五卷本，此为一卷，共二十讲。讲授从古代至封邑时期的俄国历史。书中认为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历史力量是人的个性、人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的自然条件三因素；并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迁移、殖民的历史，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根据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把俄国史分为四个时期。本卷讲述的是：一时期——聂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八——十三世纪）；二时期——伏尔加河上游的、封邑王公的、自由农业的时期。

圖麗琛(tulišen)，一作圖理琛(1667-1740)，字瑤圃，號睡心主人，葉赫阿顏覺羅氏，隸滿洲正黃旗。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三十六年(1697 )，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1702)，監督蕪湖關稅務。四十二年(1703)，授禮部牛羊群事務總管。四十四年(1705)，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1712 )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turgūt)。
蒙古崛起後，成吉思汗將天山北路伊里河流域分封其次子察哈台。元代覆亡後，伊里河流域為綽羅斯、杜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等厄魯特蒙古所佔據，習稱四衛拉特。其後綽羅斯部勢力獨盛，世襲準噶爾汗位，恃強凌弱，土爾扈特與之不睦，部長和鄂爾勒克遷徙裹海以北俄羅斯厄濟兒河流域。和鄂爾勒克之後，書庫爾岱青、朋蘇克、阿玉氣世為部長，至阿玉氣始自稱汗。康熙中，表貢不絕。阿玉氣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入藏，謁達賴喇嘛。旋因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與阿玉氣構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昭封貝子，賜牧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
康熙五十一年，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清聖祖欲悉所部疆域。並遣歸阿喇布珠爾。乃命圖麗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等齎敕往諭阿玉氣汗。是年五月，圖麗琛等自京啟行，越興安嶺，過喀爾喀，假道俄羅斯。五十三年(1714)六月，抵達阿玉氣汗住劄之馬駑托海地方，擇吉頒發諭旨。五十四年( 1715)三月，還京，阿玉氣汗附表奏謝。圖麗琛等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終能不辱使命。
圖麗琛旣歸，詳述道裏山川，民風物產，應對禮儀，舉凡廬舍市廛，服器飲食，林木鳥獸蟲魚，蔬果婁羅，靡有漏脫，匯成一書，名曰異域錄，滿漢兼書，首冠輿圖，次為行記，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錄。惟宋人行記錄，以日月為綱，而地理附見，所載各大聚落，皆為自古輿圖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圖麗琛沿途從容遊覽，將所見所聞，纂述成編，可備博物洽聞之助，可以補經史之闕。
滿文本異域錄上下二卷，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刊，半葉橫15公分，縱22公分，原藏北京大學，版心刻有漢字「異域錄」字樣，下方刻有堂號「九耐堂」字樣。乾嘉年間，有古抄滿文本，除卷首無輿圖外，其餘與原刊本相同。漢文本異域錄版本多種，雍正元年原刊本有蔣廷繆、顏紹柞、白潢、楊琳、年希堯、惠士奇、蔡瑜等人之序跋。雍正二年(1724 )，續刊本有王國棟序及胡顏穎跋。乾隆四十六年(1781)，異域錄收入四庫全書，釐上下二卷，冠以輿圖及提要，是為四庫本，係紀昀家藏本，首尾無序跋，殘缺不全，人名地名，頗多改易，例如原刊本「葉合」，改為「葉赫」;「阿玉氣」改為「阿玉奇」;「圖謝圖」改為「土謝圖」;「圖麗琛」改為「圖理琛」，俱同音異譯。文字謄寫，間有舛誤，未經校正，例如「栢興」誤書「相興」。其後昭代叢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鈔、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俱收有異域錄。道光十九年(1839)，錢熙柞氏刻入指海叢書，因原本末簡殘闕，所刻亦多遺漏。其後守山閣叢書又據指海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則據借月本以鉛字排印。
桂岩老樵將早歲所藏全本刊錄傅世，「俾有世道者續於朔方備乘之後，以成全璧」，此新出完結本，稱為桂岩本，收有雍正三年(1725)石文焯序，橫24. 5 公分，縱19公分，北京大學藏。近世以來，異域錄頗引起西方學者矚目。先後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釋本。一九六四年，日本天理大學今西春秋教授撰「校注異域錄」，系據九耐堂滿文本及桂岩漢文完結本影印出版。滿文本異域錄，文字優美流暢，不僅為罕見歷史文獻，且為珍貴之語文資料，允宜廣為流傅。為便於初學滿文者閱讀，特影印九耐堂滿文本。逐頁注出羅馬拼音，附錄桂岩本漢文，滿漢對照，其遺漏者，悉攘滿文本譯出漢文，俾成滿漢合璧，其疏漏或不逮之處。尚望方家不吝教正。
七十二年八月
莊吉發 識

本书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前馆长谢?弗?米罗年科博士的开山力作，也是19世纪初俄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作者使用全新档案资料研究了俄国专制政权尝试对其根本基础进行改革的一些举措以及围绕改革方案所发生的斗争和改革计划的破产，揭示了十二月党人运动产生的根源，生动刻画了亚历山大一世以及那一时代著名国务活动家的历史肖像。
