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指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的重大变化概括为帝国主义的5个基本经济特征，并依次一一作了分析。在对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所作的分析的基础上，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同时，列宁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以及考茨基当时大力宣扬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批判。列宁从垄断这个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出发，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资料，对当事者作了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没有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绝，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中苏关系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关系的演变，对解读中国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沈志华编著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上下第3版)(精)》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书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国收集档案资料，并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论述信实可靠。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正如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陈兼所言：本书作者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http://www.cambridge.org/cn/academic/subjects/history/twentieth-century-regional-history/cambridge-history-communism?format=WX#57OqymvXd8LlB4Sb.97

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第一次陈述于2008年，它贯穿了过去二十年中的黑话和妥协，试图重新使左派概念化。这个假设是一种对普世解放的全新的要求和一种对武装的兴奋的召唤。任何关心世界未来的人都需要认真对待在本书中得到阐述的那些观念。
“现在，比以往更加急切地，我们应当坚持巴迪欧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永恒理念。”——斯拉沃热·齐泽克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正当的假设。所有那些抛弃这个假设的人，也就立刻把他们自己交给了市场经济，议会民主——适合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及其那不可避免的“自然”特征：巨大的不平等。”——阿兰·巴迪欧

列宁著作单行本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

《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尽管研究人员已经做了努力，苏联反政府行动和镇压运动的历史，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如果说，一方面，在文献中对斯大林恐怖运动的原因、性质和实质进行了辩论，另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历史的实践和思想方面也非常明确的话，那么，像从前一样，在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反苏维埃的表现”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民谋反的一段空白。

这是一首歌颂古巴的银幕诗篇，跟爱森斯坦的墨西哥纪录片相似。影片的政治寓意埋藏在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形象中，技巧非常高超，比如片头有一个高难度的长镜头令人叹为观止。剧本由当时当红的苏联诗人和古巴小说家执笔，导演曾因《雁南飞》荣获戛纳影展金棕榈奖。

这是一件怪事:马克思创造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现实的经济解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包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内，发生过并且仍然在发生着的影响，远比其代表人物所觉察到的大得多。这件事实表现在下述这种广泛的趋势中：即对于社会现象，即使它们无疑地属于法律或道德的领域以内的，也拒绝作规范的解释。在社会科学家中间存在着一种倾向，硬把那些在伦理学上及法理学上认为是道德规范或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责任、权利的人的关系，归结为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事实关系;把正当及不正当、公平及不公平等价值判断认为是可用个人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观察得到的事实的命题，而不是把它们解释为符合或不符合于一个事先假定有效的规范的判断。这是一个反规范的趋势，这种趋势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认识一个规范或一个规范秩序的特别意义。这个趋势以指斥任何规范的解释都是 "不科学的"的办法来替自己辩护。在近代法律科学中，这种企图用法律社会学来代替法理学的治学态度，特别重要。
用反规范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乃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律究竟是规范的体系还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问题对于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发展起来的苏联法律理论，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个法律理论就是那名叫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特有的部分。
本书作者认为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的批判分析，不仅对科学的法理学有益，而且由于上述理由，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也是有益的。
本书下半部中所讨论的苏维埃法律理论，几乎完全是受政治的因素支配的。根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理论，苏维埃法律理论一开始就企图作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思想武器。苏维埃的法律理论驯服地适应着苏联政府的每一个政策的改变。从以下对这个理论的考查中，可以看出那种不能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科学的可耻的没落。
正当各个地方的国家权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注意:苏联把科学沦为权力的仆从这件事，是由著名学者的领导而实现的。因此本书对苏维埃法律理论的研究，就可能只限于评论最著名的学者所主张的理论。由于这些学者的重要著作已经译成德文、法文、英文－－只有通过这些翻译它们才取得国际地位－－所以不懂俄文的本书作者能够与它们熟悉，而不必担心忽略他们理论中的任何重要之点。
最后，本书作者想要尽可能地说清楚:他并不是在讨论共产主义的法律，而是在讨论应用或自以为应用共产主义原理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法律一般理论。只有当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有影响的时候，他才讨论到它的政策。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支部结合本国个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志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全文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由马克思执笔写成 。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2月24日，《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