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研究十九世紀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引介西方印刷術到中國，並取代中國傳統木刻板印，成為主要圖書生產技術的經過。主要的史料是英國各圖書館檔案機構保存的傳教士檔案與當年印刷出版的書刊。討論的內容以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為中心，探究他本人和一些後繼傳教士的相關作為和影響，以及他們和中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傳教士引介西方印刷原是為了便於傳教，結果卻遠超出預定目的之外，不但改變了中國已有千年傳統的圖書形制，而且促成近代中文報紙雜誌的出現，並產生近代化的圖書出版業。在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中，西方印刷術扮演了重要的傳播工具角色。

This beguiling book asks a set of unusual and fascinating questions—why is early Chinese printing so little acknowledged, despite anticipating Gutenberg by centuries? Why are the religious elements of all early printing overlooked? And why did printing in China not have the immediate obvious impact it did in Europe?
T. H. Barrett, a leading scholar of medieval China, brings us the answers through the intriguing story of Empress Wu (AD 625–705) and the revolution in printing that occurred during her rule. Linking Asian and European history with substantial new research into Chinese sources, Barrett identifies methods of transmitting texts before printing and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eventh-century China. He explores the dynastic reasons behind Empress Wu’s specific interest in printing and the motivating role of her private religious beliefs. He also deduces from eighth- and ninth-century Chinese record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lesser impa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than in Europe. As Renaissance Europe was later astonished to learn of China’s achievement, so today’s reader will be fascinated by this engaging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and the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of Empress Wu’s China.

本书是集科学研究论证和实物图版于一体的学术专著，主要论述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过程、早期传播范围和路线，首次系统刊布了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印刷品和有关活字的材料。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rinted material, including newspapers, pamphlets, almanacs, and broadsid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as a forum for public debate. In Revolutionary Networks, Joseph M. Adelman argues that printers—artisans who mingled with the elite but labored in a manual trade—used their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to directly shap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ideology and mass mobilization. Going into the printing offices of colonial America to explore how these documents were produced, Adelman shows how printers balanced their own political beliefs and interests alongside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ir businesses, the customs of the printing trade, and the prevailing mood of their communities.
Adelman describes how these laborers repackaged oral and manuscript compositions into printed works through which political news and opinion circulated. Drawing on a database of 756 printers active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era, along with a rich collection of archival and printed sources, Adelman surveys printers' editorial strategies. Moving chronologically through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o the war's aftermath, he detail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s of printers and explains how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first a revolution and then the new nation.
By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t and intertwined roles of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rhetoric, this book essentially refram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rinters, Adelman argues, played a major role as mediators who determined what rhetoric to amplify and where to circulate it. Offering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American print culture, Revolutionary Networks reveals how these men and women managed political upheaval through a commercial lens.

这部由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携回的王玠《金刚经》产生于公元868年，它是目前世界纪年最早的印刷书籍，现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英国著名汉学家吴芳思和英国国家博物馆修复部主任马克·伯纳德，在本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关于发现、转移和修复经过，更在中国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等 更广泛的背景下，为我们呈现了印刷这部《金刚经》的纸张、油墨乃至印刷工序等种种珍贵的历史资料。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历时近40年（1972—2010），终于使这部破烂不堪的《金刚经》印本恢复至近乎诞生时的模样。
本书以客观、冷静、真挚的笔触，并配与珍贵的插图，从人文、历史的广阔视角，涵盖中亚考古、佛教典籍、印刷工艺、文物修复等多领域知识，叙述了这部王玠《金刚经》印本重见天日的完整过程。

石印术是十八世纪末西方人发明的一种平版印刷术，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一度取代雕版印刷成为当时出版业的主流技术，在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本书以考察这一印刷技术的特点为切入点，专注于考察在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激荡下，印刷技术的变革对中国传统书籍出版文化的影响。
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中文石印技术与书籍的专著。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计八章。第一部分重点考察石印术在欧洲发明的背景、过程、特点及应用情况，厘清不同石印方法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与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西方铅印技术的关系，以便更为清晰地了解石印术在中国被接受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以上海地区的石印业为中心，对石印术在中国的传播展开全面调查，尝试勾勒石印术在清末民初的发展历史轨迹，考察印刷技术的变革对出版事业的影响，发掘石印业与我国传统雕版印刷业之间的关联。第三部分分别从传统四部书籍和西学书籍入手，从文化层面上考察印刷技术的变革对我国传统书籍的出版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之关系。
本书期望通过以上考察，展示西方石印术被国人接受到广为利用的过程，探讨其被接受的原因，加深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技术相融合的理解，并促进对我国书籍出版文化之近世变迁的理解。