作者简介

《俄罗斯史》第八版是在第七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更注重政治、经济史与文化、社会史之间的平衡；更新资料，主要是普京与梅德维捷夫执政时期的内容，叙述扩展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加妇女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的内容；重新设计了地图，增加了彩色地图。

"俄罗斯思想"这一命题是俄罗斯19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界关注的中心之一。然而一些标榜为"俄罗斯思想"的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写的这本书是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它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作了阐述。他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听取的意见。

《俄国历史地图(最新版)》通过165幅地图将长达2000余年错综复杂且常常居于动荡不安中的俄国历史生动地描绘出来。《俄国历史地图(最新版)》除了描写俄罗斯的战争和扩张之外，还大量表现那些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细节：从饥荒和无政府主义，到海军扩张和发达的内河航运系统。时间跨度从公元前800年至苏联解体，是了解俄罗斯历史的必备手册。内容包括：
战争和冲突——从公元200—400年哥特人的胜利征战，到二战结束时德国人战败和冷战的结束；
政治——从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兴起，到革命、君主政体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
工业、经济和交通——从1891—1917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开垦处女地运动和重工业的发展；
社会、贸易和文化——从修道院的繁荣，到农民的不满、劳改营和俄罗斯族人的地理分布情况。

《俄罗斯史》(第7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从史前时期一直讲到普京执政时期，全书分七大部分，依次分别是导论、基辅罗斯、蒙古统治时期或封建格局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占了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强，体现了适度的厚今薄古。
《俄罗斯史》(第7版)所据的原版书是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七版。《俄罗斯史》(第7版)学术性很强，体现最新学术动态和反映最好的学术水准。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非常注意避免仅仅简单地讲述俄苏历史，重视向读者介绍有代表性的各家学术观点。虽然他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但其对苏联历史的总体介绍和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原书名为《俄国史教程》，今去掉“教程”两字纳入世界历史文库，以与其他著作相统一。本书是俄国学术著作的代表作，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唯一的一部从远古写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多卷本俄国史书。它不同于前人的著作，打破了王朝体系，突出了社会经济。全书史料丰富，条理清晰，对讲述的问题经常及时做出小结，而且叙述生动，文笔优美。对系统地研究从古代到十九世纪的俄国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分卷目录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一卷
Z002卢那察尔斯基关于1917年事态的信件（1917年4月至12月），50件
Z001瓦尔热涅夫斯基关于十月革命前农村情况的信件（1917年3月至8月），16件
Z005库罗帕特金关于1917年事态的日记（1917年5月至10月），1件
Z007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传单（1917年10月至12月），14件
Z012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问题（1918年1月至1921年1月），48件
Z024,苏俄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的通信（1920年3月至1921年1月），17件
Z028工会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矛盾（1920年11月），2件
Z106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1922年4月至1934年3月），31件
Z107关于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1928年4月至1946年9月），4件
Z109关于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1933年9月至1962年3月），35件
Z110关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1933年10月至1966年11月），22件
Z108斯瓦尼泽关于与斯大林一家相处情况的日记（1933年9月至1937年8月），2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卷
Z003四月危机期间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4月），4件
Z004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1917年4月至6月），14件
