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例
一、本书尽可能完整地著录20世纪辽金史领域的所有中外文论著，时间下限迄于2000年底，但其上限并不限于1900年，20世纪以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亦一并收入。共计著录辽金史论著9216条，其中辽史部分4721条，金史部分4495条。
二、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辽史，下编为金史。其分类之详略，主要取决于条目数量的多少。
三、本书著录的辽金史论著，计有汉、日、俄、朝、蒙（包括国内出版物使用的蒙文和国外通行的新蒙文）、英、法、德等八种文本，考虑到排版的困难，外文论著目录均译为中文。
四、若有重复发表的情况，其所有出处均予以登录；但发表之后再收入各种文集者不在此例，只著录其原始出处。
五、为方便读者查阅，凡兼及辽金两朝的研究论著，原则上分别收入上编和下编的相关门类；但考古文物资料及学术动态之类的文章，则酌情收入上编或下编，不再重出。
六、著录项目包括序号、篇名、作者、出处四栏。每条目录均按顺序分别编号，上。下编自为起迄，上编序号前加A，下编序号前加B，以资区别。
七、本书著录篇目，尽可能核对原书原刊。如篇名、作者等项内容，原书刊目录与正文不符时，一般以正文为准。
八、凡作者为两人者全录，三人以上者只录第一人，作“XXX等”。
九、按照国内学术界的惯例，考古发掘报告发表时多署单位名称，而在文末注明执笔者。为了反映实际情况，本书一般署执笔者姓名。在执笔者不详的情况下，署名仍旧。
十、中文论著部分所收录的译文，作者姓名之前均标明其国籍；外文论著部分因按语种编排，一般不再标注作者国籍。
十一、外文论著部分，西方学者凡有中文姓名者，尽量取其中文姓名；但中文论著部分的翻译作品，其作者之译名则据原书刊照录。
十二、日文论著部分，书刊名称等或有涉及“满洲”者，系指由日本关东军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保持文献资料的原貌，本书均一仍其旧。
十三、出处一项中，如有同名书刊，则于书刊名称之后标注出版地。如：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甘肃）；东方学报（东京）、东方学报（京都）。
十四、书后附录《作者索引》，系接作者姓氏笔画排列，在每位作者姓名之后列出其所有论著的序号，以便检索。
十五、作者用笔名、别号、简称者，以及外国作者译名不统一者，本书均按发表时所署姓名照录，而在《作者索引》中互相参见。如：贾敬颜（参见伯颜）、伯颜（即贾敬颜）；邓广铭（参见邝又铭、宗牧）、邝又铭（即邓广铭）、宗牧（即邓广铭）；傅海波（参见福赫伯）、福赫伯（即傅海波）。

本书精选刘浦江教授在宋辽金史领域的学术论文，按照主题排列，以见其学术格局。刘浦江教授以文献考据见长，并能娴熟运用辽金石刻材料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将历史学与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紧密结合，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疑难问题，将宋辽金史研究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目录
自序
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
试论辽朝的民族政策
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
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
金代户口研究
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
金代户籍制度刍论
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
金代“通检推排”探微
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
金代杂税论略
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
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
《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
《三朝北盟会编》研究
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
附录一 本书征引史料版本备览
附录二 本书作者学术档案

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别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字史、契丹研究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
本书收录了刘浦江先生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方面的17篇论文，记录了其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体现了其着力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研究取向，为其于辽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对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前言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首次在庆陵发现契丹文字哀册以来，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已多达30余种，契丹大字石刻也有10余种。契丹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除了这种文字先天存在的问题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缺乏活的语言资料。契丹自公元14世纪以后就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它的语言早已消亡，今天的契丹语文学家在解读契丹文字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某些亲属语言，如达斡尔语、蒙古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恩格尔语）甚至满语等等，但大量的解读实践告诉我们，契丹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它与上述诸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其二是缺乏对译的文字资料。虽然辽代墓葬中同时出土契丹小字（或大字）墓志与汉文墓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道宗哀册》、《兴宗哀册》、《仁懿哀册》、《宣懿哀册》、《皇太叔祖哀册》、《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宋魏国妃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等，但其内容都是各自独立的，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除了一个不足百字的《郎君行记》外，其它都不是与汉文对译的。
其三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工具书。我们知道，不少民族古文字都有古人留下的工具书可供利用，如西夏文、女真字、回鹘文等，这些文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世的工具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女真字，虽然女真字的出土资料非常有限，但由于有明人留下的《女真译语》可资参考，因此民族语文学界对女真字的解读就远比契丹字要深入得多。宋人著有《辨鴂录》、《夷语录》、《北虏方言》等三种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书籍，对解读契丹文字想必是非常有用的，可惜的是这几种书都未能留存至今。[1]