本卷讲述了王琦认可的将军。成为新千人将的信因廉颇四天王玄峰的计策而陷入苦战。可老奸巨猾的玄峰却被秦军的副将一招闯空门给直捣黄龙。

麦克卢汉是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其建立在电子媒介基础上的“地球村”概念早已家喻户晓，其“电子媒介思想”在学术研究中已得到极度张扬，但作为其媒介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刷媒介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形象地说，我们所认知和熟悉的麦克卢汉，只是“数字麦克卢汉”这一副面孔，而非麦克卢汉的“整体”形象。因此，彰显麦克卢汉的另一副面孔——“印刷麦克卢汉”，成为麦克卢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有助于构筑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全貌，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今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相交织、相争雄的新文化状况。从美学视角研究麦克卢汉是当前国际学界的一个新动向。本书即以“美学”作为切入视角，对麦克卢汉印刷媒介思想中之于西方传播学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媒介人文主义”和“感知效应范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发。在学术观点上，本书将麦克卢汉置于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整体发展脉络中，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历史观”、“媒介感知论”、“媒介认识论”等进行了理论化概括，对麦克卢汉“没有方法的方法论”、“印刷个人主义”、“印刷民族主义”、“媒介文艺思想”等进行了系统评述，提出“麦克卢汉开启了‘读者参与创作’的后现代论题”、“麦克卢汉的‘印刷民族主义’思想在西方学界有关媒介与民族主义的探讨中具有开创意义”等观点，彰显出麦克卢汉印刷媒介思想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
精彩试读
结 语
尽管麦克卢汉论述印刷媒介的那个时代要早于我们整整半个世纪，但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星系—“谷腾堡星系”与“马可尼星系”—重组时期的状况，却与我国当前所处的境况极为相似。正如他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生活的时代同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一样，均处于两种文化相交汇的时期。以麦克卢汉媒介历史观的眼光看来，所谓“两种文化的交汇”，其实质是“两种主导媒介的相遇”。就像莎士比亚时期手抄本传统与当时新的印刷技术融合一样，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新”（数字媒体）、“旧”（印刷媒体）媒体的融合与互补。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只有在“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才是发现真理和真正给人以启示的时刻，也才是人们得以从日常的自恋、恍惚和麻木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因为两种不同媒介的相交，使我们停留在两种媒介的边缘”。由此，麦克卢汉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对印刷媒介与现代个体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印刷媒介与文学中“视觉模式”的确立、两种星系重组时期“印刷人”的转型等问题的精彩洞见和精辟论述，对于我们认清我国当前的媒介环境以及电子媒介条件下人的境况等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可以说，在电子星系与印刷星系重组的背景之下，对正在趋于“过时”的印刷媒介进行研究—比如，印刷媒介的过去意义与当下作用，电子媒介对印刷媒介及其现代性后果的侵蚀，以及印刷媒介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印刷媒介给予现代文明的馈赠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认清电子媒介带给我们的值得珍惜的价值和可能带来的伤害，教会我们在电子时代的生存策略，让我们不至于被电子媒介所奴役和操控。或许，这正是我们探讨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特别是印刷媒介思想的重要意义所在：“麦克卢汉给人以启示，使人们能够对当前的真实情况做出检视，以对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

《印刷书的诞生》是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与马尔坦的经典之作，自一九五八年於法国出版以来，已成为西方书籍史与出版史研究人员必读的基《印刷书的诞生》目。印刷书的勃兴是一段不容小觑的历史进程，费夫贺与马尔坦在这部广获好评的史书中，聚焦于1450至1800年间，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的早期图书史，带领我们探究印刷书诞生的源起，以及西方文明从手抄本迈入印刷书社会的革命性转型。年鉴学派治学之道的极致范例，尽在书中呈现。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和造纸术一样，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关于印刷术的起源、演进和传播，中外学者曾经作了不少研究。但是一部全面的、详尽的和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历史，却一直没有出现。张秀民先生新作《中国印刷史》的出版，不仅在这一专题的领域中，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即对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的研究和了解上，也增加了一节重要的篇章。 这本书的内容广泛，体大思精，洋洋五十万言，包罗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地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他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特的见解。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一部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
目录
钱存训博士序
李希泌先生序
自序
增订版自序
凡例
第一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前言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的发展
唐代（618-907）雕版印刷的始兴
五代（907-960）监本及蜀国、吴越的印刷
宋代（960-1279）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辽代（916-1125）雕刻两部《契丹藏》
金代（1115-1234）监本及雕印佛、道藏
西夏（1038-1227）
大理（937-1253）
元代（1271-1368）刻书衰落
明代（1368-1644）刻书又大盛
清代（1644-1911）各种印刷的兴衰
太平天国（1851-1864）刻书
第二章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活字印刷的发明
活字印刷的发展
西夏活字
元代活字
明代活字
清代活字
活字本的形式
活字本的内容
活字印刷未能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活字本目录
第三章 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
五代
宋代
辽代
金代
西夏
元代
明代
清代
第四章 中国印刷术对亚洲各国与非洲、欧洲的影响
亚洲
非洲
欧洲
附录
跋
增订版跋