Z006有关十月革命的几个文件（1917年8月至11月），4件
Z011有关国内战争的几个文件（1918年10月至1919年11月），6件
Z019农村的十月革命和贫农委员会（1919年3月），5件
Z015列宁与罗日科夫关于粮食政策问题的通信（1919年1月），2件
Z016俄共(布)中央对哥萨克的处理意见（1919年1月至4月），3件
Z086高尔基谈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1919年10月至1933年2月），9件
Z068关于驱逐知识分子（1922年7月至12月），5件
Z112列宁与蔡特金谈国际共运问题（1921年8月至1922年11月），5件
Z039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一）（1921年11月至1926年7月），20件
Z041值班医生记录的列宁病情和活动（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2件
Z043列宁病休期间的党内斗争（1923年7月至12月），15件
Z048给斯大林信件中反映的苏联政治生活（1922年10月至1950年11月），20件
Z061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教会（1918年4月至1928年1月），137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三卷
Z008苏维埃政权与国内战争（1917年11月至1920年11月），635件
Z020梵蒂冈与苏维埃政权（1919年3月至1921年3月），25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四卷
Z010皮萨列娃关于红色恐怖的日记（1918年1月至3月），1件
Z013肃反委员会和肃反工作（1918年4月至1921年4月），21件
Z018俄共(布)八大中的军事问题（1919年3月），3件
Z021作家柯罗连科眼中的红色恐怖（1919年3月至1921年6月），34件
Z023列宁在1920年的几个讲话（1920年1月至10月），4件
Z027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7件
Z026苏俄驻爱沙尼亚使团的报告（1920年9月），1件
Z099关于富农迁徙问题（一）（1928年6月至1931年12月），5件
Z056大清洗中的外国侨民（1936年2月至1938年4月），2件
Z060叶若夫案件（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4件
Z122苏德秘密协定与战前苏德关系（一）（1939年8月至1940年11月），56件
Z195沃尔科娃与基洛夫案件（1956年5月至12月），3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
Z034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军事问题（1921年2月至1922年4月），52件
Z033进军格鲁吉亚（1921年2月至3月），5件
Z064美国救济署在苏俄的赈灾活动（1921年8月至1923年6月），17件
Z036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1921年3月至1922年10月），22件
Z065苏俄与热纳亚会议（1922年1月至4月），12件
Z030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党政工作（1921年1月至1922年5月），16件
Z089俄共（布）关于争取青年作家的决定（1922年6月至7月），5件
Z090波格丹诺夫院士案件（1923年11月），8件
Z040组建苏联的最初过程（1922年8月至12月），33件
Z042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二）（1922年11月至1923年12月），68件
Z111俄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6月至1923年5月），25件
Z071俄共(布)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1923年7月至10月），10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
Z066关于归还穆尔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借款问题（1922年5月至1927年9月），14件
Z044列宁逝世后的党内的斗争（1924年1月至1929年12月），76件
Z077伊斯特缅《列宁死后》一书引起的政治风波（1925年6月至8月），7件
Z078对车臣的军事行动（1925年7月至9月），10件
Z079联共（布）与英国总罢工（1926年3月至9月），30件
Z101农业集体化问题（一）（1926年4月至1930年7月），15件
Z069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几个文件（1922年10至1935年11月），7件
Z022布尔采夫通信集（1919年9月至1938年2月），7件
Z088关于作家索洛古勃的问题（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5件
Z074技校学员布洛欣和斯大林的通信（1924年7月至9月），3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七卷
Z032喀琅施塔得事件（1921年2月至1923年4月），69件
Z035新经济政策与党内斗争（1921年2月至1927年12月），104件
Z173共产党情报局匈牙利会议（1949年11月），15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八卷
Z037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1921年4月），131件
Z031党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通信（1921年1月至1923年8月），11件
Z063关于全俄赈济灾民委员会（1921年6月至10月），12件
Z076对列宁大脑的研究（1925年2月至1969年10月），11件