契丹小字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外学者并未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直至7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等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才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第一次找到了破译这种死文字的有效手段。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近二三十年来，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尽管目前距离契丹大小字的彻底解读仍很遥远，但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契丹语文学早已成为阿尔泰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契丹大小字石刻也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历史资料。然而直至今日，国内外的辽金史研究者还大都不能掌握和利用契丹文字的石刻资料。究其故，大抵可以归结为两点。一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二则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够检索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工具书，对于不谙契丹文字的历史学家来说，若想利用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哪怕是民族语文学家现成的研究成果，都常常会感到无从措手，这也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
《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的编纂，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目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出一部内容完备且便于检索的工具书，一方面将有助于改善民族语文学家解读契丹文字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将为历史学家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提供一座津梁。
作为契丹文字研究小组集体研究成果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不仅创造出一种切实有效的解读方法，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小字字形和原字字形的规范是解读这种文字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所有石刻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整理，据此厘定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全部原字和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2]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书的特点及其学术价值可以归纳如下：第一，这是一部完整收录了目前已有契丹小字资料的工具书。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共收入9种80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而本书所收录的契丹小字石刻总计为33种，另外还有其它零星的契丹小字资料16件。每个词汇均列出其所有出处，以便于使用者查阅。第二，可以通过该书检索参考词义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虽然也编制了9种契丹小字石刻的词汇索引，但却没有参考词义一项内容。
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将已有的解读结论及其出处逐一列在相关词条之下，不但为契丹语文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由此解决了历史学家无法利用契丹文字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问题。第三，该书纠正了前人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存在的若干错误。根据学界今天对契丹小字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发现《契丹小字研究》的若干讹误：a）误将一词拆为二词，如第286、481页误将《许王墓志》第20行术不姑）一词分为、二词，又将误为；b）误将两词合为一词，如第338页误将《兴宗哀册》第3行 （庆陵之）录为；c）字形摹写讹误，如第263页误将《萧仲恭墓志》第2行（女真）一词摹为，等等。本书的编纂工作始于2003年，因工作量繁剧，迁延多年方始完稿。十年来，先后有我的多位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每人分头负责编纂若干个墓志的索引，由我和康鹏博士总其成。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耶律弘用墓志》、《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室鲁太师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负责所有契丹小字资料校核拓本的工作，并根据校核结果修订录文。陈晓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耶律副署墓志》、《梁国王墓志》、《萧大山与永清公主墓志》、《尚食局使萧公墓志》；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高宇（吉林省委办公厅）：《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涿州刺史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耶律糺里墓志》。曹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耶律慈特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萧图古辞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王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耶律宗教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迪烈墓志》。尤李（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耶律（韩）迪烈墓志》、《耶律奴墓志》、《韩高十墓志》。乐日乐（中国国家博物馆）：《萧特每夫人韩氏墓志》。毛利英介（京都大学文学部助理教授）：《耶律仁先墓志》（部分）。
本书的编纂工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资助，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刘浦江2012年岁杪，于京西大有庄。
[1]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
[2]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