近代以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浪潮席卷全球，出版印刷业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渐次被打开，绵延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雕版印书业，不得不面对并经受全球现代化大势的挑战，开启向近代文化的转型。
本书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从1807年至1873年的六 十余年间，各教会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引介西式金属铸字印刷中文图书的过程，也即是一幅十九世纪西式印刷逐步登陆中国并渐次展开，直至发展成熟后被广泛采用的完整而清晰的全景图。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西式出版印刷从落地到成熟过程的精细之作，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及了解近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力作。

西方的鑄字印刷術東傳，不僅全面取代中國木刻印書傳統，
更深刻地影響百餘年來的書籍文化。
直至十九世紀為止，中國人主要以木刻印書已久。這項千年以來中國圖書文化的重要特徵與技術基礎，卻在十九世紀遭遇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並在同一個世紀末被普遍地取而代之，進一步引發了中國圖書文化的連串變動。
本書內容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1807年來華至1873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出版的精細之作，也在印刷出版史、中外關係史、文化交流史與漢學史等研究領域深具意義與貢獻。
本書作者根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從縮微膠捲奮力抄錄了幾十萬字左右的書信內容，透過對大量英、美傳教檔案之爬梳，發掘許多為人所不知曉的印刷所的歷史、印工故事，探討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對相關近人研究，多所採納更正。在大量傳教檔案資料中重構史事，發為文字，殊為不易，然全書卻見敘述嚴謹、井然有序。透由本書可以瞭解中國圖書生產技術轉變的過程和全景，勾勒出西方印刷術來華完整與清晰的一幅圖像。
印刷方式的改變不僅使中國圖書捨棄了本來「中式的外衣」，改穿起「西裝」，還進一步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各個環節都連帶轉變，深刻地影響了百餘年來的圖書文化。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共辑论文五篇、附录两篇。论文的前四篇原拟收在拙著《中国历史考古论集》中，后因讨论雕版印刷的文字也可以不属历史考古学范畴，出版社的同志认为另册付印为好。编者接受了个这个建议，并把《宋元史料目录》讲稿中的《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一节，排在《南宋的雕版印刷》之后，作为该文的补充。
附录一是1948年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参加撰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时，编者分担的部分任务。附录二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前夕，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张玉范同志商议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的草目。两篇附录记录了编者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工作联系；40年代以来，为了学习、教学、科研，凡翻检中外文献，大半也唯北京大学图书馆是赖。饮水思源，谨以这几篇有关雕版印刷的重订稿，预贺即将到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大庆。

本书对1876年至1937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书中通过详细的文史资料介绍，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样地，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

造纸术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并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在推动中国和全世界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潘吉星研究员一直坚持在纸史领域耕耘，特别偏重对纸史中技术和应用部分的研究，解决造纸技术起源及其发展问题，探讨各种纸原料、制造技术、在社会上用途的推广和印刷中应用等，并对纸的西传及其影响作了深入的研究。本书中，作者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将文献考证、考古发掘、古代实物标本的分析化验、模拟实验、传统技术调查、中外技术比较和技术原理探讨等七个方面结合起来，作交叉的综合研究，同时还结合有关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全书还配以精美图片200多幅，大多是各个时代出土的纸以及印刷品。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印刷发展史上三个最关键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上篇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对印刷术的产生原因和时间，做出了合理的说明。中篇深入考述唐宪宗元和年间是否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大量刊印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研究指出，印刷术由民间文化层面进入上层精英文化领域，是唐代末年至五代时期发生的事情。下篇集中论述活字印刷中的铜活字问题。