Z080苏联军方关于舰队作用的争论（1928年5月），1件
Z047布哈林同斯大林的争论（1928年7月至1929年4月），10件
Z054布哈林的清党材料（1933年11月至12月），8件
Z058布哈林案件（1937年2月至1938年3月），8件
Z075关于布鲁西洛夫回忆录问题的调查（1925年2月至1962年6月），17件
Z038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巴黎会议（1921年5月），3件
Z067阿斯特罗夫关于境外俄国难民问题的报告（1922年6月），1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九卷
Z045关于“托季联盟”（一）（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111件
Z073新经济政策下的城乡“结合”（1924年4月至1928年8月），21件
Z070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1923年5月至1927年11月），29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卷
Z046关于“托季联盟”（二）（1927年6月至12月），83件
Z081托洛茨基的第三次流亡（1928年1月至1940年8月），32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一卷
Z049联共（布）政治局的决议和会议记录（1926年9月至1941年5月），78件
Z052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往来信件（1930年3月至1936年10月），64件
Z050联共（布）政治局有关日常工作程序的决议（1927年6月至1940年6月），31件
Z051三十年代文化领域的“左”倾浪潮（1929年4月至1938年2月），38件
Z091“左”倾路线下的历史学界（1928年12月至1944年7月），47件
Z083三十年代俄国侨民中的法西斯党（1933年5月至1937年），7件
Z118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对远东的新方针（1937年11至1939年8月），6件
Z029境外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思（1920年12月至1921年2月），3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二卷
Z062知识界的申诉材料（1919年3月至1948年5月），23件
Z072尼古拉耶夫眼中的苏联社会（1924年1月至1937年3月），1件
Z103党内对集体化状况的反映（1930年3月至1933年6月），4件
Z100关于富农迁徙问题（二）（1930年4月至1933年5月），37件
Z053关于苏联大清洗（一）（1930年10月至1938年1月），13件
Z113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往来信件（1930年3月至1934年7月），11件
Z082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及劳改营状况（1932年12月至1953年12月），9件
Z084关于迫迁朝鲜居民的问题（1935年1月至1949年9月），42件
Z117苏英海军协定谈判（1936年3月至1937年11月），14件
Z085关于特殊移民的安置情况（1940年10月至1957年10月），43件
Z191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一）（1955年8月至1988年7月），13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三卷
Z092战前苏联的文学战线(1932年4月至1941年5月)，32件
Z095战时苏联的文学战线（1941年9月至1945年4月），43件
Z096战后苏联的文学战线（1945年7月至1946年10月），26件
Z093关于建立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问题（1940年5月至1954年月），6件
Z097斯大林谈电影《伊凡雷帝》（1947年2月），1件
Z098《苏联大百科全书》等著作的出版（1949年7月至1953年10月），20件
Z179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历史研究所的关注（1953年2～7月），7件
Z185《历史档案》杂志的命运（1953年10月至1962年11月），28件
Z059图哈切夫斯基与“法西斯军事阴谋案”（1937年2月至1964年6月），2件
Z150朱可夫元帅的命运（1946年4月至1963年6月），19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四卷
Z104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一）（1924年至1939年），16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五卷
Z115共产国际对战争的策略（1939年7月至1941年5月），98件
Z114共产国际与苏联（1939年3月至1941年5月），34件
Z116共产国际的日常事务（1939年9月至1941年5月），35件
Z055关于苏联大清洗（二）（1935年7月至1955年3月），15件
Z102农业集体化问题（二）（1930年1月至1933年5月），18件
Z025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信和札记（1920年7月至1924年），4件
Z017阿尔曼德材料（1919年2月至1926年12月），6件
Z087高尔基论苏联文化问题（1918年至1935年1月），15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六卷
Z124苏联和日本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和斗争（1939年8月至1941年2月），6件
Z123苏德秘密协定与战前苏德关系（二）（1939年4月至1940年11月），66件
Z126战前苏联西部边界的紧张局势（1941年4月至6月），14件
