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社会与封建社会：一个从技术、租金到制度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尝试为这样的问题提供自己的答案，即提供一个可以描述人类社会基本行为的理论框架，并从中获取理解社会基本制度的基本思路。笔者汲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制度理论和契约与组织理论三种理论的有益要素，认同社会制度的基本决定因素在于物质方面，而且物质的核心因素是技术。与主要强调生产技术不同，《官僚社会与封建社会：一个从技术、租金到制度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拓展了技术的概念，认为社会有多种基本的行为，每种行为都有对应的技术特征。从制度与契约理论中，提取了关于制度分析的基本理念，把制度看作一种围绕资产所订立的契约，社会的制度就可以看成是社会中几种（与行为、技术相对应的）基本的资产之间根据其特性而订立的契约，其核心在于对社会产出的索取权。
我们把人看作是一个有获益动机并同时具有生产、破坏能力的主体，而社会则可以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笔者用租金这一蕴含着个体理性基础的概念描述了这种一般的关系，在租金的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对技术、群体（组织），基本制度，制度决定与制度变迁、社会福利函数等进行分析，为理解复杂的社会展示了一种广阔而统一的思路。在分析社会基本制度的决策时，笔者从社会中抽象出三种基本的社会行为，即生产行为、暴力行为和公共筹资行为。这三种行为的特性决定了社会在博弈中的地位和最终收益。
在此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试图用此来理解社会在这两种基本制度——官僚制和封建制之间的选择。模型分析了社会的几类核心的群体（即几种技术和社会必然呈现的若干功能）——生产者、暴力组织和官僚组织的博弈情况，通过计算辖区和官僚贪污这两个中间变量，最后通过计算社会剩余来理解各种技术和外部环境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及具体机制。
模型分析表明，尽管相对封建社会，高统治者皇帝更偏爱官僚制，但官僚技术会对官僚社会能否存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官僚技术很低的社会无法承担高昂的官僚成本（征税、培训官僚，特别是合谋产生的贪污）。外部威胁的增加和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会增加官僚社会的优势。尽管官僚制社会可能需要更高的生产力以承担官僚成本，但相比封建制下的封建主，官僚制下的皇帝支持生产力提高的动力更为欠缺。

《暴力与社会秩序》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暴力问题，揭示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是怎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在大多数我们称之为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的社会里，暴力的限制是通过对经济的政治操控而产生的特权利益（privileged interests）来达成的。特权使暴力不至于被强势的个人滥用，但这么做无疑又会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反之，现代社会则是通过开放经济与政治组织的权利，培育政治与经济的竞争，来限制暴力的。本书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以及为何开放的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较为发达、何以有25个国家由一种社会秩序转型为了另一种，提供了一个框架。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同路人。本书是他去世前完成的作品，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探求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合同、公司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虽从经济学入手但又*了经济学。本书短小精悍，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介绍，又有对中日两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于想要了解青木昌彦近年来的研究以及制度经济学*新进展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佳作。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