Z127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在红军军事学院的讲话（1941年5月），7件
Z128苏德战争爆发（一）（1941年6月），3件
Z131战时苏军的军事行动（1941年7月至1945年4月），19件
Z136战时苏军的后勤装备（1942年6月至1944年11月），7件
Z142关于苏军军官编制及其战后安排（1944年5月至8月），3件
Z139苏联对德军战俘的利用（1943年9月至1949年11月），8件
Z147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5件
Z146苏联被遣返者问题（1945年2月至4月），11件
Z141联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外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决议（1944年1月），3件
Z275关于康?弗?罗扎耶夫斯基（1945年8月），1件
Z094对肖斯塔科维奇等人作品的批评和处理（1941年1月至1949年3月），2件
Z132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苏活动（1941年12月），9件
Z135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英活动（1942年5月），40件
Z133苏联有关战后安排的设想和规划（1941年12月至1944年11月），6件
Z144斯大林与丘吉尔关于欧洲战后问题的谈话（1944年10月至11月），3件
Z138英国国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的互访（1943年6月至1945年6月），12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七卷
Z120国家安全机关与战争准备（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139件
Z137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1942年12月至1943年12月），67件
Z163苏联与战后罗马尼亚（一）（1944年8月至1946年2月），95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八卷
Z140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1943年8月至11月），95件
Z145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1945年1月至2月），32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九卷
Z014各界人士为被捕者申诉的信函（1918年6月至1940年8月），16件
Z129苏德战争爆发（二）（1941年6月至8月），7件
Z130关于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年7月至9月），13件
Z134苏联国防委员会内的分工（1942年2月），3件
Z125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1939年9月至1944年1月），85件
Z160苏联与战后波兰（一）（1944年1月至1949年8月），58件
Z157 1944年和1945年的饥荒（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5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卷
Z105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二）（1940年至1953年），14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
Z119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1937年12月至1940年7月），90件
Z143苏联与1944年的华沙起义（1944年7月至10月），25件
Z168苏联战后对德国的占领（1945年3月至1949年11月），65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
Z121苏联与芬兰的战争（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31件
Z162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1944年4月至1948年7月），56件
Z057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与布哈林问题（1937年2月），7件
Z154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1947年5月至7月），5件
Z153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6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三卷
Z161苏联与战后波兰（二）（1944年4月至1948年12月），61件
Z167苏联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1944年11月至1948年11月），44件
Z164苏联与战后罗马尼亚（二）（1944年8月至1948年4月），57件
Z158战后苏联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1946年3月至1953年10月），20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四卷
Z166苏联与战后的保加利亚（1944年10月至1948年12月），43件
Z170苏联与战后阿尔巴尼亚（1946年4月至1948年12月），16件
Z169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及其后果（1945年11月至1949年9月），18件
Z171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建立（1946年5月至1947年1月），47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五卷
Z148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1941年10月至1948年11月），49件
Z151犹太人黑皮书（1944年8月至1948年2月），4件
Z149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1943年5月至1953年4月），14件
Z156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1952年5月至1955年11月），55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六卷
Z165苏联与战后匈牙利（1944年9月至1948年8月），48件
Z172保卢斯与苏联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宣传工作（1946年6月），3件
Z155苏联反间谍工作的有关规定（1947年7月），1件
Z174拉科西谈伊拉克案及匈牙利的党内斗争问题（1949年至1956年），1件
Z175陶里亚蒂与共产党情报局（1951年1月），2件
Z177爱伦堡拒绝在犹太人集体信件上签名（1953年2月），1件
Z178斯大林弥留之际苏共中央关于人事问题的决议（1953年2月），1件
Z180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1953年3月至8月），17件
Z221苏联对日内瓦会谈第一阶段成果的评估（1954年6月），2件 Z187贝利亚家属的遭遇（1954年1月至1958年10月），2件
Z222苏联的核政策及科学家对核武器的看法（1955年1月），2件
Z197赫鲁晓夫谈苏共二十大（1956年7月），1件
Z199赫鲁晓夫谈苏联的犹太人问题（1956年8月），1件
Z226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1956年8月），14件
Z223苏联在50年代的裁军方案和行动（1955年8月至1959年1月），19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七卷
Z220东柏林暴动（1953年6月），2件
Z228苏波冲突（1956年10月至1958年10月），18件
Z225匈牙利事件（1956年4月至1958年7月），106件
Z224苏加诺访问苏联（1956年2月至12月），15件
Z227苏联帮助埃及修筑阿斯旺水坝（1956年10月至1962年8月），4件
Z230柏林危机（1961年8月），1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八卷
Z219发展火箭武器的两个决定（1946年5月至1959年12月），2件
Z176斯维德洛夫儿子的遭遇（1952年3月至1953年12月），3件
Z181关于纪念斯大林的建议（1953年3月至1954年2月），2件
Z182航空工业部和空军领导人案的重新审查（1953年5月至6月），4件
Z183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1953年7月），3件
Z184解冻与知识分子（1953年7月至1967年5月），9件
Z188象棋冠军与苏共中央的龃龉（1954年5月至1984年6月），11件
Z189关于波斯特尼科夫及其国外藏书的处理（1954年11月至1955年2月），4件
Z198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其评论（1955年7月至1965年7月），5件
Z193对利特肯斯违反法制行为的处理（1955年9月），1件
Z194苏共二十大与格鲁吉亚事件（1956年3月），1件
Z196朱可夫关于反个人崇拜未及发表的演说（1956年5月），1件
Z200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动荡（1956年11月至12月），6件
Z201科学家卡皮察的个人遭遇（1956年11月至1961年12月），4件 Z202关于是否恢复高尔基市旧名的争论（1957年4月），2件
Z203托姆斯基儿子的申诉（1957年5月至1987年12月），2件
Z152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1947年2月至8月），1件
Z205社会拯救委员会案的平反（1958年2月），2件
Z206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杂志的决定（1958年7月至1964年4月），4件
Z208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1958年10月至1959年2月），9件
Z207关于部分青年行为表现的报告（1958年10月），1件
Z209关于清理积压政治印刷品的报告（1959年1月至11月），3件
Z210关于修建防空洞兼电影院两用设施的决定（1960年1月），2件
Z229克格勃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2件
Z211下台后的卡冈诺维奇（1960年12月至1982年5月），17件
Z212索洛乌欣与斯维特兰娜（1961年5月至1969年11月），4件
Z213关于卡累利阿共和国的食品储备问题（1962年5月至6月），2件
Z214新切尔卡斯克事件（1962年6月至8月），15件
Z215赫鲁晓夫与苏联新宪法（1962年6月至1964年6月），3件
Z218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4件
Z271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复查和平反（1988年12月），2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九卷
Z231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5月至1963年1月），150件
附录：古巴导弹危机大事记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三十卷
Z159战后农民的生活（1947年2月至8月），5件
Z186关于克里木州划归乌克兰共和国（1954年1月至2月），15件
Z190车臣－印古什移民风波（1955年5月至1973年5月），25件
Z232农业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1965年2月至1975年4月），5件
Z233六十年代的水资源保护（1965年6月至1967年12月），2件
Z234关于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历史评价问题（1966年3月至1968年11月），4件
Z246苏联与越南战争（一）（1966年7月1973年6月），8件
Z236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一）（1968年2月至1982年6月），15件
Z237泛俄罗斯主义的问题（1968年4月至1982年8月），4件
Z248苏联与巴黎“五月骚动事件”（1968年5月），3件
Z249苏意两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歧（1968年11月），1件
Z251苏联对外国政府或组织的援助（1969年8月至1988年3月），9件
Z238涅托赴韩国旅行问题（1971年9月），2件
Z239对索尔仁尼琴的监视（1972年6月至1974年1月），8件
Z240关于剥夺罗斯特洛波维奇国籍的问题（1974年3月至1978年12月），20件
Z241“护卫”号反潜舰兵变事件（1975年11月至1976年7月），3件
Z242关于勃列日涅夫寿辰及其著作问题（1976年11月至1986年8月），2件
Z243斯涅吉廖夫放弃苏联国籍问题（1977年7月至12月），3件
Z262苏联与瓦文萨的意大利之行（1981年1月），2件
Z276裁军与禁止核试验（1981年2月），1件
Z266阿富汗战争及其后果（1981年3月至1990年1月），13件
Z263苏联最后十年的对外关系（1981年3月至1991年6月），17件
Z245关于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问题（1982年10月至1983年1月），6件
Z268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社会矛盾与冲突（1985年3月至1991年12月），29件
Z269关于出版古比廖夫学术著作的争论（1987年3月至6月），4件
Z270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1988年2月），1件
Z277思想理论和党的组织工作状况（1988年3月至1991年8月），3件
Z192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二）（1988年12月），1件
Z272第比利斯的动荡（1989年4月至1990年4月），12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三十一卷
Z217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1962年11月至1976年1月），33件
Z235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二）（1966年11月至1982年11月），22件
Z204关于库兹涅佐夫事件（1957年11月至1988年7月），9件
Z247苏联与“布拉格之春”（1968年3月至12月），14件
Z260苏联与八十年代的波兰局势（一）（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8件
Z250苏联与越南战争（二）（1968年12月至1972年12月），23件
Z256苏共与法共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1977年2月至4月），4件
Z254苏美谋求缓和的接触（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9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三十二卷
Z264苏联出兵阿富汗（一）（1978年4月至1981年12月），134件
Z267苏联从阿富汗撤军（1982年1月至1991年7月），28件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三十三卷
Z252苏联与安哥拉的独立运动（1973年12月至1979年2月），10件
Z253对外军事援助与情报工作（1974年4月至1980年9月），10件
Z255苏联对埃索冲突的斡旋（1977年1月至1978年8月），34件
Z257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美关系（1977年2月至1980年10月），17件
Z258苏联与尼加拉瓜的关系（1978年2月至1980年9月），14件
Z265苏联出兵阿富汗（二）（1978年5月至1980年11月），21件
Z259苏联与古巴的关系（1979年2月至1981年12月），29件
Z261苏联与八十年代的波兰局势（二）（1980年9月至1984年4月），25件
Z244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1980年10月），2件
Z273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1989年12月至1991年8月），5件
Z274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1991年2月至7月），3件

1762-1855年是俄罗斯帝国最为鼎盛之时期，亦是俄罗斯思想文化最为辉煌之时代，同时也是旧制度的优势和合法性消耗殆尽之时期，更是民族、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大变革的前夜。
本书关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俄罗斯帝国的内部结构的演变、统治者帝国治理观念的转变、帝国意识形态的变迁、俄国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的转换，由此考察大变革前夜（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俄国现代化进程启动前），俄罗斯帝国和社会面临的诸多紧要问题和命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